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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的欲望,新的征服:關于中國大學創意寫作的自問自答
來源:《花城》 | 何平  2019年07月11日08:26
關鍵詞:創意寫作

標題出自張怡微“澎湃新聞·問吧”回答讀者“什么是創意寫作的‘創意’?”,張怡微說:“‘創意’也與藝術家如何發現和處理人的欲望有關,在敘事藝術里照亮人的心靈世界。所謂‘創意’,我的理解是改變世界,或者說修改看待世界方式的意志,新的欲望,新的征服。”這種說法其實接近閻連科在中國人民大學首屆創造性寫作研究生班開學時說的“促進文學觀和世界觀的形成”。張怡微和閻連科都是新世紀中國大學創意寫作的實踐者,而且張怡微曾經接受過復旦大學的創意寫作教育。

這個專題和年輕的小說家朱婧有過討論,她是一個傳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專業建制的寫作學教師,和許多有寫作夢想的大學生有很深的交流,每年都有不少學生向她問詢“創意寫作”研究生能不能助推他們的文學夢想。

可能需要思考的是,寫作,或者說狹隘的文學創作,是不是一定最終走通成為一個職業作家的道路?在閻連科、張怡微和朱婧的理解中,創意寫作教育應該不止于此。創意寫作的前綴是“創意”,那么,創意寫作的動力也應該是一個人擴張自己的內心世界,擴張自己與世界的各種可能性。接受創意寫作訓練應該是欲望被激活并征服的時刻。

兩三年前,我曾經給《青春》雜志的“大學詩歌”專欄寫過幾句話,談現代中國大學的詩意和文脈。西方大學傳統我不了解,中國現代大學是有文學傳統的。

現代大學在中國也不過才一百多年。現代文學又比大學晚了十幾年。說歷史,其實都是新的。具體到新詩,如果要追溯它的起點,自然要說《新青年》和北京大學。如果再要往前推呢?那可以到胡適等人的海外留學生涯。無論怎么說,大學的詩意和文脈應該是現代大學傳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說五四新文學的青春氣息當然離不開那個時代的校園詩人們。所以,我們今天紀念新詩百年,我們能夠看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中央大學,以及戰時的西南聯大都曾經是年輕詩人的聚集地。詩歌天然和青春,和大學結盟。

而百年新詩的某些階段,大學淪陷,大學精神不再,也恰恰是詩歌隱失的時代。彼時真正的詩歌在民間。從“白洋淀詩派”到“今天詩人群”,這是新時期文學的一條重要線索。詩歌是這個時代民間青年知識群落思考人生和社會,切割開時代堅硬禁錮的利器。需要看到的是,“今天詩人群”是江湖民間和大學校園兩股詩歌力量的匯合。這就要說到1970年代末恢復高考后的大學校園詩歌了。應該把1980年代詩歌放到80年代大學校園思想解放的精神背景下去識別。一定意義上,沒有詩歌,20世紀80年代的大學會黯然許多。或者說,大學校園詩歌支撐起80年代詩歌史的半壁江山。那些80年代登場,在當代詩歌史上被經典化的詩人們,幾乎都在大學時代寫出了他們的成名作。

今天的大學教育被指責為培養“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大學在現代中國作為新思想新文學發源地的精神傳統也正在流失,但就此認為整個大學校園文化的粗鄙和荒蕪可能會掩蓋很多現實和真實。事實上,以個體或者“同人”為單位的大學校園文學其繁榮程度可能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新媒體使得他們的集結方式也不僅僅局限在傳統的大學文學社團。

因此,即便你再怎么聲稱大學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在大學教育已經是所有國民接受教育的標配,幾乎所有作家的寫作都是從大學開始的,這一點看看今天的“90后”作家的成長經歷就很清楚了。

從大學教育制度角度看,中國當下的創意寫作差不多有四種樣態,他們分別依托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和上海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和魯迅文學院合辦的研究生班,可以說是魯迅文學院高研班的升級版,或者說學歷教育版,它連接上了20世紀80年代各個高校紛紛開設的“作家班”,一種針對有文憑需求作家的“綠色通道”。1985年武漢大學以招收插班生的形式率先開辦作家班,經入學考試合格者直接進入本科三年級學習,就讀期間享受與在校本科生同等待遇,畢業考試合格者,準予發給大學本科畢業證書和學士學位證書。隨后西北大學也與中國作協商妥,將魯迅文學院短期作家培訓班遷至西北大學,更名為西北大學作家班,學制兩年,畢業可授予文學學士學位,成績優異者可繼續攻讀中文系其他專業的碩士學位(宮世峰、許潔:《八十年代高校“作家班”探源》)。差不多同一時期,山東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大學都招收過各種形式的作家班。1989年,北京師范大學還招收過研究生層次的“作家班”。南京大學的“作家班”堅持的時間最長,前后二十多年。

“作家班”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創意寫作教育,不僅因為幾乎所有的“作家班”都有各級作協或者文聯的背景。課程設置和培養方式,也基本參照的是大學中文系本科教育,比如南京大學作家班。一篇署名王運來的新聞報道中說,1987年10月開辦,該班學制3年屬本科性質,對于修滿學分、完成畢業實踐的學員南京大學將授予文學學士學位。根據他們的特點,學校制訂了相應的教學計劃,配備了較強的師資,系統地講授中國文化史、中外文藝思潮、漢語言修辭學、風格學等二十多門課程,同時堅持理論學習與創作實踐相結合,盡可能地為他們的寫作創造條件并且規定了一定數量的“創作學分”。

新世紀的大學專業建制的創意寫作或者MFA開始于復旦大學和上海大學。2010年開始招生的復旦大學創意寫作專業碩士點是為2003年加盟復旦大學的王安憶“定身量衣”(陳思和語)。和復旦大學差不多,中國人民大學的創造性寫作研究生班也是給閻連科“定身量衣”,這決定了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創意寫作是以培養作家為中心和目標的,而上海大學可能更多地考量的是當下實用寫作者的職業培養需求。“定身量衣”的創意寫作專業設置可能會帶動一輪作家駐校熱潮。

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創意寫作又有微妙的不同,復旦大學招收的學生雖然或多或少都有青春期寫作前史,但基本上只能算有文學夢想和欲望的寫作“素人”,而人民大學創造性寫作研究生班則一水成熟的、處在寫作上升期的青年作家,比如首屆就有張楚、孫頻、雙雪濤、鄭小驢等。顯然,閻連科把文學體制的“作家班”帶入另一條道路。

所以,這個專題選擇張怡微和雙雪濤的理由也是給這兩個大學創意寫作教育“定身量衣”。張怡微入學的時候正是復旦大學從寫作學碩士到MFA的過渡期,而雙雪濤在人民大學則是從《平原上的摩西》到《飛行家》的個人寫作史的上升期。我做這個專題并不想先入為主對創意寫作教育和青年作家成長的關系得出什么結論,更多的是提出問題。因為,不只是張怡微和雙雪濤,在他們之前的暢銷書作家嚴歌苓以及一些歐美作家都有著創意寫作的背景。雖然,我查了復旦大學第一、二屆創意寫作畢業生的情況,從事職業寫作的并不多,但經過創意寫作教育,肯定有很多寫作素人進身到職業專業寫作者,而已經成名的作家經過創意寫作訓練也有可能發生轉向。

創意寫作和寫作工坊是密切相關,或者說基本是愛荷華大學創意寫作模式,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上海大學基本上都是這個傳統下來。武漢大學差點成為中國創意寫作的先聲,然而,并沒有。據於可訓回憶:“武漢大學作家班,雖然是插班生制度的產物,但創辦作家班的某些基本理念,卻是受了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的影響……記得20世紀80年代初,聶華苓夫婦來中國訪問,就回過武漢,還應邀到武大作過講座,安格爾即席朗誦過他的詩歌作品,由陪同的中國詩人、老作家徐遲翻譯,氣氛十分熱烈。關于他們創建的‘寫作計劃’,在這之前,我們已有耳聞,也看到了一些文字材料。他們這次來武大,更加深了我們的印象。后來在商議中文系插班生的招生培養工作時,掌握這個信息的教師、領導大多想到了愛荷華大學的這個‘國際寫作計劃’,這個‘國際寫作計劃’無形中也就成了我們創辦作家班的一個參照物。我心目中甚至認為,我們的作家班就應該辦成這個樣子。”(於可訓:《我記憶中的作家班》)

寫作工坊有點類似中國傳統手藝人成長方式,但又富有現代面向的對話性,它解決了一個我們爭論不休的問題,寫作到底可不可以教。寫作工坊提供了一個空間,或者是實驗室,每個參與工坊的人既是觀察者,又是被解剖者。放到整個文學生產過程,一個人在工坊可以分身為創意導師、文學經紀人、批評家、作者和編輯等。在這里,寫作不是個人冥想,而是協同、合作。表面看,工坊可以教的是技術,但又不止于此,如張怡微談王安憶:

王老師對我們最大的影響,還不是寫作上的,實際上是一種寫作之外的鼓勵,就是“教育改變命運”的志向。文學真正改變我們命運的,不是稿費,也不是知名度,真正改變命運的是賦予我們以文學生活,讓我們相信在世俗世界之外還有超越性的莊嚴,我們能夠經由文學成為更好的人,更好的父母、學生、鄰居、同事。我們也能不斷克服自己,超越自己,從尖銳和痛苦中淬煉出真正有質量的生命感悟、智慧和愛。

寫作工坊往往是建立在個人魅力和傳統之上的小世界,比如王安憶之于復旦,閻連科之于人大,而傳統意義的“作家班”和國內一哄而上把相關老專業改頭換面以為“創意寫作”則往往是批量生產規模經營,能不能激發個體寫作者的潛能和可能,有待更充分的田野調查。

據說創意寫作已經進入到數字時代,有一本書叫《數字時代的創意寫作》專門討論這個話題。他們認為:“創意寫作起源于印刷文化,對其的依賴程度也遠遠超過其他學科。研究表明,創意寫作涉及的文學體裁——如詩歌、小說、非虛構類創意文學以及某些課程中的戲劇——與數字化體裁截然不同。數字化體裁包括多模態演示、同人小說、社交媒體發布的帖文、數字化敘事、維基百科以及博客文章等。雖然所有這些體裁都包含相似的寫作技巧問題,并且創意寫作教師已在課堂教學中加以討論,但是兩者之間的差異依然存在。”

我這個專題也希望找到數字時代創意寫作的案例。雖然數字化體裁早已經是新世紀中國文學版圖的當然構成,但一些文學精英或者文學寡頭依然心存疑問,大學創意寫作于此實績何在?這應該是未來創意寫作的一個方向,上海大學在做,后起的華東師范大學創意寫作應該也意識到這個方向。當然在一個“寫作”行為每一個人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數字時代,如何重新定義“文學”?傳統意義的文學和作家如何展開?印刷文化時代的寫作工坊存在的意義?這些都需要在實踐中去回答。

 

【全文刊載于《花城》2019年第4期[花城關注]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