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主抬起了人的頭，

命他仰望天空，注視星辰。”

無論身在何處，受到何種磨難，終生都將在向往希冀中度過，他的向往是天堂，他的希冀是獲救。這不是詩人的一幅自畫像嗎？波德萊爾正是一只逃出樊籠、在污泥中掙扎而詛咒上帝、懷念故鄉(xiāng)的白天鵝。

1

夏爾·波德萊爾于1821年4月9日出生在巴黎。

1825年左右，在巴黎的盧森堡公園里，人們常常可以看到一位眉毛漆黑的老人領著一個四五歲的孩子散步。老人指點著那一座座美麗的雕像，講述著有關它們的神話和歷史，孩子則出神地聽著。這個孩子就是波德萊爾，他后來寫道：“形象，這是我最初的強烈愛好。”那個老人不是他的祖父，而是他的父親，約瑟夫-弗朗索瓦·波德萊爾，那時已經(jīng)年逾花甲了。

當他于1819年續(xù)娶卡羅琳·杜費斯的時候，已經(jīng)是個六十歲的老人了，而新娘是個無依無靠的孤女，年僅二十六歲。

波德萊爾常常認為，父母年齡相差懸殊對他的精神有著某種先天性的影響，這也許可以由醫(yī)生做出回答。可以肯定的是，父親的啟蒙思想、對繪畫的愛好，以及一派貴族的作風，確實給幼年的波德萊爾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有一首題為《人語》的詩，其中回憶道：

我的搖籃啊背靠著一個書柜，

陰暗的巴別塔，科學，韻文，小說，

拉丁灰燼，希臘塵埃，雜然一堆，

我身高只如一片對開的書頁。

那書柜里放著一套《百科全書》，伏爾泰、莫里哀、拉伯雷、普魯塔克、拉布呂耶爾、孟德斯鳩等人的作品，還有一本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波德萊爾不僅在公園里聆聽父親講解雕像，而且家中還有父親的收藏及其“拙劣的”作品。他的母親曾在倫敦受過教育，也頗有些文化修養(yǎng)。可以想見，波德萊爾幼小的心靈是在怎樣的氛圍中受到了熏陶。

波德萊爾僅六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了，他失去了唯一可能理解他的親人。年輕的母親服喪的期限未過，就改嫁歐比克少校了。波德萊爾幼小敏感的心靈第一次受到了巨大的震動。他一直不能理解母親為什么要再嫁，那美麗溫柔的母親只能屬于他一個人，豈容得第二個人來分享她的感情？他覺得父親被出賣了，母親對他的愛被出賣了，他對母親的眷戀被出賣了。

2

1832年，他隨母親到了繼父的駐地里昂，進了中學。那正是七月革命后的日子，資產階級自由派篡奪了勝利果實，建立起銀行家的統(tǒng)治，1831年、1834年的里昂工人起義遭到殘酷的鎮(zhèn)壓。

波德萊爾在里昂時的最大樂趣就是在城里游逛。寄宿學校的生活已經(jīng)使他感到煩悶和憂郁，而破敗的街區(qū)、骯臟的工廠、工人的悲慘生活、幾乎總是煙霧彌漫的天空，又使他的“沉重的憂郁”變得更加沉重。他的學業(yè)優(yōu)秀，在希臘文、拉丁文和法文上顯露出才華。他敏感、激烈，舉止古怪，充滿了奇思異想，有時又有些神秘和玩世不恭，嘴里還常常吟誦著雨果和拉馬丁的詩句。

四年之后，1836年，他隨父母回到巴黎，進入路易大帝中學。他是個才華出眾卻不守紀律的學生，出語尖刻，常常對學校當局表示不敬，洋溢著反叛精神，終因一次拒絕交出同學傳遞的紙條而被開除，這件事發(fā)生在1839年4月18日。這是波德萊爾與社會的第一次沖突。

他曾寫道：“盡管有家，我還是自幼就感到孤獨——而且常常是身處同學之間——感到命中注定永遠孤獨。”

波德萊爾離開了中學，在一所法律學校注冊，其實并沒有去上課，而是去過“自由的生活”了。

他大量地閱讀羅馬末期作家的作品，著迷于他們的頹廢情調；他閱讀七星詩社詩人的作品，嘆服他們聲律的嚴謹；他閱讀巴爾扎克的作品，并因結交了他本人而感到十分榮耀；他在美術展覽會上流連，重新喚起他“最初的強烈愛好”；他喜歡拜倫、雪萊、雨果、戈蒂耶，為浪漫主義——“美的最新近、最現(xiàn)時的表現(xiàn)”所征服。大約是在這段時期，他通過巴爾扎克接觸到瑞典哲學家斯威登堡的神秘主義。同時，他沉湎在巴黎這座“病城”中，出入酒吧間、咖啡館，追歡買笑，縱情聲色，浪跡在一群狂放不羈的文學青年之間。

3

1847年1月27日的《太平洋民主》雜志刊登了埃德加·愛倫·坡的短篇小說《黑貓》的譯文，波德萊爾讀到之后，立刻被征服了，因為他在這位美國作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思想、詩情，甚至語言。他從此開始翻譯愛倫·坡的作品，一直持續(xù)了十七年，提供了堪稱典范的譯品，使這位在家鄉(xiāng)窮愁潦倒、郁郁不得志的詩人在法國成為一代詩人崇拜的偶像。

雨月對著全城大發(fā)雷霆，

向寒塋四周慘淡的亡靈

傾盆潑灑出凄冷的黑影，

又將四郊籠罩死亡陰濛。

貓在磚地上尋覓遮身草莖，

羸瘦生瘡的身子瑟瑟抖動；

檐槽里游蕩著詩叟的魂靈，

發(fā)出幽靈一般寒顫的悲聲。

——波德萊爾《憂郁》之一

波德萊爾翻譯愛倫·坡，就像他自己進行創(chuàng)作一樣全神貫注、殫精竭慮、精益求精。他長期郁結在胸中的憤懣，他的孤獨感，他對另一個世界的憧憬和追求，都在愛倫·坡哀婉凄清的詩中、陰郁離奇的故事中、駭世驚俗的文章中，以及他為他寫的評價文章中得到了盡情的宣泄。他們是同病相憐的弟兄，有著同樣的悲慘的一生，同樣的不為世人理解的痛苦，同樣的顧影自憐的高傲；他們厭棄的是同一個世界，他們夢幻的是同一個天堂。波德萊爾把自己當成了愛倫·坡，把他的話拿來當成了自己的話。

與其說波德萊爾受了愛倫·坡的影響，不如說他與愛倫·坡不謀而合、早有靈犀，一見之下，立即心領神會、契合無間。

波德萊爾是個神秘人物，更確切地說，是個曾被神秘化了的人物。

圍繞著這個名字，有過許多可驚可怖的傳說，即令他的許多同時代人也不辨真?zhèn)危渲凶匀挥鞋F(xiàn)行制度的維護者因仇恨這位反叛的詩人而惡意中傷的流言，也不乏他本人面對丑惡的現(xiàn)實，悲憤之余自己編造的故事。

屬于前者的如：波德萊爾眼看著一個人被豹子吞掉而幸災樂禍；波德萊爾為了開心，從五層樓上把一個花盆扔在街上一個玻璃匠身上；波德萊爾用雪茄煙燒一頭獅子的鼻子，險些被咬掉手指頭；波德萊爾將一只貓倒懸在一塊玻璃上，聽貓爪抓在又硬又滑的玻璃上發(fā)出的聲響取樂；波德萊爾住在狄埃波旅店時，主人嚇唬孩子說：“別哭了，再哭我叫波德萊爾先生吃了你！”……

屬于后者的，我們只需看他信中的一段：“我在此地（布魯塞爾）被視為警察（好極了！）（因為我寫了那篇關于莎士比亞的妙文），被視為同性戀者（這是我自己散布的，他們居然相信了！），我還被視為校對，從巴黎來看下流文章的清樣。他們老是相信，我感到惱怒，就散布說我殺了父親，并把他吃了；而人們允許我逃離法國，是因為我為法國警察效勞，他們居然也相信了！我在誣蔑中游泳真是如魚得水！”

因此，波德萊爾對那些奇談怪論非但不去辯白，反而推波助瀾，添枝加葉，暗中品味著一種報復的快樂。這是一個人對周圍的世界感到深惡痛絕而產生的一種可以理解的態(tài)度。

實際上，我們認真檢閱他一生短短四十六年的旅程，不難看到，那平凡而平淡的一生，是被丑惡的現(xiàn)實扭曲了、扼殺了，那些被秩序的維護者指為傷風敗俗、褻瀆宗教的詩句，正是一個軟弱而敏感的詩人詛咒黑暗、追求光明而發(fā)出的陣陣痛苦的喊叫。

波德萊爾曾經(jīng)寫道：“如果一位詩人向國家要幾個資產者放在他的馬廄里，人們一定會感到驚訝，而如果一個資產者要烤熟的詩人，人們就會覺得是自然而然的了。”他對資產階級的輕蔑溢于言表，同時也流露出他無可奈何的悲觀情緒，這段話深刻地揭示了波德萊爾同資產階級及其世界的關系。

波德萊爾一方面對資產階級懷著輕蔑和仇恨，往往表現(xiàn)出不共戴天的激烈情緒；但另一方面，生活范圍的極其狹窄，又使他不能深切了解廣大勞動群眾的苦難和斗爭，從當時此伏彼起的革命運動中汲取精神上的力量，因此，波德萊爾始終像一個揪著自己的頭發(fā)想離開地球的人一樣，雖然費盡氣力、痛苦萬狀，卻始終不能離開。正如他在《斷想》中所說：“我迷失在這丑惡的世界上，被眾人推搡著，像一個厭倦了的人，往后看，在遼遠的歲月中，只見幻滅和苦澀，往前看，是一場毫無新鮮可言的暴風雨，既無教誨，亦無痛苦。”

追求解脫而找不到出路，熱愛生活而又不知何所依憑，預見到革命卻看不到希望，始終在如來佛的掌心里翻跟頭，這是波德萊爾深刻的悲觀主義的根源。

波德萊爾的一生是反叛的一生，他的反叛以悲劇告終。然而這是一出有血有肉的反叛的悲劇，他將其凝聚在《惡之花》中，以生動的場景，活躍的人物，撕心裂肺的喊叫，發(fā)人深思的冥想，使萬千讀者驚醒和感奮。

反叛不是革命，但反叛可以成為革命的開端。波德萊爾的學生、著名作家雷翁·克拉岱爾積極投身到1871年的革命中去；俄國革命家、民意黨人雅庫博維奇（梅利申）在流放期間偷閑來翻譯《惡之花》，都不是沒有理由的。而著名的巴黎公社詩人克勞維斯·于格則毫不含糊地認為，在理論上反對革命的波德萊爾，事實上是一位革命的傳播者。這無疑指的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惡之花》在許多人身上所發(fā)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