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說：“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要完全地重返云南文學的70年發展歷史，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從事文學評論的寫作者，只能時而重返文學的密林，時而騰飛于密林的上空，在記憶中尋找那些閃光的珍奇，用長焦鏡頭攝取那些更為耀眼的珠玉，有些寶物被遺漏與被遮蔽是必然的。

云南新文學也并非只有70年，五四新風吹過云南高原時，云南新文學就已經誕生。在中國新詩誕生初期，云南就有年輕的柯仲平、陸晶清、梅紹農等詩人開始創作，并在后來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抗戰爆發，風流云散的京派作家、生不逢時的現代詩人在顛沛流離中來到昆明，他們把當時中國的優秀文學帶進了云南，并在這里生根、開花、結果。自上世紀初到40年代末，云南文學逐漸形成了“邊地與民族”、“城市與現代”兩個傳統，它們之間的交融與碰撞、勃興與隱蔽，構成了云南新文學的變遷史。從1949年至今的70年云南文學是五四新文學的承續與發展。這70年的云南文學，在不同的時期呈現出不同的風貌，但也集中體現出一些顯著的共性特征。

作家群的涌現

“作家群”現象是云南當代文學一個顯著的特征。

當新中國的太陽冉冉升起，陽光普照云嶺高原之初，云南文學也迎來了一個美麗的早晨。隨著解放大軍入滇，高原上首先蓬勃生長起了一批部隊作家，他們后來被稱為“云南軍旅文學作家群”。這個作家群以馮牧為領軍人物，匯聚了一大批年輕的部隊作家、詩人，白樺、蘇策、公劉、彭荊風、林予、周良沛、公浦等都是在那時成長起來的。他們在馮牧的率領下，千里走邊疆，深入邊塞、哨所，邊走邊寫邊討論。豐富的邊疆生活為他們的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們為云南文學帶來了全新的面貌。翻身解放、社會進步、民族平等成為這一代作家基本的思想背景。他們抒寫邊疆少數民族苦難的歷史、落后的現狀、翻身的喜悅，描繪祖國西南邊陲的美麗風光、浪漫風情。由于他們長期深入邊防、哨所，參與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變革進程，對邊疆民族地區的生活非常熟悉，他們不自覺地就寫出了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文學作品。他們創作的一些小說很快被改編為電影，在全國產生了廣泛影響。

從這批軍旅作家身上，可以看到“作家群”的一些特征。作家群是一個“準流派”的概念，它是一些作家由于某些原因以不同的方式匯聚到一起，在創作上出現了某些相似的特征，在一定的時間段內以群體的狀態出現于文壇。他們有大致相近的創作方法、表現手段，大致相同的關注領域、價值趨向。同時，還必須出現在相當大的范圍內有影響力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

繼“云南軍旅文學作家群”之后，云南可以稱為“作家群”的至少還有3個：一是上世紀80年代出現的“太陽鳥兒童文學作家群”；二是90年代開始出現的“小涼山詩人群”；三是在新世紀廣受關注的“昭通作家群”。

上世紀80年代，云南文學發展迎來了又一次創作新潮。在這個潮流中，出現了一批兒童文學作家，他們的兒童文學創作在八九十年代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以沈石溪、吳然、喬傳藻等作家為代表，形成了“太陽鳥兒童文學作家群”。他們的作品淡化了“宣教”傳統，強調以追求真善美為原則的趣味性，并且將云南的邊地風光、民族風情融入兒童文學的創作中，寫出了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兒童文學作品，無論是童詩、散文還是小說都充滿了童心童趣。沈石溪更是將動物小說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他寫的是動物世界，觀照的卻是人的世界，人性的種種在他筆下的動物中呈現出來，讀他的動物小說，也可以看到人世間的美丑與良善。

“小涼山詩人群”以魯若迪基、曹翔、阿卓務林、黑羊等詩人為代表。在這個詩群中，發表過作品的有數十人，大多都很年輕，沉迷于詩歌創作。他們長期生活在小涼山地區，大都是少數民族詩人，作品有鮮明的地域特色。他們抒寫生活在崇山峻嶺中的少數民族的生活變遷、心理變遷——他們對外部世界的渴望與隔漠、傳統生活方式受到沖擊時的焦灼與無奈、對本民族的深沉之愛等。風情與民俗在他們的筆下不是刻意為之，而是呈自然的狀態。他們的作品已經有不少走出了小涼山，幾位詩人獲得了全國性的獎項。

“昭通作家群”起步于上世紀80年代，在新世紀之后受到廣泛關注。這是一個以地域命名的作家群，由一批昭通籍的作家、詩人構成。他們所處地域的貧困與文學創作的繁榮構成巨大的反差，這一現象被稱為“昭通文學現象”。可以說，昭通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詩人生生不息，他們的作品頻繁出現在全國知名刊物上，一些作品產生了廣泛影響。夏天敏、雷平陽、胡性能、潘靈是他們中的優秀代表。他們的作品大多以現實主義精神價值為核心，關注底層，關注民生，抒寫苦難中的人生價值，是一個以寫實性為基本特征的作家群體。昭通作家群受到良好評價，是因為他們直面生活的勇氣，以現實主義精神書寫人與環境的抗爭、與命運的抗爭。

多民族文學的繁榮

多民族文學的繁榮是云南文學70年的一個重要特征。

云南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這些民族在70年前處于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不同的社會經濟水平、不同的文化發展現狀，但豐富的民族民間文學則是云南各民族都擁有的寶貴財富。新中國成立之后，各民族平等是黨的基本政策，黨和政府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培養少數民族作家，推動少數民族文學繁榮。一些原來只有民族民間文學、沒有作家文學的少數民族，經過數十年努力，都有了自己的作家、詩人。云南在推動少數民族文學繁榮方面成績顯著，迄今為止，云南所有少數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作品，并且所有少數民族都有人獲得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

在云南多民族文學創作的龐大隊伍中，有的作家作品在全國產生了重要影響。李喬，這位彝族作家文學的拓荒者，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以他的長篇三部曲《歡笑的金沙江》蜚聲省內外。曉雪、張長、楊蘇、張昆華、李鈞龍、普飛等作家也以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詩歌、小說、散文引人注目。從西藏到云南的丹增在小說、散文創作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績。存文學、潘靈、哥布、和曉梅等相對年輕一些的作家、詩人，在民族文學創作中也有新的拓展。

云南多民族文學的繁榮對促進民族團結、邊疆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云南處于“邊地”，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充分發揮文學作品建構民族國家想象和認同的功能就顯得尤為重要。云南邊地文學中的許多文本，通過重構民族歷史記憶與描繪邊地的新貌、光明前景，在構建民族國家認同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漢族作家也以平等的眼光觀照少數民族的歷史與現實，在重構民族記憶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少數民族作家則進一步拓展了重構歷史記憶、促進民族團結的文學空間。

白樺、彭荊風、蘇策、公劉、周良沛、柏鴻鵠、王松等漢族作家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為云南文學的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80年代以后，黃堯、張曼菱、湯世杰、范穩等作家書寫少數民族題材的作品，在重構民族歷史記憶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時，他們的作品在如何寫好民族題材作品方面做了很好探索，深刻地影響了一些少數民族作家的文學創作。

龐大的女作家群體

女性文學創作逐步繁榮，是云南文學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回望70年的歷史，各民族女作家在云南從無到有，逐漸壯大，已經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群體。

1949年以前，云南新文學中女作家只有屈指可數的幾位，如陸晶清、李納、趙銀棠等。1949年以后，婦女翻身解放的浪潮席卷大地，云南作家中，女作家的身影逐漸增多。電影《五朵金花》編劇之一的趙季康，同時也寫小說、散文。柏鴻鵠1949年即出版了散文集《無影燈》，直到進入90年代后，她才開始了長篇作品的創作，2004年出版了長篇小說《風雨紅顏》。馮永祺擅長散文創作，出版過多部集子。曾參與《阿詩瑪》收集整理的劉琦，在兒童文學創作方面也取得了較大的成績。

進入新時期，云南女作家就更多了。在上世紀80年代即產生影響的女作家有嚴亭亭、張曼菱、何真、董秀英、景宜、先燕云、黃曉萍、彭鴿子、陳約紅、白山等。這一代女作家們曾經歷過“文革”、上山下鄉等，時代與社會的變遷在她們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跡。她們更多地關注時代、社會與個人的關系。80年代的文學新潮，給她們造成了強烈的沖擊。與上一代作家專注于書寫邊地與民族題材不同，她們的創作呈現出異彩紛呈的狀態，群體特征不明顯了。她們在80年代寫出了有影響的作品，進入新世紀后則走上了不同的創作道路。

張曼菱曾以中篇小說《有一個美麗的地方》產生過很大影響。進入新世紀以后，她主要從事影視創作和散文、隨筆及報告文學的寫作。嚴亭亭的小說和影視劇本在80年代很有影響，后來遠走異國他鄉了。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的英年早逝，是云南民族文學創作的一個重大損失。何真以鮮明的女性意識進入小說創作，新世紀轉入長篇散文和影視創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績。黃曉萍歌頌輯毒英雄羅金勇及其妻子羅映珍的報告文學《真愛長歌》受到讀者的好評。先燕云的幾部長篇報告文學完整地抒寫了褚時健從“煙王”到“橙王”的傳奇人生。彭鴿子寫小說和散文，她的長卷文化散文《走進司崗里腹地》，是作家多次深入佤山、深情注目佤族人民生活的結果。回族作家白山對歷史題材情有獨衷，她在新世紀后重新修訂再版了寫于上世紀的《血線——滇緬公路紀實》，在云南的抗戰文學熱潮中產生了影響。在80年代以小說創作立足于云南的陳約紅，新世紀以后以散文和兒童文學創作為主。

進入90年代后，女作家更成為一個顯著的存在，如海男、黃玲、王坤紅、黃豆米、段瑞秋、楊鴻雁、葉多多、楊浩、黃雁、瑪波、馬麗芳、賈薇、夏吟、蔡曉玲等。這一代作家與之前的女作家們有明顯的區別，她們在一定時期里以展示自我豐富的心靈世界為作品的主要內容。當然，時代與社會的變遷在她們的作品中仍然是不可忽視的內容。

王坤紅的作品與邊地、民族等元素幾乎毫無關系，筆下出現的都是都市中人的欲望以及生存、情感的困境。黃玲在創作與評論兩方面皆有收獲，她的文學之旅開始于90年代，但是進入新世紀后似乎才迎來了自己的高峰期。在評論方面，《李喬評傳》《高原女性的精神詠嘆——云南當代女性文學綜論》《妖嬈異類——海男評傳》等作品產生了很大影響。在創作方面，幾篇寫高校知識分子題材的作品在新世紀高校題材作品中別有特色。回族作家葉多多新世紀以后把自己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散文創作中，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楊鴻雁致力于小說創作，她曾專注于都市女性題材，尤其是都市男女的婚姻與愛情，聚焦她們在情感生活中的困惑、迷茫與掙扎。

新世紀以后，更為年輕的一代女作家登上了云南文壇。現在，她們的創作勢頭正旺。和曉梅、湯萍、艾栗木諾、唐果、單增曲措、袁智中、聞冰輪、彭愫英、永基卓瑪、央今拉姆、任洋、伊蒙紅木、喬麗、曉荔等是她們中的代表。這一代云南女作家，少數民族的居多，絕大多數都受過高等教育，具有廣闊的創作視野，試圖從民族與地域的寫作中探尋人類精神價值的共同性。例如，和曉梅對納西族女性命運的書寫，伊蒙紅木對佤族歷史與文化的追尋，永基卓瑪和央今拉姆對云南藏區的書寫，都呈現出與過去全然不同的新意。

云南成為詩歌創作的一個重鎮

新世紀之后，云南的詩歌創作成為全國的一個重鎮。這又是體現云南文學繁榮的一個重要現象。

云南是詩歌創作的理想之地，神奇美麗的自然風光、豐富多彩的民俗風情、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化，以及隨同社會歷史變遷而發生的多民族歷史性生活巨變，激蕩著詩人們敏感的心靈。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公劉、白樺、周良沛、曉雪等詩人就把神奇美麗的云南在他們的詩中描繪得引人入勝。在80年代初，云南的詩歌創作由沉寂變得逐漸繁榮，米思及等詩人均有一定影響。80年代中期，于堅、海男、費嘉等人登上詩壇，給云南詩歌創作帶來了全新的面貌。他們的作品與傳統的云南詩歌有著明顯的差異，最初并不被云南文壇認可，但他們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省內外更多的年輕詩歌作者效法他們的創作。進入新世紀之后，雷平陽在全國詩界異軍突起。此外，李森、魯若迪基、樊忠慰、哥布、艾傈木諾、愛松、祝立根等詩人的作品也都各具特色。云南在新世紀到來之后，改變了歷來的文學“邊地”身份，以詩人眾多、詩歌的豐富多彩和巨大影響成為詩界的重鎮。在云南，無論你走到哪里，都有可能與詩人相遇。寫過詩或者正在寫詩的人太多了，哪怕在最偏遠的縣城，忽然間就有人找到你，送上一本他出版的詩集，或者他新近發表的詩作。

在云南這70年的詩歌發展進程中，公劉、白樺、周良沛、曉雪等詩人的重要性自不用說。相對年輕一些的詩人，比如于堅、海男、雷平陽等，也都呈現出鮮明的創作特色。其中，于堅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成為“第三代詩歌”的標志性詩人，他既有創作實踐，也有理論的探索，用最平常的口語抒寫普通的日常生活，倡導“回到常識，走向事物本身”。在人們看不見詩意的地方，于堅寫出了他的詩，他刻意回避那些大詞，從普通人中尋找與他的日常生活、普通人、平民意識兩相吻合的方式，他重鑄了詩性，在平白如話的口語中營造出令人回味的詩意。海男是一位有鮮明個性的詩人，是女性精神生活的執著書寫者。多年來，她一直以前衛的立場、詩性的語言，探索女性個體隱秘的精神空間。盡管她的長篇小說和散文創作影響越來越大，但從未停止過詩歌的創作。詩集《憂傷的黑麋鹿》收錄海男2009至2013年間的詩歌作品，勾勒出海男詩歌寫作的精神軌跡。雷平陽的詩質樸、深沉、厚重，多以對具體事象的樸素敘述，引領我們復歸大地與村莊，對細節的還原讓我們原生態般地真切感受到生存與生命的狀態。他對故鄉既在追憶，也在寫實，艱辛而不乏溫暖，清貧中不忘德義。鄉土、草根、地域，是其詩歌在題材層面的特征，而命運、疼痛、悲愴才是他詩歌內在的精神品質。《祭父帖》《殺狗的過程》《親人》等作品均引起比較大的反響。

長篇小說創作有待加強

盡管70年來云南文學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仍然有自己的短板。近些年來，長篇小說創作成就不大，就是云南文學發展中的短板。在老一代作家中，有架構長篇小說的能手，李喬、彭荊風都在長篇小說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的長篇小說放到全國平臺上去衡量也并不遜色。但這些年來中青年作家中僅范穩在長篇小說方面成就突出，他對長篇小說藝術深有思考，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下功夫深入生活，積累創作素材。他的“藏地三部曲”是多年生活與藝術積累的結果，是中國當代長篇小說創作的一個重要收獲。但是，這樣的作品在云南太少。中青年作家中，沉下心來、集中精力、花大功夫寫長篇小說的人不多。一些作品操之過急，篇幅有余而內涵不足，藝術水平難以讓讀者滿意，更難以在圖書市場上產生影響。盡管獲獎不是評價一部作品的惟一標準，但迄今為止，云南與長篇小說的重要獎項“茅盾文學獎”無緣，這對一個省的文學創作來說，不能不說是重大缺憾。

長篇小說創作，考驗著一個作家全部的生活、思想與藝術積累，還考驗著一個作家是否有沉靜之心、耐得住寂寞。他需要用長達數年的功夫去磨一部長篇，寫出一部經得起讀者與時間法官檢驗的佳作。這確實很難，但又是一個有長篇小說創作理想的作家所必須做到的。對此，我們充滿期待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