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上海書展上，平野啟一郎帶著《日蝕》《一月物語》來滬，首次與中國大陸讀者見面。本報記者溫瀟攝

1998年的某天，日本老牌文藝雜志《新潮》的總編輯前田速夫如常來到社里，不料一個裝滿16頁信紙的厚厚信封早就寄放在了他的辦公桌上。這顯然與平常的咨詢信件不同，他很好奇地打開信封讀了起來。

“在下平野啟一郎，京都大學法學部大四學生。”以這樣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開頭，作者就滔滔不絕地闡述起自己的文學觀——“作為藝術的文學現在最為渴求的，就是神性這種理念。人們墮入了日常性的茍延殘喘之中，正是在這樣的當下，才更需要一種作為超越機會的藝術體驗”……信件最后寫到：應征新人獎，作品被評委非議，（這在我的）信念上難以接受，如若果然拙劣，只得煩請扔進垃圾桶，不過無論如何還是想請您垂讀這篇新作的原稿。

才華橫溢的青年作家居然是一位“潮男”

信中波德萊爾、尼采、榮格、伊利亞德、巴塔耶等名字被旁征博引，令前田速夫感到這位博聞強識的作者非等閑之輩。那堅定不移的文學觀，乍看帶有古風又很正統的信念，有可能會給后現代主義總崩潰的當下打開風穴。前田立即回信讓作者把原稿寄來，其后收到的稿子，便是日后獲得第120屆芥川文學獎的獲獎作品《日蝕》。

讀罷《日蝕》初稿，前田驚嘆于文章的品質如此之高，便迅速趕至京都，親眼確認如此早熟有才之主究竟何人。沒想到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位一頭茶色頭發、左耳戴耳釘，怎么看都是時尚潮男的人物。在兩人的交談中，只要前田問到某一點，對方當即就能以十倍的體量回答。不僅如此，平野對三島由紀夫和太宰治也是頗有見地。就是那次會面，讓前田決定在《新潮》1998年8月號卷首一口氣發表這位無名新人的作品，這也是該雜志自創刊以來的首次。

雜志出版后，前田用“可謂三島由紀夫的轉世神童之作”作為宣傳語。后來，加上“繼大江健三郎、村上龍之后，史上最年少的在讀大學生獲芥川獎”的話題性，該作的單行本大賣。在此之后，平野以明治三十年奈良縣十津川的山中為舞臺的第二部作品《一月物語》，也在《新潮》1998年12月號卷首發表，單行本發行后，隨即也成為暢銷書。

前田說，所謂編輯，如果以相撲為喻，常常被認作是呼喚力士上場之人，“我認為沒有比把自己認可的新人充滿自信地叫上相撲臺更令人振奮的了”。

這就是20多年前平野啟一郎走上文壇的一個簡短經過。敘述人前田速夫先生目前也已退休，他把這段塵封往事寄到記者手上之時，正好是2017年上海書展平野啟一郎帶著《日蝕》《一月物語》來到上海，首次與中國大陸讀者見面的時候。那也是平野的作品首次被引進中國大陸。

“大江先生的政治態度才是小說家應有的姿態”

說實話，最初記者也是被腰封上“三島由紀夫轉世”這個宣傳語吸引，繼而開始閱讀平野的作品，關注他在大眾媒介上的言論。不過，平野的政治態度與晚年三島主張修改憲法第九條的右翼思想完全相反。平野對記者說：“作為一名文學家，就政治態度而言，我與一向擁護和貫徹戰后民主主義思想的大江健三郎先生有著強烈共鳴，并對他抱以敬佩之情。”尤其是近年來日本政治狀況每況愈下，平野就越發對大江先生心生敬佩，并不斷思考小說家應有的姿態。

那他與三島由紀夫的關聯又是怎么回事呢？記者順藤摸瓜，從把他推上文壇的《新潮》前總編輯那里找尋線索。據前田先生回憶，之所以會在最初的按語中用“可謂三島由紀夫的轉世神童之作”作為宣傳語，是他從平野身上感到了同為法學部出身三島的魅力，雖年紀輕輕卻有著與年齡并不相稱的博識、豐滿華麗的語匯、建構故事的能力、反時代性、才華橫溢等，這一切都讓他仿若看到了年輕的三島。前田本人當時并未覺得這個說法夸張，但因為這可能會讓平野由此被視為三島的模仿者，給他帶來的困擾而感到抱歉。

平野坦言，沉醉于文學的契機，是在14歲那年讀了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彼時對三島的文學有著強烈的憧憬，他渴望也能夠用那種華麗奪目、光輝絢爛的辭藻表達思想，文體上確實受過三島的影響。

文學必須解答個人應該如何生存

平野對記者回憶，1994年大江健三郎獲諾貝爾文學獎時，正值他剛上大學，當時很多人都想挑戰閱讀大江的《燃燒的綠樹》，結果大多以失敗告終。而他則從大江初期的作品《死者的奢華》《飼育》開始讀起，也受到了不小的沖擊。

日本出版界上點歲數的編輯經常會提起“大江出道之時，令同時代很多有志成為小說家的青年斷念”這個傳說，平野對此深有同感。他說，讀到大江作品的時候，與其說不由地開始厭惡寫作本身，不如說是對自己開始失望。“近代以來，日本文學史上有那么幾位杰出的小說家，但沒有比大江先生更讓人如此痛感了。”

以《日蝕》這部小說出道時，很多人不解平野為何要寫中世紀末期的歐洲。旁人會問：大江健三郎、村上龍都寫出了強烈表現同時代的作品，你這是寫的啥？平野認為，《日蝕》這部作品，恰恰反映了上世紀90年代末期充滿了世界末日感的日本。在網絡普及前，人們都說文學已完結，針對這樣一些沒有前途、基調晦暗的說法，平野創作了具有中世紀煉金術士神秘色彩的《日蝕》，以及表現明治維新后日本大量吸收西歐文化，卻僅停留在表層的《一月物語》。

平野認為，文學必須解答個人應該如何生存這個問題，需要更新的不是一時的安撫之策，而是整個世界觀。他經常就“想做之事”“能做之事”和“應做之事”進行思考。剛出道那會兒，他認為應該做“想做之事”，便發表了《日蝕》《一月物語》和《葬送》等“浪漫主義三部曲”。之后，他便思考除了那時流行的“終結”小說外，還有哪種可能？于是他持續了一段“能做之事”的實驗期，并發表了《高瀨川》和《滴漏時鐘的波紋》等實驗性短篇小說，這是其創作生涯的“第二個時期”。從“第三個時期”的長篇小說開始，平野便考慮現在真正“應做之事”究竟是什么，發表了一部題為《何為自我：分人理論》的評論集，形成了自己的“分人”理論。

值得注意的是，要探討令和時代日本文壇的可能性，還要看是不是獲過大江文學獎這個風向標。這里不得不再提一人，就是中村文則。他是繼平野之后，《新潮》前總編輯前田速夫發掘出的又一位實力作家，是芥川文學獎和大江文學獎的雙料得主。這兩位70后作家顯現出的共性，就在于與前輩作家一樣關注到內心細微感受的同時，更多地關注到一些宏大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