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史春陽

從俄羅斯文學研究家、翻譯家到戲劇評論家、劇作家，童道明完美而精彩地演繹了自己戲劇人生的每一個角色。2019年6月27日，他的人生落幕，留給世間溫暖的回響。

1955年入選留蘇預備班赴蘇聯留學，1959年，22歲的童道明在莫斯科大學文學系三年級的學年論文《論契訶夫戲劇的現實主義象征》中，不畏當時的學界權威和已有定論，勇敢地提出自己的見解，得到了拉克申老師的激賞，兩處“叫好”的眉批和“一篇獨立思考的論文，寫得饒有趣味”的評語給初涉契訶夫研究的童道明以巨大鼓勵。

不久，童道明因病不得不放棄學業回國治療,并于養病期間開始了對20世紀戲劇大師布萊希特著作的研讀。1962年黃佐臨的《漫談“戲劇觀”》發表，文中介紹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和梅蘭芳三種戲劇觀，但當時中國還沒有關于布萊希特理論的系統介紹。上海《文匯報》來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約人寫文章，所里的郭家申是童道明在莫斯科大學的學長，在他的推薦下，童道明的第一篇重要理論文章《對布萊希特戲劇理論的幾點認識》在1962年9月12日的《文匯報》上發表，文中系統介紹了布萊希特戲劇理論的要點，即主張將原來被戲劇排斥的敘述性因素注入到戲劇的肌體里去，從而拓展戲劇反映生活的可能性。這是在中國書刊上發表的第一篇關于布萊希特的長文，也正是這篇文章為童道明敲開了社科院文學所的大門。

“文革”期間，童道明隨社科院外文所一并被下放到河南干校，一次利用去信陽看病的機會，他翻譯了俄羅斯劇本《工廠姑娘》。這是“文革”開始后6年里他第一次動筆翻譯。精神勞動的愉悅讓他在艱難時代略感安慰。而1981年出版的中譯本《工廠姑娘》也成為了他出版的第一本書。

1971年童道明從干校回京，此后的5年里他每天花半天時間扎在北京圖書館，風雨無阻，研讀的全是與戲劇或契訶夫相關的書籍。

1979年童道明在《外國戲劇》上發表了兩萬余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是非談》，自此開啟了“井噴式”的寫作，《梅耶荷德的貢獻》《論電影的假定性》《漫談“戲劇觀”》等重要理論研究文章接踵而至，他也成為上世紀80年代非常活躍的戲劇評論人。其中1981年他發表在《文藝研究》上的《梅耶荷德的貢獻》影響力最大，文中他對這位20世紀杰出的戲劇革新家及其“假定性”戲劇理論進行了系統闡釋。

彼時的童道明主要以戲劇評論家的身份出現，并成為了那場綿延5年之久的著名“戲劇觀”爭論的主要參與者和推動者。他的觀點很明確：支持戲劇觀的多樣化，反對寫實的框式舞臺一統中國話劇舞臺；主張用戲劇假定性的手段推倒舞臺上的“第四堵墻”，拓展戲劇在舞臺上表現生活的諸多可能性。這場關于戲劇革新的理論探討進行得很規范，論爭雙方頗有君子之風，這間接促成了中國新時期話劇的黃金十年，中國當代具有標志性的話劇經典作品，諸如《絕對信號》《桑樹坪紀事》等均產生于這一時期，也都得到過戲劇假定性理論的滋養。童道明的第一篇劇評《〈絕對信號〉站住了》還為這部當時處境頗為不易的新劇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和輿論支持。從事話劇評論的同時，他還短暫地進入過電影電視評論界，寫過《論電影的假定性》《電影和文學》《編輯部的故事說開去》等文章。

1996年，59歲的童道明戲稱自己抓住了“壯年的尾巴”，從此開啟了戲劇創作直至生命的終結。他的第一個劇本《我是海鷗》致敬他最喜歡的外國作家契訶夫，第二個劇本《塞納河少女的面模》致敬他最喜歡的中國作家馮至。《塞納河少女的面模》動筆于2005年并于2009年刊登于《劇本》月刊，他頗為看重的戲劇評論家王育生在《劇本》上專門寫了篇《為“破門而出”叫好！》的文章，為這位“編劇新秀”的劇作鳴鑼開道。也是在這一年，《塞納河少女的面模》由案頭走向了話劇舞臺。這一年，童道明72歲。

2009~2010年，劇作的接連上演讓童道明有了更多動力，此后他接連創作了《秋天的憂郁》《驀然回首》《一雙眼睛兩條河》《愛戀·契訶夫》等十多部戲，就在2019年2月，他還完成了最新劇本《演員于是之》。

縱觀童道明的戲劇創作，能明顯地發現一條清晰的人文脈絡。他的創作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表現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因此也被冠以“人文戲劇”的雅稱。之所以會選擇這個主題，最早源于1994年、1995年前后他和亦師亦友的于是之的交談。于是之告訴他：“我最大的遺憾是北京人藝沒有演過一出真正為知識分子說話的戲。”這句話觸動了童道明，他開始認真思索“知識分子與戲劇”的問題，并專門寫了探討文章。文中的主要觀點是說傳統的歐洲戲劇主要寫帝王將相，而以易普生、契訶夫為代表的現代戲劇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知識分子登上了舞臺。不久之后的1996年，童道明的第一部戲《我是海鷗》誕生。

童道明認為是契訶夫讓他成為了一個有自己特點的劇作家。在他筆下，人與人之間劍拔弩張的戲劇沖突并不多見，他甚至有意對此進行弱化，而代之以人與環境的沖突，并賦予戲劇臺詞更多的悲憫情懷和文學趣味。他常說“戲劇有兩個家，一個是娘家——文學，一個是婆家——藝術”。極高的人文素養和純正的文學趣味使得他的劇與當下喧嘩時尚的都市戲有了明顯區分。

戲劇之外，他還嘗試過寫詩，他興致勃勃地要嘗試所有的題材和文體，甚至還想過寫兒童劇。

如果說早年童道明多是“以文會友”，那么人生的最后一二十年他更多的則是“以戲會友”。他高興于人們常常在劇場把他認出來，也得意于媒體和觀眾對他“仍舊年輕”的評價——“在75歲的年紀，依舊洋溢著青春浪漫的氣息”“童先生是個蒼老的年輕人”等。每每演員謝幕后他被請上舞臺中央，侃侃而談戲里戲外，那一刻，他渾身煥發著青春光芒。與觀眾的零距離交流給他帶來了無窮樂趣。在這一點上，他深刻體認了契訶夫的那句話：“隨著年歲的增長，我生命的脈搏跳動得更加有力了。”

進入80歲，童道明在外孫的鼓勵下開啟了個人微信公眾號“童道明札記”。他非常在意這一塊“精神自留地”。每天早飯后寫上三四百字，秉承的是契訶夫那句名言“簡潔是天才的姐妹”，他說自己在挑戰文章短的極致。內容多關于文學或戲劇，是他這輩子讀書寫作研究的思考結晶，契訶夫自然是其中最常出場的人物。短文寫好后發給女兒，再由外孫編輯推送，兩年來從不間斷，直到生命的最后。

童道明最早以契訶夫研究起家，之后因緣際會進入戲劇理論和批評領域，晚年又專事戲劇創作，有人不理解他為何如此“跨界游移”“旁逸斜出”。按他自己的理解，萬變不離其宗，他一直努力讓更多中國人走近契訶夫的文學世界，“把契訶夫給予我的感動，通過我的寫作與譯作傳遞給別人，使其他人也有了走近契訶夫的興趣，這也是我的一大人生快事”。

他溫和謙遜，勤奮內斂，將畢生精力貢獻給了他熱愛的文學事業，為我們打開了一條條明亮的精神通道。謝謝他，讓我們看到了關于美好的無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