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文學批評結緣“創傷”有助于反思自身的方法和觀點，更可回應迫切的社會問題，這也是庫爾茲編《創傷與文學》一書的宗旨。凱茜·卡魯斯注意到弗洛伊德《超越快樂原則》中就創傷和夢展開比較，由此提出創傷對于意識而言是一段缺失的不被承認的經驗。卡琳·斯蒂文斯對左拉小說《人面獸心》的分析，則糅合火車意象、現代性及左拉推崇的科學心理學來談創傷，展開資本主義現代性批判。或如卡魯斯所言，創傷是歷史的一種必然，就像德曼當年鼓吹抵抗理論，表面上是在否定理論、排斥理論，實際上恰是證明了理論的無所不在。理論如此，創傷亦然。 

一、 創傷文學研究回顧

西方文化中的“創傷”（trauma）一詞，詞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路加福音》中，耶穌講了一則寓言，說是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去耶利哥，落在強盜手里，給剝去衣裳，打個半死，拋在路邊。有祭司和利未人相繼路過，視若不見，唯獨有個撒瑪利亞路人，見此慘狀動了慈悲心，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店里去照顧他”[1]。上文中的“傷處”（traumata），即是“創傷”一語的來源，雖然它指的還是肉體上的創傷，而不是現代意義上在精神和心理上更甚的傷痛。創傷與文學的因緣由來已久。文王演《周易》、屈原賦《離騷》，都可視為典型的創傷之作。相比于身體的囚禁和放逐，心靈上的傷痛和壓抑應是其創作更為直接的動力。16世紀意大利詩人塔索的英雄史詩《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一個片段，經過弗洛伊德的引證，成為創傷與文學關系的標志性形象。弗洛伊德說：

史詩的主人公唐克雷蒂，在一次決斗時，無意中殺死了他心愛的克羅琳達，彼時她偽裝披掛著敵方騎士的盔甲。把她埋葬后，他一路走進一片陌生的樹林，那是讓十字軍軍團聞風喪膽的魔法樹林。他一劍砍向一棵大樹，可是樹干傷口里流出血來，還有克羅琳達的聲音，她的靈魂給囚禁在樹里，他聽到她在泣訴，他又把他心上人砍了一刀。[2]

美國學者羅杰·庫爾茲主編的文集《創傷與文學》，開篇談的就是唐克雷蒂和克羅琳達的這段悲劇情緣。庫爾茲提醒讀者，這段插曲應當放到更大的故事背景中考察，這個背景便是四百余年前塔索雄心勃勃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庫爾茲注意到史詩情節如疾風驟雨，引人入勝，然而有時也不乏過度夸張，特別是涉及愛情、榮譽、武功的描寫。例如克羅琳達摘下頭盔，露出金發飄飄的模樣，甚至有些許“B級電影”的風味。不過事關創傷，這段情節最經典的評論無疑來自弗洛伊德的《超越快樂原則》。庫爾茲指出，在弗洛伊德看來，塔索的這段描寫栩栩如生地展示了人們如何在不知不覺之間重復傷害自己或他人。弗洛伊德將之命名為“重復強制”，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創傷”。由是觀之，弗洛伊德從創傷視角來探測文學中的人性，不失為俄狄浦斯情結之后的另一大發明。

《創傷與文學》一書的封面，用的即是表現唐克雷蒂和克羅琳達上述情節的一尊雕塑的圖片，雕塑現藏于洛杉磯郡立美術館，作者是18世紀中葉一位佚名的那不勒斯藝術家。畫面上唐克雷蒂跪在奄奄一息的克羅琳達身邊，一手牽住心上人手臂，一手扶起她靠在樹根上的軀干，四目交集，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之中。恍惚之間，這個封面讓人想起張藝謀電影《影》中境州小將楊平刀劈青萍公主的后續畫面。青萍死士披掛上陣，卻死在和親對象的無情刀下。當楊公子抬起女孩下巴，突然發現眼前這個氣息奄奄、滿目嬌嗔哀怨淚的垂死姑娘，竟是他心儀良久的長公主，我們幾無例外在期待錐心泣血的創痛鏡頭出現，但是轉眼之間，公主將匕首插入了小將腦穴，因為后者曾經信口開河要她做妾。這個出人意表的突轉，在貌似將完成創傷敘述之際，轉向了“烈女傳”的道路。可見，文學神出鬼沒，殊非讀者觀眾所能預料。

庫爾茲認為當代社會，特別是在“911事件”之后，創傷意識在日漸增強。《創傷與文學》“導論”中引了《紐約時報》的一組數據：1851年到1960年這一百多年間，“創傷”（trauma）一詞現身該報的次數共計300次；而1960年至2010年這五十年間，“創傷”一語亮相該報的次數達到了11000次[3]。可見“創傷”這個詞語，在現代日常語言中幾乎無處不在。“創傷后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下文簡稱PTSD），亦在不斷蔓延。從病理上說，PTSD是指個體經歷、目睹或遭遇災難、死亡及其威脅后所導致的延遲出現、然而持續存在的精神障礙。當今PTSD居高不下的發病率，顯示它已經成為一個公共健康問題。這樣看來，西方當代文論中異軍突起的創傷研究并非無病呻吟、紙上談兵。弗洛伊德的收筆之作《摩西與一神教》，作為創傷批評的先驅，洋洋灑灑、不遺余力地論證摩西不是希伯來人而是埃及人，在《出埃及記》中，他被麾下的以色列人謀殺身死，因此猶太民族背上了揮之不去的原罪。對于該書的寫作宗旨，弗洛伊德本人也交代得清楚明白：它是一部針對世界范圍排猶主義的叛逆之作。

現代意義上的“創傷”概念，一般認為源于19世紀晚期“神經病學之父”讓—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法國神經病學家皮埃爾·讓內（Pierre Janet）、奧地利精神病學家約瑟夫·布洛伊爾（Josef Breuer）以及弗洛伊德等人的精神疾病治療實踐。1894年，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學評論》雜志創刊號上刊文評價布洛伊爾、讓內和弗洛伊德等人的成就時，將上述幾位歐洲同道所說的“創傷”比作精神中的荊棘。在庫爾茲看來，這個比喻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創傷是一種外來的東西，嵌入心理深處，就像傷口表面愈合，底下潰爛卻在擴展，唯有打開傷口，重新清洗，才能真正得到治療。弗洛伊德本人1920年發表的《超越快樂原則》被公認為創傷理論史上的經典文獻。弗洛伊德視創傷為心理防御墻面上的裂口，它是如此突如其來，猝不及防，瞬間就突破了心理保護機制的防御。上述塔索史詩中的唐克雷蒂和克羅琳達片段，在弗洛伊德看來就是再形象不過地勾勒出了創傷來襲的畫面。自此以還，這個畫面不但成為創傷批評的一個標志性圖像，而且毋庸置疑地將創傷和文學聯系起來。文學牽連創傷不僅在于理論上闡述“詩可以怨”的悠久傳統，而且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誠如庫爾茲所言：“無論是出于學科外部還是內部的原因，文學似乎是在創傷研究中發現了一系列概念，它們一方面讓文學來回顧自己分析文學文本的觀念和方法，另一方面也讓文學拓展自身，同當今最為緊迫的社會問題聯系起來。”[4]

西方當代創傷文學批評的一位領軍人物，是現執教于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凱茜·卡魯斯。1988年，卡魯斯在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學位論文經過修改擴展，1991年題名為“經驗真理與批判小說：洛克、華茲華斯、康德、弗洛伊德”出版，這是她的第一部著作。以創傷為題，卡魯斯的相關著作有《不被承認的經驗：創傷、敘述與歷史》（1996）、《文學與歷史的灰燼》（2013）和《傾聽創傷：與災難經驗理論及治療領軍人物的對話》（2014）等。1995年卡魯斯主編的文集《創傷：記憶探討》“序言”中開宗明義提出，創傷之所以意味著記憶探討，是因為傷痛太甚，難以面對，故而經常以記憶形式存留；創傷研究近年來崛起而且流行不衰，是因為現代社會創傷甚多，當務之急是緩解病人的傷痛，這是一切創傷研究的核心。在該書“導言”中卡魯斯又說，創傷現象似乎已經變得無所不包，但它之所以發展到這個狀態，恰恰是因為它暴露了我們理解力中的局限：倘若說精神分析、精神病學、社會學乃至文學如今開始相互傾聽創傷研究中的新聲音，那是因為這些學科的傾聽發生在創傷經驗的劇烈斷層和溝壑之間[5]。這段話可以見出創傷研究鮮明的跨學科特征。文學和創傷的相互傾聽，無疑同樣發生在創傷經驗的劇烈斷層之間。

二、 不被承認的經驗

卡魯斯的《不被承認的經驗：創傷、敘述與歷史》被公認為當代創傷批評的開山之作。該書開篇引了塔索《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三句詩作為題記：“盡管恐懼得發抖/他再砍出一刀/然后/決心一睹究竟。”順著這段題記，卡魯斯將讀者引入弗洛伊德《超越快樂原則》第三章中關于唐克雷蒂和克羅琳達這一片段的分析，并引弗洛伊德的話，稱其為創傷命運“最動人的詩歌畫面”。卡魯斯強調說，這段故事的動人之處，在于它引人注目地并列陳述了重復傷害和見證哭聲這些神秘未知事件，而最好不過地表達了弗洛伊德本人對于創傷經驗的本能感知和激情幻想。卡魯斯指出，弗洛伊德之所以求助文學來描述創傷經驗，是因為文學就像精神分析，致力于探究已知和未知世界的復雜關系。

在《超越快樂原則》中，弗洛伊德談了創傷性神經癥的特征并將之和夢比較，將對創傷成因的探究由外部刺激傷害轉向病人內部因由，這在創傷研究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在該書第二章弗洛伊德指出，有一種狀態是大家熟悉的，它往往發生在強烈的機械震蕩、火車事故和其他危及生命的事故之后，它就是“創傷性神經癥”。那時剛剛結束的世界大戰就導致這類疾病的患者大量出現。但時至今日，人們已經不復將此種異常現象歸因于外部機械傷害造成的神經系統損傷，它的諸多癥狀中有許多相似的重復性運動癥狀，這一點與歇斯底里很相像。創傷作為戰爭后遺癥固然情有可原，但是在和平時期，創傷性神經癥同樣層出不窮，這又該當何論？弗洛伊德感慨，對這個困惑還未有人做出過完整解釋。

卡魯斯同后來的創傷批評家一樣，標舉弗洛伊德的兩部著作《超越快樂原則》和《摩西與一神教》分別為創傷分析的發軔和經典之作。但卡魯斯更愿意將“創傷”界定為歷史事件對心靈的巨大影響。她注意到，兩書均著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都直接將創傷理論與歷史暴力聯系起來。她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神經官能病癥頻出不窮，弗洛伊德驚訝地發現一種病癥——噩夢連連，戰場事件卷土重來，其體驗像一種神經官能癥，但是癥狀總是直接指向暴力事件的發生。由此弗洛伊德將它和另一種困擾人很久的現象聯系起來：事故神經癥。故而，戰場后遺癥可以與事故噩夢做比較。她引了弗洛伊德的一段話：

創傷性神經癥患者所做的夢，會反復將病人帶回到他所遭遇事故的場景當中，這情景再一次讓他驚悸不已，以至于驚醒過來。人們對于這一點是見多不怪了……

要是有人以為患者夜間做夢，應該將他們帶回到導致自己患病的場景里去，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那就是誤解了夢的性質。[6]

對此，卡魯斯的分析是，弗洛伊德不解創傷噩夢何以頻頻卷土重來，因為它同愿望的達成毫無關系，而且沒有無意識層面上的意義，而是實實在在原初事件的回歸，即便當事人的意向適得其反，對原初事故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創傷性神經癥患者不像普通的神經癥病人，他們身不由己卷入原初不幸事件頻頻閃回的侵擾之中，根本無法理解個中緣由，病人束手無策、一籌莫展。這時外部事件不經過任何中介，直接變為內部創傷。這里的病因根由是創傷復發本身，而不是神經官能癥的錯誤診斷。總而言之，弗洛伊德在創傷性神經癥中遇到的問題，不指向任何恐怖事件，而是反映了幸存者特定的困惑體驗。倘若說夢和創傷事件的幻覺重現由此引起弗洛伊德的格外重視，那是因為它們提供了見證。故而弗洛伊德《超越快樂原則》中對于歷史問題的再思考，其核心是一個迫在眉睫的未得解決的問題：幸存意味著什么？

因此，創傷在卡魯斯看來，就是一段未被認領、不被承認的經驗。她聲稱《不被承認的經驗：創傷、敘述與歷史》這本書，不是通過意識和原初事件之間仿佛直截了當的關系，而是通過心理創傷似是而非的間接結構，來探討創傷和幸存者之間的復雜關系。因為在意識層面上，幸存者對于昔年殃及性命的創傷事件與其說是耿耿于懷，不如說是在有意回避和忘卻，躲之唯恐不及。

卡魯斯注意到，弗洛伊德討論創傷，一開始就在強調心理學中的創傷并不是來自于嚴格的危及生命的傷害事件。恰恰相反，身體上的傷害，通常是對神經癥病狀的發展起反作用。對于意識來說，病人對創傷經歷更經常是不知不覺的。假如創傷事件不受控制地反復再現，患者的思維、記憶或夢中不斷涌現與創傷有關的情境或內容，就像清醒時分的記憶一樣，那么它也只能發生在發病時或者夢境之中。她接著援引了弗洛伊德的相關敘述：“有人認為，創傷經歷甚至在睡眠中也在持續不斷對病人施加壓力這個事實，證明了此種經歷的強烈程度：人們會說，病人固著于他的創傷了……但是，我沒有發現創傷性神經癥病人醒著的時候也經常回憶他們所遭遇的事故。也許他們更在意的是不去想它。”[7]這是說，夢中經歷創傷事件，不能證明當初的身體傷害多么巨大，而是說明幸存者內在的心理機制受傷害更深，以至于欲罷不能。所以，夢見創傷事件，并不意味著原初事件直接維系著幸存者當下的生活，恰恰相反，它意味著，幸存者意欲探究事件發生之初他未能完全理解的內容，是意在克服創傷事件與當下生活并無直接聯系這個事實。由是觀之，創傷之所以成為創傷，不是因為傷口愈合出了問題，而是因為意識層面上，創傷事件對于幸存者來說始終是一段未被認領、未被承認的慘痛經驗。

三、 左拉與火車創傷

美國創傷批評新秀、執教于林賽威爾遜學院的卡洛琳·斯蒂文斯，在她的《作為創傷文化煉獄的現代性》一文中，立足火車意象，分析了左拉小說《人面獸心》（La Bête humaine）中的創傷寓意。1890年出版的《人面獸心》是左拉《盧貢—馬卡爾家族》小說系列的第17部，是一部描寫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如何導致個人心理失調的自然主義作品，出版當時就反響巨大，1938年被讓·雷諾阿改編為同名電影。小說標題“人面獸心”指的是天資聰穎的青年機車司機雅克·朗蒂埃。朗蒂埃因有歇斯底里遺傳基因，看到年輕女性每每會不由自主顫栗起來，然后又突然心起殺機。左拉說，朗蒂埃根本不認識這些女性，與她們無冤無仇，但一旦發起病來，他就會失去理智，埋在心底的復仇感左右著他的行動，至于他對女性有什么仇恨，他自己也說不清楚。也許這只能追溯到遠古時代，追溯到那時女性對男性的壓迫，甚至追溯到穴居時代女人對男人的欺騙。一次旅途中，車站副站長盧博逼迫妻子塞芙琳娜與他合伙殺死公司董事長格朗莫蘭，恰被朗蒂埃撞見。案后調查時和在法庭上，因為塞芙琳娜的一雙美目，朗蒂埃鬼使神差保護盧博夫婦避開了嫌疑。柔情似水的塞芙琳娜讓朗蒂埃欲罷不能，兩人很快墮入愛河，開始圖謀殺死討厭的盧博，不料朗蒂埃舊病復發，反而掐死了塞芙琳娜。小說結尾寫朗蒂埃與被他偷了女友的司爐在時速60公里的機車上扭成一團，最終滾下車去，兩人一起死于非命，給軋得血肉模糊。18節車廂滿載著快樂高歌的法國“炮灰”士兵，在無人駕駛的“利松號”（La Lison）瘋狂機車牽引下，駛向普魯士戰場。

斯蒂文斯認為，《人面獸心》戲劇性地將鐵路、現代性、創傷和左拉力推的科學心理學糾合在了一起。朗蒂埃內心在苦苦掙扎，拼命克制一見女性身體便舊病復發的沖動，特別是對他情人塞芙琳娜的嗜殺欲望，卻終難逃脫毀滅悲劇。小說情節發生在巴黎到勒阿弗爾之間的鐵路上，左拉為了細節描寫的真實，專門耗時數月深入鐵路考察，以至于朗蒂埃駕駛的那輛機車“利松號”，當仁不讓地成了嗣后“火車創傷”中的范例。斯蒂文斯引了小說中的這一段文字：

這么多人！還是那一群人，那個一望無際的人群，周遭車廂隆隆、機車長鳴、電報噠噠、鐘聲當當！就像一個巨大的身體，一個巨人頭枕巴黎，脊椎順鐵軌延伸，四肢張開如條條支線，手腳是在勒阿弗爾和其他終點。它向前、又向前，機械刻板、洋洋得意，以數學般的精確一頭沖向未來，一意孤行，視而不見兩旁人類生活的其他部分，那是目不可見然而悠久不息的生活，帶著永恒的激情、永恒的罪惡。[8]

在斯蒂文斯看來，這段話結合了現代性的兩個標志：人群和鐵路，將之融合進一股乖張任性的邪惡力量，完全無視其他鮮活的個體生命，一筆勾銷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小說中對火車車禍血肉模糊的可怕描寫，也活脫脫就是現代性創傷的寫照。誠如左拉通過小說人物之口的評論：這個發明了不起啊，沒什么可說的，人類在飛快前進，越來越聰明；野獸依然是野獸，不管人類發明什么先進機器，野獸依然如故。現代性由此見證了血淋淋的殺戮本能，“利松號”就是它的象征：

左拉以鐵路來代表他對現代性的客觀觀察，將這觀察同時延伸到個人和社會層面的心理動因上面。故此，利松號的毀滅潛能變成朗蒂埃謀殺本能的一個象征，小說高潮是他刺殺塞芙琳娜，發生當口正值“巴黎號快車呼嘯而過，狂野不羈、迅疾如風，以至于大地也在震顫；她一命嗚呼，仿佛暴風雨中突遭雷擊”。[9]

斯蒂文斯進一步的分析是，就像19世紀醫學將創傷性神經癥歸結為遺傳基因，左拉筆下的朗蒂埃也相信他是父債子還，是在給酗酒無度的父輩和祖輩償還孽債，是原始的獸性要將他拽回叢林，讓他混跡于專門吞噬女性的野狼之中。所以不奇怪，左拉是弗洛伊德情有獨鐘的小說家之一。這樣來看，左拉對朗蒂埃的心理描寫就是對典型的記憶喪失癥和創傷性神經癥的個案分析。主人公在人性和獸性之間苦苦掙扎，所導致的不光是個人悲劇，同樣也是社會的悲劇。斯蒂文斯特別強調了小說結尾的描寫：朗蒂埃跟司爐生死搏斗，雙雙斃命，無人駕駛的列車繼續奔馳，仿佛煥發了青春，車速快得驚人，茫茫黑夜里，年輕的“炮灰”士兵擁擠在車廂里，如醉如癡，大聲高唱，奔赴普法戰爭的戰場。這是一輛魔鬼列車，橫沖直撞，軋死幾名行人，幾乎撞翻一臺實驗機車，它毫不在乎，像一只既瞎又聾的野獸奔向死神王國，一次又一次鉆進茫茫黑夜，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左拉以火車和鐵路為背景來展開《人面獸心》的故事敘述，有其時代背景。19世紀火車事故頻繁，造成的傷害并不止于肉體，更有心理和精神上的持續傷害。火車事故后遺癥的標志是“鐵路脊柱”（railway spine），顧名思義，它指的是火車事故對脊柱和大腦帶來的無可彌補的后遺創傷。“鐵路脊柱”作為19世紀火車事故后遺癥的典型癥狀，在斯蒂文斯看來，是早期現代性創傷綜合癥的代表意象。在《作為創傷文化煉獄的現代性》一文中，斯蒂文斯也梳理并交代了相關線索。英國外科醫生約翰·埃里克森（John Eric Erichsen）1856年出版的《論鐵路和神經系統的其他傷害》，應是第一部有關“鐵路脊柱”相關癥狀的大部頭著作，“鐵路脊柱”因此也得別稱為“埃里克森病”。但是埃里克森和19世紀醫學的流行做法，都將火車創傷看作機體傷害，尚未將之同心理學和精神分析聯系起來。19世紀不但出產“鐵路脊柱”，同樣見證了多不勝數的暴力、戰爭、死亡和種種其他事故。唯這些事故的創傷后遺癥，初時診斷都還局限在物理和身體傷害上面，其深入探究向社會文化、技術、政治和經濟方面延伸，還有待時日。

“鐵路脊柱”同心理學和精神分析聯系起來，同樣有鮮明的社會背景。當其時，不乏有人找到鐵路部門，報之在火車事故中受了傷害，可是身體上卻沒有傷口，鐵路方面因此拒絕賠償，認為是欺騙作假。所以“鐵路脊柱”究竟僅僅事關肉體，還是一樣牽連到精神，首先具有臨床意義。英國醫生赫伯特·佩奇（Herbert Page）和法國精神病學家沙可，公認在“鐵路脊柱”治療由生理向心理側重的過渡中擔當了領軍角色。1952年《英國醫學雜志》（BMJ）上刊登了英國心理學家米萊斯·卡爾平（Millais Culpin）的一篇文章《一些被遺忘的片段》，作者回顧“一戰”期間士兵的炮彈休克癥，然后講到有一天他收到赫伯特·佩奇一封來信，兩人后來見了一面。佩奇1892年出版了《鐵路事故》，專門分析火車創傷，但是談到“鐵路脊柱”的治療問題，卻聲稱他當時對心理學其實還一無所知。可見火車創傷從生理到心理的認知轉變，并不是出于精神分析學家天馬行空、異想天開，而是有著切實的臨床實踐基礎。佩奇本人是現代創傷理論的開拓者。他認為所謂的“鐵路脊柱”，實際上是一種神經休克，表達了恐懼因子：

鐵路事故導致的這一巨大的精神休克，在導致直接崩潰的因由中，占據了很大部分，許多病例中甚至是唯一因由。鐵路事故的后遺癥相當嚴重，一如事故發生之后我們所見，甚至更為嚴重。[10]

精神休克而非身體傷害，是火車創傷的主要因由，這個命題標志著19世紀末葉，醫學界終于開始重視起了創傷的精神內涵。沙可后來將佩奇的創傷研究引入法國，把火車事故和歇斯底里聯系起來。佩奇認為火車創傷后遺癥不是脊椎受傷引起的生理病癥，而必涉及深層的精神情緒狀態。沙可改造佩奇的理論，認為歇斯底里就像鐵路創傷，它是如此巨大，有時候甚至就是直接崩潰的唯一原因，可導致病人長達數月的生活失調。沙可特別強調了佩奇理論中的恐懼因素，指出它們對于病人的影響甚至勝過傷口本身。不過在斯蒂文斯看來，雖然佩奇和沙可奠定了創傷精神分析的基礎，二人終還是主要局限于從生物學和功能方面來定義創傷。現代創傷研究的發軔之作應是弗洛伊德的《超越快樂原則》。再往上推，早在1895年，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研究》也已經談及了外部創傷的理論因由問題。

斯蒂文斯特別注意到《人面獸心》的結尾，她認為左拉這部小說最后站在1890年的高度來回顧并診斷普法戰爭瘋狂的起因，將其視為現代社會的一個警示：就像朗蒂埃受困于遺傳疾病，現代社會喪心病狂的戰爭暴力，也都可在人類社會原始時代的本能沖動中去追究因由。故而小說不僅在警告人性的退化，而且預示了無意識的崛起：

說到底，《人面獸心》是以文學改編了19世紀醫學對遺傳的重視，預演了無意識的崛起。小說最后，火車滿載著渾然不知的青年士兵，瘋狂穿越死亡原野的意象，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大屠殺的先兆，也彩排了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1930）中對集體本能的解析。[11]

這個現代社會的集體本能無疑是令人悲哀的，它毋寧說就是資本主義文明的一種創傷性本能。從凱茜·卡魯斯《不被承認的經驗：創傷、敘述與歷史》這部創傷批評的開山之作來看，無論是作者對弗洛伊德《摩西與一神教》、雷乃和杜拉斯《廣島之戀》的作品分析，還是對德曼和拉康理論的解構閱讀，都清晰顯示了這一點。創傷是歷史的一種必然，就像德曼當年的著名文章《理論的抵抗》（1982），表面上是在呼吁抵抗理論、排斥理論、否定理論，實際上恰恰論證了理論的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理論如此，創傷亦然。而文學聯姻創傷，便是在可見與不可見、可知與不可知、可追憶與不可追憶之間，喚醒一個時代的創痛意識。 

注釋

[1] 《圣經》（和合本），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2007年版，第126頁。

[2][6][7] See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 p. 59, p. 61.

[3] Thomas Laqueur, “We Are All Victims Now” (Rev. of D. Fassin and R. Rechtman, The Empire of Trauma: An Inquiry into the Condition of Victimhood),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2 (July 2010): 19. See J. Roger Kurtz (ed.), Trauma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

[4] J. Roger Kurtz, “Introduction”, in Trauma and Literature, 2018, p. 17.

[5] Cathy Caruth, “Introduction”, in Cathy Caruth (ed.), Empirical Truths and Critical Fictions: Locke, Wordsworth, Kant, Freu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

[8][9][11] Karolyn Steffens, “Modernity as the Cultural Crucible of Trauma”, in Trauma and Literature, p. 45, p. 46, pp. 47-48.

[10] Herbert Page, Railway Injury, New York: William Wood, 1892, p.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