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奧塞斯這樣的評論家看作是拉丁美洲前途最光明的作家是什么感覺？”面對墨西哥版《花花公子》記者瑪麗斯坦的這一提問時，波拉尼奧想必是狂笑不止，他答道，“這一定是個笑話。我是拉丁美洲前途最不光明的作家。”那年他五十歲，死亡“這位尊貴的女士”很快就要找上門。但是他馬上補全了這個回答，“我是擁有最多過去的那種作家，這才是最重要的。”

《波拉尼奧：最后的訪談》遠不足以囊括他的所有“過去”。今天是波拉尼奧逝世十六年的日子，我們節選了《波拉尼奧：最后的訪談》中的部分談話內容。從選文中，我們可以窺見作家對政治、文學和生活的態度，他身為父親的溫柔、對于青年時期參與革命的反思、對聶魯達這位享譽全球的拉美詩人的戲謔……當然，讓作家不朽的唯有他們的作品。

是時候去閱讀波拉尼奧了。

《波拉尼奧：最后的訪談》

（節選）

阿爾瓦雷斯：你對文學和書的熱愛，有受到你父母影響嗎？

波拉尼奧：沒有。說到家世，其實我來自兩個家族：一個五百年里總是重復又徹底地出現文盲，緩慢繁衍；另一個，我母親那邊，三百年里是一樣持久和徹底地出現懶漢，不斷壯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是這個家族的不肖之徒。我猜他們更喜歡的是其他什么東西。我五十歲了，我其實也不想讓孩子成為作家。不是說我想讓他再接著保持五百年的文盲狀態，但再來三百年的偷閑又有什么不好呢？雖然，咱們實話說，當作家其實還挺難的。我母親讀一些書，我父親偶爾讀一點美國的西部小說。他讀的那些長篇小說篇幅不大，書可以放在你后屁股兜里，因為那時候可沒電視。我母親確實讀得更多，但那時我如果要影響我母親的閱讀口味，我就得是今天的馬塞拉·塞拉諾1或伊莎貝爾·阿連德2這種風格的作家。另一方面，那樣也沒多糟，因為那樣我就不用知道身為作家的煩憂，而會了解甜蜜的普通人，長遠來看是個不錯的出路。

阿爾瓦雷斯：如果兩者兼得那還挺理想的。

波拉尼奧：我覺得兩者兼得又能達到融洽是很難實現的，對于我這一代人來說尤其如此。因為我們曾經非常激進，相信越快達到極限就越好，這是我們看待事物的方式。

阿爾瓦雷斯：你是怎么發覺閱讀的樂趣的？

波拉尼奧：這當然是因為我曾是一個非常理智的孩子，一個非常理智的少年。我父親那時候是一個郵遞員，也是智利南方的一位職業拳擊重量級冠軍。在那個男人面前，唯一該做的事就是變得比他更強壯——否則就意味著選擇成為同性戀。如果他讓我選，那我會選擇成為同性戀，對我而言這是一種重要的審美上的逃離，而非天性如此。我是異性戀。那剩下的就只有電影和書。從童年開始，我就全心投入地看大量電影，讀許多書，主要地，還有點明顯地，是為了“殺死”我父親。當然，我父親一直都很愛我，跟其他父親一樣。現在，我兒子也很想“殺死”我。我要做第一個這樣跟他講的人：殺死我，兒子。我脖子在這里。這跟那個猶太母親的笑話有點像：瘋癲發作的時候，兒子砍掉了母親的頭，逃跑了，然后絆了一跤，他正趔趄起身的時候——母親的頭還夾在他懷里——頭說道，“兒子，你沒事吧？”父親對兒子的愛也與此類同。我猜在他的蠻橫和勇氣之中——他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人——我父親就像我愛自己的兒子一樣愛著我。到頭來，要是講父子關系，那可以講幾個小時。這其中唯一清晰的部分，就是兒子想唾棄父親多少次，父親都必須甘愿奉陪。即便如此，父親也沒法償還他所欠下的十分之一，因為兒子從來沒要求自己被生下來。如果你把他帶到這個世界上，你至少得能忍受他想施加于你的任何羞辱。

阿爾瓦雷斯：有人說，孩子離開家是人生中最快樂、最激動人心的時刻，你同意這種說法嗎？

波拉尼奧：我不同意。如果由我來決定，我愿意活到一百歲，這樣就能永遠保護我的孩子。我認為理性和親子關系沒有任何關系，一點也沒有。也許從孩子的角度來看，理性確實會強加于自我，但從父母的角度來看，很難將理性強加于人。一個人的行為發自內心，與恐懼和痛苦的積累相協調。比如說，我還沒做父親的時候，想傷害我是很難的。我以為我那時終于獲得了一種刀槍不入的能力。但當我的長子出生的一刻，一切都變了；也就是說，我青少年時期經歷的所有擔憂和恐懼都再度出現并自我復制，增加了一百倍。嗯，這事我自己可以忍受，但我不想讓我的孩子也經歷這些。這太可怕了，我現在又有了一個女兒。我真說不下去了。我要哭了。我能做出的唯一解釋就是開始哭泣。它遠遠超出我能表述的范疇了。

阿爾瓦雷斯：你十五歲時，你們舉家搬去了墨西哥。這是為什么呢？

波拉尼奧：主要是因為我母親去過墨西哥幾次，她對這個國家很熟悉，是她說服了我父親。我母親一直是個焦慮的人。她讓我父親相信，最好的辦法是離開智利去墨西哥。我的父母總是分開又復合。他們的關系在我的整個童年時期都風雨交加，在某種程度上，墨西哥是一個小天堂，一個可以讓他們重新開始的地方。起初，他們覺得很有趣，盡管我一點也不覺得有趣。在墨西哥上學的第一天，有個家伙找我約架，就因為我碰巧是個智利人；我們還沒跟彼此說過話。他是一個不怎么會打架的墨西哥孩子，個子很小。我確信我只要兩拳就能把他打趴在地，但我意識到，如果我把他打倒在地，其他所有人都會來打我。那時我靈機一動：我當時掌控整個局面，把比賽導演成了平局。我表現得很好，他和我成了好朋友，也沒有人再想和我打架了。這事兒就像阿茲特克思維式的洗禮，非常令人不快，但我意識到了子彈射去的方向和打架背后的訊息。

阿爾瓦雷斯：你們剛到的時候，墨西哥就像智利之后會變成的那樣充滿活力。

波拉尼奧：墨西哥有不同的活力。嗯，那個年代，墨西哥城有一千四百萬居民，它是一個獨立的星球，是一個一切皆有可能的城市。對我來說，因為我來自智利的一個小鎮，一個南方小鎮，所以我是從一個小鎮換到了一個大都市。我從來就不是圣地亞哥的居民；我出生在圣地亞哥，但我從沒在圣地亞哥生活過。直到我去那邊旅游，才了解了一點圣地亞哥。

阿爾瓦雷斯：最大的區別是什么，那些你花費很多時間去適應的？

波拉尼奧：幾乎沒有。墨西哥人非常好客。因為只有十五歲，我很快就把自己墨西哥化了。我覺得自己完全是墨西哥人。除了上學的第一天，我在墨西哥從沒覺得自己像陌生人。沒有什么是我難以適應的。

阿爾瓦雷斯：你是如何轉向托洛茨基主義的？

波拉尼奧：只是為了做個唱反調的人，我想。我不喜歡共產黨人那教士或牧師似的全體一致。我一直是左派，我不會因為不喜歡共產主義“牧師”就向右轉，所以我轉向了托洛茨基派。問題是，一旦身處托洛茨基派之中，我同樣不喜歡他們宗教般的全體一致，所以我最終成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我自己是我唯一認識的無政府主義者，感謝上帝，不然我還得放棄做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全體一致總讓我大為惱火。每當我意識到全世界都一致同意一件事的時候，每當我看到全世界都齊聲咒罵一件事的時候，某種東西就會浮上我的皮膚表面，讓我說出拒絕。這可能是我嬰兒時期的創傷。我不認為這是什么讓我驕傲的事。

阿爾瓦雷斯：這就奇怪了，因為按你的說法，你家里就正缺這種全體一致。

波拉尼奧：我家里人的意見從沒有一致過。也永遠不會一致。

阿爾瓦雷斯：你如何看待智利的社會主義實驗？

波拉尼奧：當我在政變前不久回到智利時，我相信武裝抵抗，我相信永久革命。我當時相信它是存在的。回來后，我已準備好在智利戰斗，準備好繼續在秘魯和玻利維亞戰斗。

阿爾瓦雷斯：阿連德3在你們看來無疑是個保守的老古董。

波拉尼奧：對我們來說，在那些年里，阿連德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在我看來，現在的情況是，他的形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我記得那是 1973 年 9 月 11 日：有一個時刻，我等待領取武器去戰斗，我聽到阿連德依舊在他的演講中說：“前進就會知道，宜早不宜遲，偉大的道路將重新打通，自由的人們將沿著這條道路去建設一個更好的社會。”那一刻，我感覺糟透了，就像阿連德背叛了我們這些愿意為他而戰的年輕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件事卻轉而使阿連德變得高尚：從死亡中拯救我們，自己接受死亡的同時拯救我們。我認為這使他在很大程度上變得偉岸。

阿爾瓦雷斯：但是他們拘捕了你。

波拉尼奧：我被拘留了，但那發生在一個半月后的南方，是發生在圣地亞哥的另一回事了。

阿爾瓦雷斯：讀書時的同學幫你逃脫了。

波拉尼奧：高中時的同學。我當時被拘留了八天。然而前不久在意大利，有人問我：“你那時怎么了？你能給我們講講你在監獄里的半年嗎？”那是因為一本德語書中的一個錯誤，把我寫成在監獄待了半年。起初他們給我判的刑期較短。這事兒真是地道的拉丁美洲探戈。在我于德國出的第一本書中，他們判我一個月監禁；在第二本書里—看到第一本賣得不好——他們把刑期提高到三個月；在第三本書里，我讀到的是四個月；第四本書里是五個月。照這樣算下去，我現在應該還是個囚犯。

阿爾瓦雷斯：你懷疑過靠當職業作家來謀生嗎？

波拉尼奧：我有很多疑問。事實上，我在做其他工作。經濟方面的疑慮有許多年了，一直是經濟方面，從來不是職業方面。二十歲的時候，讓我感興趣的不是寫詩，因為我那時也寫詩（實際上，我那時只寫詩），我想要的是活得像一個詩人，即便到了今天我都講不清活得像詩人對我來說意味著什么。無論如何，我的主要興趣是活得像個詩人。對我來說，身為一名詩人意味著得是革命性的，愿意徹底接納各種文化和性的表達，最終，愿意徹底接納一切與毒品相關的經驗。寬容意味著——不僅是寬容，一個我們不太喜歡的詞——“世界大同”，一種純粹烏托邦式的事物。

阿爾瓦雷斯：寫文章不是會使那種情感更加深刻嗎？

波拉尼奧：寫文章常常需要更多工作，而我們反對工作。除此之外，我們不知疲倦地懶散。沒有哪個人能讓我們工作。我只有在別無選擇的時候才工作。此外，我們接受節儉生活。我們是徹底的斯巴達人，收入微薄，但我們同時也是雅典人和雞奸者，方方面面享受生活，貧窮又奢侈。這一切都和嬉皮士有關，和北美的嬉皮士風格，還有 1968 年 5 月的歐洲嬉皮士風格有關，到最后，和很多事情都有關。

阿爾瓦雷斯：你認為是墨西哥給了你情感教育嗎？

波拉尼奧：我最該感激墨西哥的是我得到的智力教育。我的情感教育？我想，這更多歸功于西班牙。來到西班牙的時候，我二十三四歲。我到的時候以為自己已經是一個男人了—徹頭徹尾地是了—我知道關于性的一切，對我來說，情感教育幾乎等同于性教育。事實上，我什么都不知道，在遇到第一個女孩后，我很快意識到了這一點。我知道很多體位，但體位是體位，性愛是性愛。

阿爾瓦雷斯：了解方法論是一回事——

波拉尼奧：對。我的情感教育始于歐洲，那時我二十三歲。

阿爾瓦雷斯：你不想回到墨西哥，是因為害怕發現一個與你離開時完全不同的國家，從而就此與它失去聯系嗎？

波拉尼奧：是的，那是事實。但還有一個事實是，雖然我四處旅行，但很多國家我從遠處看都認不出來。逐漸了解一個新的國家和回到墨西哥這個我愛著但鬼魂云集的國家—我最好朋友的鬼魂也在其中，我相信我將度過一段難挨的時光—兩相比較，那我更愿意去其他地方。我已經習慣了在一個特定的地方度過一段糟糕的時光。我過去喜歡去那些我知道我會過得很糟的地方。但是，現在，為了什么？

阿爾瓦雷斯：你剛到西班牙時是無政府主義者嗎？

波拉尼奧：是的。我遇到許多無政府主義同類，我自己也不再想做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們是如何想到去那樣做的？那是怎樣的一個無政府狀態啊？

阿爾瓦雷斯：在西班牙，人民擺脫了獨裁統治，他們擁有了權力。

波拉尼奧：是的。問題是，在巴塞羅那，我不僅遇見了偉大的加泰羅尼亞人，而且還看到來自西班牙、歐洲和南美各地的人。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尤其是來自西方的人，都理解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得很好，有工作可干。在 1977 年和 1978 年，有些工作工資很低，卻能讓你維持生計。國家的壓力開始減輕。西班牙已經開始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有很大的自由空間。對于像我這樣的外國人來說，這是一份我永遠感激不盡的禮物。

阿爾瓦雷斯：你是不是已經確信智利文學是以聶魯達為中心的？

波拉尼奧：我很早以前就想過。問題是，事實并非如此。對我來說，智利的大詩人是尼卡諾爾·帕拉，尼卡諾爾·帕拉之后還有幾位。毫無疑問，聶魯達是其中之一。聶魯達正是我在二十歲時假裝出來的樣子：不寫作但像詩人一樣生活。聶魯達寫了三本很好的書；剩下的絕大多數都很糟糕，有些真的跟感染病菌似的。但他已經像一個詩人一樣生活了，而且不僅僅像一個詩人：他表演得像一個太陽詩人，一個詩人國王。

注：

1. 馬塞拉·塞拉諾（Marcela Serrano, 1951 — ），智利作家，新拉丁美洲小說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努斯特拉女士的孤寂》（1991）和《為那些我難以忘懷的》（1994）。被譯成英語的作品有《安提瓜和我之前的人生》（2001）。

2. 伊莎貝爾·阿連德（Isabel Allende, 1942 — ），可能是最著名的智利女性作家，魔幻現實主義運動中極為高產的作家。波拉尼奧認為她的作品“差勁，但鮮活。跟許多拉丁美洲作家一樣，她的作品貧血，但有生氣”。主要作品都被譯成英文，包括《幽靈之家》（1982）和《保拉》（1995）。

3. 薩爾瓦多·吉列爾莫·阿連德·戈森斯（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 1908 — 1973），智利醫生、政治家、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