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掉牙情節

我實在看不上這個本子。一個老掉牙的故事：抗戰時期，日軍占領了中原某村莊，逼迫村人把一個游擊隊員交出來。劇情毫無新意，好學生的作品嘛！我一直看不上這個人。

但學院領導已經敲定要演他的本子，要我導演。校慶一百周年，學院要用這個劇目展示文學院學生的創作。就這水平？我不想接受。院團委書記找我談話。劇本作者也找我，說：

“不就導一導嘛！”

“導演是一門藝術，嚴肅的藝術！”我說。

“嚴肅！是的！”他說，“是要嚴肅。”

我知道他理解的“嚴肅”跟我不是一個意思。我自己也覺得這個詞用得不恰當，這是個被糟蹋掉的詞。“反正不能敷衍！”我又說。

“嗯。”他那眼神，我都替他想好了話：“什么嘛！要不是必須有個導演名字，我這本子，沒導演也照樣演！”

不是有句話嗎？一個劇組里，什么都不會干的就干導演。但我堅定認為導演才是一個劇作的靈魂。對腳本沒有感覺，導演的靈魂就出不來。拗不過我，團委書記答應我可以把劇本做個修改。“讓故事更生動一些。”團委書記說。她也是文學專業畢業的。她說得很委婉，用的是“更”，畢竟不能否定原作。

我提出，原故事發生的村莊應該與眾不同。

“典型，‘這一個’！”團委書記說。

“是‘陌生化’。”我說，“‘陌生化’才產生審美。”

“什克洛夫斯基。”張導說。他畢竟是文藝學專業畢業的。我們把輔導員叫“×導”。張導一直欣賞我的才華。“我是‘導’，現在你也是‘導’。”他對我說。其實我覺得只有導演才配稱為“導”。“說說你的方案！”張導說。

這可以是個被日軍占領的村莊。但要弄清楚，說是被占領，其實不過是被掃蕩過。我看過有關資料，中國地廣，日軍兵力鋪不過來，所以往往采取掃蕩的方式。掃過了，走了，留部隊在炮臺上盯著。

但這個村莊有所不同，有個日本人駐扎在這里。說是“駐扎”也不準確，這個日本人不是兵，是普通人，也沒穿軍服。他為什么在這里？他喜歡中國文化。我這是受電影《霸王別姬》啟發的。這地方有古城遺址，或者干脆把這日本人設置成文物販子。他會一些中國話。當然也不排除他也是間諜。但這在這個劇本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存在，讓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了日本人。這時我想到的是姜文的《鬼子來了》。我最崇拜姜文了，崇拜他的狂，創作力爆棚。這日本人愛喝酒，常常喝得爛醉。他醉后就撒野，喜歡欺負婦女。無數的抗戰敘事都講到了這一點。村里人對他，嗯，敢怒不敢言。村里女人像躲鬼一樣躲在家里。那鬼子就更耀武揚威了，喝醉了酒，像李白一樣，只不過用的是十分不標準的中國話，說：

“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原劇本寫游擊隊，這可以保留。炸鐵路、偷襲炮臺什么的，各種事跡傳揚。這些游擊隊也到村里來，都是半夜三更，那個日本人喝醉了，關燈睡覺了，他們才來，避免跟這個不是軍人的日本人發生沖突，保存有生力量。村里人也對他們來，感覺很復雜。這些人原來是土匪，搶村里的東西，只是日本人來了，他們打日本人了。但村里人對他們還是不放心。而且他們沒有番號，村莊被耙地一樣地一茬一茬來軍隊，都搞不清是什么軍隊，其中也有游擊隊改編的叫“新四軍”的，穿著軍裝。村里人喜歡這軍隊，據說村口一家人的兒子就是新四軍。只是大家從沒有見過他穿新四軍軍裝的威風樣子。大家對“新四軍”這個稱呼叫不順口，仍是稱游擊隊。

一天，那日本人喝醉了酒，竟然闖進了一戶人家，把人家女人給糟蹋了。那女人提了吊繩自殺了。本來想著惹不起躲得起，可以躲家里，現在鬼子竟闖進家里來了。就是家有身強力壯的男人，敢反抗嗎？不反抗，那么自己家的女人就要被糟蹋，就得去死。

這天來了一個游擊隊隊員。沒有穿軍裝。他說是執行任務時耽擱了，要在村里借住一宿。村里人問可知道村口那戶人家的兒子，回說不知。大家就懷疑他不是新四軍，對他有點不放心。但這個人聽說發生了鬼子糟蹋女人的事，氣不過來。

“禍害不除，永無寧日！”他說。

說得鏗鏘有力。道理誰都懂，但大家見鬼子腿都要發抖。他自告奮勇去殺那鬼子。大家想借他的力，重要的是他手上有槍，槍就是膽。于是大家自愿加入。當然應該有膽小鬼，特別是家屬。于是有人來，把自己兒子叫回去。當然，鄉親面前，怎么好意思直說不敢？畢竟膽怯不是好品德，誰也不愿意聲稱自己就是沒有正義心。于是就找個別的理由，比如說家里的活還沒做完。于是又有人受了啟發，也用這個理由。

但也有勇敢的。人物必須這么設置，這在技術上叫作取得“參差”效果。帶路的就是最勇敢的，因為他必須在最前面。其他人只是在后面跟著。翻墻，摸門，撥門閂。他所處的位置甚至比那游擊隊員還前沿。但他手上沒有槍。他想好了，到時候摸上什么硬家伙，凳子、瓦罐、石頭什么的，砸過去。

因為喝了酒，那鬼子睡得很死。還打呼嚕。大家才知道鬼子的呼嚕聲原來跟吹口哨一樣。來掃蕩的日本人也愛吹口哨，這使得大家一下子覺得面前這個日本人就是軍人。有些興奮，也有些緊張。這呼嚕像哨聲一樣細，也就沒辦法遮掩大家摸索的聲響。哨聲細得讓人擔心會忽然斷了，讓這邊的聲音顯露出來。特別是撥門閂，就是控制得了撥上去，門推開，門閂也會落下來，到時就會發出聲響。把那鬼子驚醒，怎么辦？好在那游擊隊員手上有槍，可以遠距離射擊，不必沖到炕前。這就是槍跟刀的區別。但房間里很黑，目標不清。那游擊隊員畢竟是游擊隊，教撥門閂者一撥起，立刻猛推開門，故意發出大聲音，驚動那鬼子。那日本人一翻身起來，就有目標了。就射擊。一槍不能斃命，兩槍三槍也鐵定斃命。

果然，一槍就讓那鬼子斃命了。

但槍聲也驚動了炮臺上的日本人。立刻調動軍隊，把村莊包圍起來。這是原來腳本的情節，好吧，可以用。全村的人都被攏到打谷場上，追查兇手。大家叫那游擊隊員走，但他不肯。在日本人來前他還有機會逃走的，但他說要跟大家有難同當。但在大家看來，他在，只能增加麻煩。他在，罪證就在。好像他不在了，殺日本人的事就追究不了了。

“我知道你要把我作品改成什么樣了！”原作者抗議，“請尊重我的原創！”

“你那是‘創’？”我說，“幾十年的老套了！”

“這叫經典性！”他說。

“經典性不是平庸！”

“你這是鉆牛角尖！”

“我是挖掘得更深刻！”

“深刻？就是往壞里挖？”

“話不好聽，但你的話還真說對了！”我說。

輔導員還開明。應該說，當時整個創作氛圍還是開放的。“畢竟是在原作基礎上修改，還得尊重原作吧？”張導只是斟酌這個。

“那我可以重新創作一個。”我說。與其這么被原腳本掣肘，不如重起爐灶。“我也會創作，張導您知道的！”

“知道是知道，但現在你的任務是導演。”

“我新創作的更有意思。是現實題材，現實主義……”我用了“現實主義”這個冠冕堂皇的帽子。

“現實中有日本鬼子？”原作者問。

“不一定就要日本鬼子，現實生活中也有壞人，比如，黑社會性質的壞人。”

“你不要告訴我，游擊隊，你用警察來代替。這也是抄襲！”

“是不是抄襲，我不跟你理論。但我可以告訴你，我才不會用警察替換游擊隊。處理現實經驗的功力在于：去職業化標簽、身份化標簽，把人作為人來考察，深入到人的內心世界。”

我這話打動了輔導員。張導畢竟是碩士畢業的。

……

陳希我

福建人，作家、文學博士。曾留學日本，現供職于國內大學。主要作品有小說《抓癢》《冒犯書》《大勢》《移民》《我疼》《命》，隨筆集《真日本》《我的后悔錄》，學術專著《享虐的文學》等。作品曾獲英國筆會獎、人民文學獎、《文學報》新批評文學評論獎，登首屆《收獲》排行榜，進入美國《洛杉磯書評》中國當代最佳小說12部，五次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提名。作品被翻譯成英、法、意、日等多種文字。英國《經濟學人》稱其為“特立獨行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