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這個民族歷史前行中的每一次陣痛，每一根神經的戰栗，每一聲飽含深情的吶喊，甚至她所有隱秘的心靈史，都可以通過研讀這個民族的優秀小說觸摸到。在當今中國文學版圖中，茅盾文學獎始終站在時代前沿全方位地記錄社會變革中的風雨雷電、滄海桑田，因為它設立的時間（1981年10月）與改革開放的源起時間（1978年底）幾乎同時，并且在近40年來，茅盾文學獎始終與時代同行、與人民同心，發掘出了許多具有巨大社會價值和文學價值的精品力作。

改革開放初期，張潔以充沛的激情和銳利的語言完成了小說《沉重的翅膀》，不加掩飾地表現了“蟬蛻”時期人們的痛苦，毫不留情地嘲諷守舊者，極盡筆力謳歌贊美改革者——正是這種充分展現作者主體性的寫作，引起了文壇內外的種種爭議。改革難，寫改革更難，謳歌改革更是難上加難，甚至會犯“嚴重的政治性錯誤”。作品發表后，作者迫于各種壓力，先后對其進行了4次修改，1981年4月16日脫稿；1981年11月第2次修改；1983年9月20日第3次修改；1983年12月13日第4次修改。這種作品發表后仍需大規模修改的現象實屬罕見。

小說最終以“修訂本”獲獎。尋繹作品誕生的批評語境與思潮脈絡，發現大家對這部作品的關注焦點都放在了分析無法回避的政治規約造成的“翅膀”起飛過程中的“沉重”和作家創作修改過程中折射出來的“沉重”上，這種定位與分析忽略了張潔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深刻的辯證思想觀念，對作品本身呈現出來的寫作立場與精神訴求，缺乏一種統攝式的評價。試想當時的場景，張潔在剛從民族浩劫中走過來的中國舞臺上，在“太放肆了”的指責聲中，執拗地唱出了改革的贊歌，表現出心懷遠方，何懼路長的氣魄，何其不易？

關注國家發展

與獻身改革的激情

張潔深受共和國“紅色文化”的熏染，早期創作縈繞著化不開的“革命情結”和“蘇聯情結”，洋溢著理想主義的單純與樂觀，奉行著英雄主義和現實主義的使命與擔當。這些時代印記與個人特質共同構成了《沉重的翅膀》的書寫底色。《我為什么寫〈沉重的翅膀〉》一文明確點出了張潔的創作緣起，“我的思想老是處在一種期待的激動之中。我熱切地巴望著我們這個民族振興起來，我熱切地巴望著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讓全人類生活在一個理想的社會之中。”因此，當同時期絕大多數作家仍致力于描繪“創傷”“傷痕”時，張潔已經率先站立于改革潮頭，用“明朗又憂郁”的筆觸書寫改革推進之艱辛、精神重建之困難。這種關注真正問題、暴露深刻問題、解決實際問題的勇氣也為張潔帶來許多誤解、批評，謝冕就曾評價說，“她并非異端，但卻是一個挑戰”（謝冕、陳素琰《她給我們帶來了什么——評張潔的創作》）。

懷揣著歷史使命與現實關注，張潔在這部小說的創作過程中可謂嘔心瀝血：聽取廣大讀者的意見、文學批評界的意見、文學編輯的意見，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沉重的翅膀”儼然是對改革開放初期最形象貼切的比喻：“翅膀是沉重的”這一現象所反映出的深層弊病、解決弊病的可能方案，構成了“改革文學”宏大命題的要素。《沉重的翅膀》針對現實中經濟體制與經濟發展之間突出的矛盾進行揭露：長期以來的官本位思想、“人情”觀念造成的機關干部因權力和物欲而起的勾心斗角比比皆是。張潔自己也說:“《沉重的翅膀》的社會意義，大于文學意義。”（《交叉點上的風景》）從記者“葉知秋”身上我們能看到張潔對改革問題的深切關注，從鄭子云等人的工作中我們也能總結出改革工作的有效經驗。《沉重的翅膀》之所以能充滿如此真摯而豐盈的激情，在于張潔以勇氣打開了女作家很少觸及或很難深入的視域——國家。她關注改革也是源于此：改革是該時期國家的首要任務，無論是從政治局勢還是經濟發展來看。小說運用了大量比喻，意在說明歷史惰性作為陳舊而腐壞的因素未被徹底清除干凈，改革需要認清社會發展和自然進化的規律，需要大刀闊斧，更需要深入民心、貼近實際。別林斯基說:“任何偉大的詩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會和歷史的土壤中。”（《別林斯基論文學》）作品在對復雜社會斗爭的描繪上貫穿著堅持改革的豪邁氣魄，在雄辯的思辨性語言中體現出強烈的“現實關懷”精神，這是歷史要求對作家的正面積極影響，也是當代文學史中少有的激情。

關注家庭與追求人民

獲得感的熱情

影響張潔創作的因素除了時代命題外，亦有女性敏銳的眼光與細膩的感受。這也使得小說超越了一般宏大敘事題材的局限性，用人物家庭生活的細致描繪呈現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張力。作者憑借真實的個人情感經驗和在重工業部的工作經驗，孕育了人物家庭關系和改革沖突斗爭的靈感。小說通過鄭子云和夏竹筠、陳詠明與郁麗文、吳國棟與劉玉英等不同家庭的生活矛盾聯通到令人深思的時代問題：改革的最初目的與最后成果是否轉化為了真實的“獲得感”？由此看來，張潔不僅有對經濟形勢的洞察，還有一種立足實際的政治理想。《沉重的翅膀》將家庭需求分為建立、維系和升華三個層次，對應著獲得感的由淺入深。

改革開放初期，家庭的建立仍然受到周圍社會環境尤其是政治環境的影響。萬群與方文煊作為一對患難見真情的愛人因社會習俗的強大壓力生死相隔。而鄭圓圓和莫征兩個年輕戀人則沖破了阻力，自由相愛。新舊兩代人由愛情到家庭的不同結局似乎也可以印證“婚姻改革”需要克服原有框架、陳舊思想的勇氣。“貧賤夫妻百事哀”，雞毛蒜皮的瑣碎是消解愛情的最大殺手，家庭的維系比建立更為艱難。吳國棟和劉玉英的爭吵引出了他們從十幾年前恩愛的情侶變為艱難度日的夫妻后，面臨的生活窘境：吳國棟得了肝炎需要治病，但他只能拿到60%的工資。兩個人不僅要贍養父母，還要照顧孩子，一切“完全變成了另一副模樣”。小說中一再強調：“一定得讓老百姓像個人那樣活著”，如果生活的負擔并沒有因為改革得到緩解，他們又怎能從應接不暇的現實情境中奉獻出更多的工作熱情和生活情趣？ 所以，小說對夫妻家庭生活“幸福”拷問的背后其實是對改革成果的關注。幸福是一種獲得感，是一種來自內心的主觀體驗，而并非外在條件的“門當戶對”。鄭子云、夏竹筠的“模范夫妻”只是表面。他們的家中缺乏真情的流動，夏竹筠時刻不忘彰顯自己對家庭的控制，她以打扮、說場面話和監視家人為日常工作。小說塑造的真正模范夫妻是陳詠明與郁麗文，他們的婚姻與家庭生活充滿了愛和尊重。雖然郁麗文并不完全了解丈夫的事業，但她不忘以妻子的身份堅定地站在丈夫身邊，支持他，陪伴他。

在張潔看來，女性獲得解放需寄希望于全人類的解放，寄希望于社會和民族的進步。所以小說中的女性以間接身份參與到改革進程中，字里行間洋溢著女性主體的自我反思，她們或是關心工業發展的記者，或是理發店里的巧手，或是安逸享樂的官太太，或是溫柔貼心的醫生……她們的憂愁與甜蜜首先來自于家庭環境，她們為現實生活發愁，為精神追求擔憂。從女性面臨的生活困境便可知道，當時的“人們還是在過去的道路上摸索”，改革的翅膀還很“沉重”，所以作者在初版本中的犀利、感傷和強大震撼力，都是基于改變人們生存窘境的熱情。

關注人性解放的真情

張潔深信“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全人類，還要解放無產階級自己”，“未來的世界，應該是人的精神更加完善的世界”，所以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實現解放，實現精神的完善。小說提出了“解放自己”需要“物質”“精神”兩手抓，尤其是“重視精神”的觀念，并以鄭子云和陳詠明的音樂交流為例，展現了人全面發展的必要性。人的全面發展需要社會實現對人需求的滿足，首先，便是對“人”的存在的認可。

田守誠之所以輕視給工人發獎金的要求，是因為他長期陷在官本位思想中，對工人缺乏“人”的認可,這種源自本能物欲的思想并非僅田守誠一人所有，孔祥副部長、局長馮少先、處長何婷，他們都喻指了相當廣泛的保守力量。張潔敏銳地觀察到了這一點，社會是不斷進步、發展著的，過去的“新”已經成為此刻的“舊”，那么此刻的“新”未必不會變成明日的“舊”。而小說中鄭子云、陳詠明等人的先進之處不僅在于他們具有變革現實的激情與行動，更在于他們能夠認識到工業建設中“人”的價值和作用。陳詠明在曙光汽車制造廠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更能體現出銳意進取、忘我工作與麻木僵化、猶豫彷徨、妥協遷就的素質斗爭,在所有舊觀念和惰性思維的強大勢力面前，就算是改革英雄鄭子云也常常感到力不從心。責任感的有力召喚又使他繼續戰斗下去，他并非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所有人。這種深厚與堅強的人性克服了外在環境與自我的矛盾，也克服了自己內心積極力量與消極力量的沖突，在不斷的否定中獲得了人性的解放與發展。

《沉重的翅膀》是“改革文學”的代表作品，它既有時代賦予作家懷著一腔熱情反映現實問題的歷史使命，也有對永恒愛情、婚姻、人性的執著探求。重讀《沉重的翅膀》，能發現其中蘊藏著作者對國家、家庭和人性的巨大真情。雖然改革曾經在蹣跚學步時分外艱難，但經過一代代人不斷努力，新時代的中國已經開始騰飛，《沉重的翅膀》也因其社會價值和文學價值永遠印刻在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紀念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