七八年前，還在南京讀書的時候，一次約作家黃梵在茶吧聊天。他談起了作家們的寫作習慣。比如，席勒要聞著臭蘋果的氣味才有靈感等等。

說來慚愧，那時我正在準備以席勒為題的博士論文，卻沒有留意到席勒有此癖好。

后來在《歌德談話錄》中才讀到了關于席勒的這一癖好。

作愛克曼 輯錄 朱光潛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8-9

那個下午，黃梵不僅提到了一些中外作家的寫作習慣，也談到了他自己的寫作習慣：每天上午寫作，直到午后；寫作時必得有綠茶相伴，沒有一杯香茗在旁，寫不下去。

相比席勒的怪癖，這一寫作習慣似乎要常規和文雅得多。

他還談到身邊的幾個朋友“害怕寫作”——雖然寫作多年，卻沒有養成持續、穩定的寫作習慣，因而害怕坐到書桌或電腦前。

這話叫我至今難忘。因為我也被類似的問題所困擾。

在寫作中，我經常顯得缺乏耐心，一篇文章總想一口氣寫完——但大多數時候都不可能如此。寫不完，就會坐立不安，晚上也休息不好。

也許部分地由于這個原因，十幾萬字的博士論文就寫得自己頸椎和腰椎都出現了狀況。

在這個過程中，我深切地感到，寫作不僅是腦力活，也是體力活。既是體力活，就要把握好節奏，張弛有度。

當然，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很難。直到現在，我也不敢說自己能夠做到，雖然感觸和理解的確多了些。

海明威

前幾年重讀《海明威談寫作》，讓我對寫作似乎有了新的認識。

這個大塊頭、很漢子的作家關于寫作的話，叫人看了心里一陣激動。

他講，自己每天早晨起來寫作，剛開始的時候感到有點冷，寫著寫著就暖和了……對他來說，難的不是寫，而是在完成每天的寫作量后，挨到第二天的來臨。

我能感受到，在那種等待中，有至高的愉悅與幸福。

海明威的話終于讓我比較切實地意識到，無論一個作家的生活看起來多么精彩和光鮮，寫作本身都是一件極其個人、也非常不易，需要用每一天的努力去做的事。

《怪作家》是我翻譯的第一本書。如果不是好友任建輝的推薦，很可能我會像之前一樣推掉。

翻譯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何況有翻譯大家的高標樹在那里，僅僅出于敬畏之心，也不敢輕易為之。

《怪作家》，也可譯作《古怪的作家們》或《有怪癖的作家們》，為書名響亮故，取《怪作家》。

《怪作家》

［美］西莉亞·約翰遜 著 宋寧剛 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在翻譯過程中，我對翻譯實踐的諸多難題有了更多體會。

舉例來說，如果放在十年前，我會毫不猶豫地去批評“牛奶路”式的翻譯，可是現在，似乎多了一些猶豫、躊躇：難道從小讀過教會學校的趙景深會不知道“牛奶路”是銀河？

如果知道，他為什么要這樣譯？他更深的想法是什么？雖然魯迅批評趙景深，可他自己不也說要“硬譯”？他這么說，也這么做了。

在翻譯中，我也不斷想起傅雷和錢鍾書關于翻譯的一個爭論：西語中描述的安靜，后者主張譯成一根針掉到地上也能聽見，前者則主張譯成仿佛一只貓走過。

不止一次，我覺得兩種譯法都有道理，因而在兩種翻譯觀之間徘徊。

我非常認同朋友說的，譯文的陌生性是閱讀翻譯文字的價值之一，尤其在今天這樣一個多元化不斷被消解的“地球村”。

但是，在譯文中我還是想更多地照顧到一般漢語讀者的閱讀習慣。

當然，由于在中文表達上的捉襟見肘，以及難以避免的疏漏，上述愿望究竟實現了幾分，只能由讀者來判斷。

約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馮·席勒

書中有些作家的行為實在稱得上“怪癖”。

比如前述席勒聞著臭蘋果的氣味才更有寫作靈感，再比如納博科夫、阿加莎·克里斯蒂等更喜歡在浴缸里寫作（后者不僅待在浴缸里，還喜歡在浴缸里吃蘋果），杜魯門·卡波特要賴在床上才能寫作，威廉·巴特勒·葉芝則喜歡像龍卷風一樣快步走在大街上，一邊揮舞著手臂一邊喃喃自語，完全沉浸在靈感激蕩下的創作中……

另一些說不上怪癖，至多算是習慣。

比如，有些作家喜歡在白天，尤其早上寫作，有些則喜歡在晚上寫作；許多作家都喜歡散步，并且在散步時構思作品，還有些喜歡在戶外寫作。只有尤朵拉·韋爾蒂一邊開車一邊寫作，算是傳奇和怪癖。

從書中所講的作家們的情形來看，總體而言，如果不是因為白天里有人攪擾，選擇在夜里寫作的人會少之又少。

巴爾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不得已才在晚上寫作。還有一些選擇在晚上寫作，是因為白天的工作占了他們太多時間。

一個人，內心里有多少沖動和激情，才會為了寫作，在夜里想盡辦法與疲勞和困倦相抗爭？

席勒如此，巴爾扎克如此，卡夫卡也不例外。

弗蘭茲·卡夫卡

看著卡夫卡從深夜寫到第二天清晨，幾乎來不及休息一下就去公司上班，我們很難不動容。這就是一個作家為寫作付出的代價。

如果說巴爾扎克為了提神而不斷喝咖啡，直接毀壞了自己的健康；那么，席勒、卡夫卡后來所患的肺結核，以及40多歲的早逝，與多年的熬夜寫作很難說沒有關系。

有時，一個作家為了寫作而可能付出的不僅是艱辛和努力，還有自我的獻身。

巴爾扎克可能算有史以來最努力的作家之一。喬伊斯和普魯斯特呢？

為了寫作，他們需要克服的更多：喬伊斯弱視，不得不用蠟筆在紙上寫很大的字，甚至為了獲得更多的光源，特意穿著白色的衣服寫作；普魯斯特長期臥病在床，不僅要克服外面世界的干擾，還要克服身體的痛苦——為此，他一定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正如他的仆人所說，真不知道他每天晚上什么時候睡。

這種在艱難抗爭中努力寫作的身影，更讓人難忘。

從左到右依次為：龐德、約翰·奎因、福特、喬伊斯

相比之下，托尼·莫里森每天早上五點鐘起床，為了能夠在孩子醒來之前寫作，雖然沒有喬伊斯和普魯斯特那樣“悲壯”，卻有一種更為日常的堅持，同樣動人——許多女作家都是這樣，在生活的間隙里寫作。比如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加拿大女作家艾麗絲·門羅。

如此，我們就知道這些名作家們是如何寫出偉大作品的：以其超乎常人的激情和努力。

雖然作者在導言中說，這本書不回答“作家如何寫出偉大作品”的問題，但實際上，這個回答已經寓于作家們奮不顧身地寫作行為當中了。

（作者：宋寧剛，系西安財經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怪作家》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