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訪談錄》皮埃爾·卡巴納 著 王瑞蕓 譯 廣西師大出版社 2013年第2版

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給藝術提出了一個可疑而又可信的定義：

“藝術”這個詞……就我所知它是從梵文來的，它的意思是“做”。

說它可疑，因為不管是法語還是歐洲各種語言中的“藝術”一詞，好像都沒有必要從印度進口吧？說它可信，則是因為在多種語言里，千真萬確，“藝術”就是或等同于“做”，亦即人為的、人工的制作，它是一種自覺的、有意識的技術活，有別于造化。大自然生成萬事萬物，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人所“做”出來的東西，大體都是上海話說的“作”出來的，實在并不值得太當一回事。

杜尚把“藝術”還原為“做”，還有另一層意思。就在說出這個定義之前，他說：

我羞于用“創造”這個詞，……從根本上說我不相信藝術家的創造功能，他和其他任何人是一樣的人。他的工作是要做某種事情……

與其說他羞于用“創造”這個詞，不如說，他羞于以“藝術家”自命。終其一生，他總是跟藝術家們格格不入。1912年，他把自己的油畫《下樓的裸女》送去當時巴黎的前衛藝術團體“獨立沙龍”參展，被認為不符合他們所劃定的立體主義的范式。他懶得跟這些固守門戶的自由藝術家們爭辯，更沒想過按照他們的要求加以修改。他立即收回作品。從這件事，他認清了自己的處境，就去找了個工作，成了一家圖書館的管理員。

一個25歲的年輕人，憑著一點意氣，一點驕傲，一點自負，都足以讓他收回作品。這很正常。但是剛剛嶄露頭角，正要打開局面的時候，卻整個兒脫離藝術圈，去做圖書管理員，就有一點不同尋常了。類似的情形，在哲學家那里不算少見，廣為人知的就有磨鏡片的斯賓諾莎和做小學教師的維特根斯坦。藝術家的先例可不太好找。尼采說，最好的作者就是羞于成為作家的人（《人性的、太人性的》第192節）。這句話套用到杜尚身上也正合適，只要把“最好”一詞看作（它本來就是）修辭就可以了，當然，也有人認為杜尚毫無疑問就是“最好”的。而他既然羞于成為藝術家，因此，他之所以還要“做”藝術，實在是出于一種不可遏制的需要——通常可以把這種需要稱為熱愛、沖動或激情，但是對杜尚都不合適，因為他太冷靜了，那是一種高智商的冷靜。

將近八十歲的時候，杜尚接受卡巴納的訪談。他一開口就說：“我很幸運，因為我基本上沒有為了糊口去工作。”

看起來，他好像有意無意地遺忘或掩蓋了一部分事實：除了在巴黎做過圖書管理員之外，后來，在美國，為了掙錢糊口，他還給不少人教過法語（一小時掙兩美元），雖然那時候他已經在美國出名，有人購買、收藏他的作品（有人開一萬美元包買他一年的作品，他拒絕了）。實際上，可以認為，他真正想說的是，他沒有為了糊口而創作，“沒有感到非要做出點什么來不可的壓力”。他似乎對藝術、對藝術家，都毫不在乎。很多藝術家的天賦表現為高度的專注，就像李小龍說的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到一個點上就能無堅不摧，他們的能力、才華是高度專注的結果，而杜尚的天賦卻表現為他所特有的不在乎，雖然你也可以說他的不在乎的另一面恰恰又是極度的認真。他多次說過：“我沒有畫家們一向有的那種心態：想展出自己的東西，希望被接受，然后受到批評家的夸獎。”類似的，還有：“我不是那種出售自己作品、每兩年開個展覽的畫家。”他只是以他的方式做他愛做的東西。

他從來都不勤于創作，而是更癡迷于下棋。他沒在藝術家的圈子里混，倒是成了法國棋協會員，接受職業訓練，參加國際比賽。他一輩子所寫的唯一的一本書就是棋書。

不過，時不時地，杜尚也參加過一些展覽，也賣過一些畫。他對這些事情全都抱著無可無不可的態度。有時候他記不清自己是把某一件作品送給了某人，還是賣給了他，因為他總記不住錢的事兒。確實，這有一部分來自運氣。早年，他父親完全支持他和他的幾個兄弟姐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這位公證人的六個子女有四個成了藝術家）。在他成年之后，整個社會環境還比較適合過一種道地的波西米亞式的生活，物價不高，房租很低。所謂運氣，也就這么多，要我說，也足夠了。相比之下，他主動放棄的東西可能還更多一點。除了藝術家的名利之外，他放棄了普通人的生活：

一個人的生活不必負擔太重和做太多的事，不必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車。幸運的是我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相當早，這使我得以長時間地過著單身生活。

也許，對他來說，那都不叫“放棄”，他說自己比自己所想象的還是個天生的單身漢胚子。事實上，他在40歲的時候結過一次婚。可是，他發現“婚姻和其他的事情一樣沒勁”。這段婚姻只維持了六個月，無疾而終。這里大概有必要說一句，他說自己絕對正常，可以說非常健康，“沒生過什么大病，沒有抑郁癥，沒有神經衰弱”。他有一些，似乎可以說很多親密的女友。后來，他在67歲的時候結婚，從此過著幸福的生活。

顯然，他不是那種為了事業放棄生活的工作狂。他只是非常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樣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完全不為外界所動。關于生活和工作，他說：

我本該努力作畫的，但我骨子里太懶。我喜歡活著、呼吸，甚于喜歡工作。我不覺得我做的東西可以在將來對社會有什么重要意義。因此，如果你愿意，我的藝術就是某種生活：每一秒、每一次呼吸就是一個作品，一個不露痕跡的作品，那既不訴諸視覺，也不訴諸大腦。那是一種持續的快樂。

一方面，不要說藝術家了，就算是終日為生計而勞苦奔波的普通人，大概也沒有幾個會承認自己的工作沒有什么意義。另一方面，不要說普通人了，就算是整天擺足了架勢的藝術家，也沒有幾個會好意思說，自己的生活就是藝術或藝術就是生活。我們通常也就是把這樣的話作為溢美之詞，用來恭維那些事業有點成就、生活相當考究，然而內心軟弱、需要別人羨慕和鼓勵的人。而這個等式（藝術=生活）對于杜尚來說，還真是再自然不過了。如果說，身為小學教師的維特根斯坦，仍然是二十世紀絕無僅有的天生的哲學家，那么，同樣的，做管理員、教法語、下棋的杜尚，仍然是真正的藝術家，每一天、每一時刻都不例外。

如此說來，他的 “現成品”（Ready-Made）也就順理成章了。1913年，他把一個連著支架的自行車輪倒過來固定在凳子上，做成一個雕塑。這是他做的第一件現成品，只不過當時他還沒有產生“現成品”的想法，“那只是個消遣，沒有什么特別的原因要做它，也沒有任何意圖要展出它，或者要拿它來說明什么”。此后，他做過一些類似的東西。1915年，他買了一把雪鏟，在上面題了一句“折斷胳膊之前”，作為他的作品。“現成品”的概念在他的腦子里成形。他對它們的選擇、題詞和呈現，使它們脫胎換骨，舍棄了原來的使用功能，成為藝術品。1917年，他在紐約參與組建“獨立藝術家協會”。這個協會第一次辦展覽，作為評審團成員的杜尚匿名送去了一個瓷質小便池，起名為《泉》，簽名為R.Mutt。它沒有展出，被扔在角落里。他的一位朋友買下這件在現代藝術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又把它弄丟了——很有可能被家人當廢棄物品處理了，就像杜尚別的一些作品所遭受的下場。后來，杜尚重新“做”了幾個。

現如今遍布世界各地、各種空間里的“裝置藝術”，不可避免地都帶著一點《泉》的基因。耐人尋味的是，看起來裝置藝術的門檻很低，真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卻極其罕見。也許是《泉》的光芒太強烈，使它身后一百多年的后代們全都黯然失色。同時，這個“泉”也強烈沖刷著人們的藝術觀念，它沖破了藝術的邊界……這里實在不能對它說更多了，免得一不小心寫成一本書。

雖然看起來很不勤奮，杜尚的創作，或者說創意、創新（他多半會羞于貼上這兩個用濫了的標簽），還是像泉水一樣源源不斷；而且，不管自己的作品是否得到外界的認可，他總是在改變自己。他很早就自覺放棄或拒絕“繪畫”，不僅是架上繪畫，而且是任何種類的繪畫，當然，也包括油畫，“因為這個畫種已經存在了有五百年了，它沒有理由永遠存在下去。結果是，如果你能發現另外的自我表達方式，你會從中受益的”。不管你是不是接受他對繪畫的這些觀念，也一定會贊同他的“渴望改變”。他說：

我一直都被一種心思困擾著：不要用同樣的東西。……他會被過去的事情控制、占領。哪怕主觀上并不愿意，……為了做到一個完全徹底的決裂，這是一場不停止的戰斗。

這好像是杜尚一輩子都少有的顯得有些積極的表述，可見“改變”或“創新”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對別人，他也有同樣的期待：

我一直沒有見到多少新東西。如果有人向我展示一些完全新的東西，我將會是第一個想去理解它的人。

他如此汲汲以求改變或創新，同時，又有足夠的耐心，可以用二十年時間，在不為人所知的情況下，創作一件作品。這件作品的題目是《給予：1.瀑布2.燃燒的氣體》。直到去世之前一年，他才讓人看到這件作品，卻一直沒有說明，也沒有人知道，它要表達什么意思。想想他這一輩子還把更多的時間用于下棋，它究竟有沒有或者有什么意思，也就不重要了。在他看來，“任何一個天才……他一生中數得上的東西也就四五件，剩下的就是一些填充物了”。他一定會說自己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