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重視歷史的國度，歷代文人學者普遍具有歷史情結，希望寫出具有史詩氣度的傳世之作。網絡文學作為新生事物，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幾年發展，但網絡作者對歷史題材大規模的產出及讀者粉絲的追捧閱讀卻是不容忽視的事實。其中，《瑯琊榜》《羋月傳》《后宮·甄嬛傳》《夢回大清》等成為現象級作品。因不滿女性在歷史中的長期缺席和男尊女卑性別秩序的設定，網絡文學中的女性歷史書寫通過“穿越”的敘事策略和天馬行空的飛揚想象，致力于男權歷史的解構、女性王國的虛構及母性家譜的建構，從而賦予女性浮出歷史地表的合法權利，彰顯出女性企圖進入歷史、獲得歷史的熱切訴求。

中國古典歷史小說遵循“信史”的敘事準則，在對家國天下興衰榮辱的描述中，追求氣魄恢弘的史詩巨著。但從性別視角來看，女性則必須面對沒有歷史的尷尬。在諸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傳統歷史題材作品中，女性或為被遮蔽的存在，或為水性楊花的禍源。漫長的封建時代，男權文化一直居于主導地位，彼時的女性多數尚未浮出歷史地表，更不可能在文學世界中得到公正客觀的呈現。

直至20世紀初期，西方女權思想經由馬君武等人的譯介進入中國，一時間“男女平等”和“男女平權”的呼聲響徹華夏。此時，女性的解放不再局限于思想學理范疇，而是含納了實踐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政治與時代的雙重召喚下，秋瑾、呂碧城等時代新女性應時迎世而出。作為女性解放運動熱情的鼓吹者，她們勇敢地突破了閨閣的拘囿，走向時代的廣場中心。在身體力行的實踐中，她們用大量的雜文和詩歌寫作喚醒女性意識的覺醒，并將女性解放納入救亡圖存的宏大語境中。

由此可見，清末民初的女性寫作竭力想要完成的是在歷史的公共領域與公共空間內為女性爭取到“女國民”的資格。此后，這種女性敘事路徑被解放區的丁玲和“十七年”時期的楊沫所承繼。在這些女作家建構的文學世界中，男性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中心人物，而是逐漸發出了獨屬于女性的心音。女性作為力量的一極，通過男性導師的啟蒙與引領獲取到進入歷史的權利。此時，女性作家以樂觀主義和獻身精神完成了對歷史極富浪漫化的想象。

但“新歷史”書寫蔚然成風后，女性書寫者開始表現出對“女國民”形象的質疑與解構。作家們逐漸意識到20世紀初“男女平權”的倡揚只是啟蒙運動再造國家的應急策略。真實的女性境遇，真切的女性心理及真正的女性歷史依然處于喑啞的情狀。因此，歷史非但不能庇護遭到曲解的女性，反而與男權合謀成為異己力量。這些作品在對女性境遇的切膚體恤中都表現出進入歷史的艱難。爭權奪利而又遍布殘酷的血腥歷史里沒有女性的生存空間，更不可能為健全女性的精神確立提供生長的環境。她們的偶爾在場，或為男性主人公的情愛陪襯，或被男權文化強勢蠶食。歷史本身便是女性存在的深淵鏡像。此時的女作家們勘破了既往歷史在男權文化掌控下對“女國民”的蠱惑和利用。面對歷史，女作家們悲悼著自身力量的微渺，流露出無可奈何的悲涼之感。在大歷史的坐標中，女性的邊緣位置如此固定，以至于留給女作家的除了在作品中嘆息感傷之外似乎別無出路。

但網絡文學中的女性歷史書寫卻可以利用解構主義敘事策略巧妙地消解傳統女性作家在歷史書寫中的挫敗感。在網絡作家筆下，既然文本的歷史不過是一種“修辭想象”，那么歷史就不應該獨屬于男性，而是平等地賦予每個試圖敘述和理解它的個體。于是，男權歷史的顛覆和女性歷史的建構就具有了某種不證自明的合法性。

（摘自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之星叢書《喧嘩中的諦聽》，烏蘭其木格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