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收藏的版畫

2001年，當天津美術學院教師王頃走進北京魯迅博物館的庫房，近距離欣賞到魯迅的海量版畫收藏時，他恍然覺得進入了一座寶山。“其數量之巨、風格之廣讓我十分震驚，同時也顛覆了我對魯迅先生的認知。試問，當下又有幾位大作家對美術的領悟、收藏和研究能達到像魯迅先生那樣的高度？”

魯迅是版畫收藏大家，一生收藏的外國版畫多達2100余幅，囊括德國、比利時、英國及日本等版畫名家的佳作。他也是中國新興木刻版畫運動的發起者和倡導者，為了給青年藝術工作者提供參考，他從1929年開始就著手編印版畫出版物，并為他們的成長提供各種支持，滋養和成就了一批年輕的版畫藝術家，因此他也被譽為“中國新興版畫之父”。

魯迅收藏的版畫作品現大多珍藏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內，近日，由北京魯迅博物館編、譯林出版社出版的《魯迅編印版畫全集》（共12冊）正式與讀者見面，這套書是以北京魯迅博物館藏文獻為底本，收錄了魯迅編印的中外版畫集，除了他之前主編的畫冊外，還有他參與編輯和生前未能編成出版的畫冊。

以刀代筆，放刀直干

魯迅為何獨愛黑白分明的版畫藝術？那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版畫藝術。傳統的版畫藝術主要是指木刻藝術。所謂木刻，簡單地說就是用刀在木頭上刻上花紋或構圖，再在四周涂上墨，用白紙覆上去印下來。

木刻的方法雖然簡單，但它的淵源和技術卻是極為悠遠和繁復的。隨著印刷術的發明，對于木刻的使用，中國在世界上無疑是站在祖師爺的位置上。歐洲現存的木刻，最早是在15世紀初葉出現的，而中國唐代所刻的佛經上，已有很精致的木刻圖像了。

然而，19世紀中葉后，情況卻有了大改變。此時中國的木刻藝術仍多停滯在復刻和重復前人的作品上，歐洲卻已興起創作性木刻藝術，他們“不模仿，不復刻，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這放刀直干，便是創作底版畫首先所必須，和繪畫的不同，就在以刀代筆，以木代紙或布。中國的刻圖，雖是所謂‘繡梓’，也早已望塵莫及，那精神，惟以鐵筆刻石章者，仿佛近之”。魯迅在其《近代木刻選集》小引中對西方版畫藝術的興起有這樣的描述與評論，言語中極為推崇這種“以刀代筆、放刀直干”的藝術風格，而這種簡約、精悍的版畫風格似乎也是魯迅文學風格的自然延伸。

“魯迅先生之所以提倡版畫，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復制迅速且反映現實。比如他喜歡的德國版畫家珂勒惠支的作品，畫的都是現實生活場景，反映的是生與死、戰爭與和平。”北京魯迅博物館常務副館長、魯迅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黃喬生說。魯迅收藏的珂勒惠支、麥綏萊勒等畫家的作品，可以說代表了20世紀上半葉世界版畫的頂級水準。對于這些作品的收藏，魯迅可以說不惜重金。比如，在上世紀30年代他收藏了珂勒惠支的《母與子》等16幅作品，價值幾百德國馬克。這個價格相當于當時國內一個技術工人近一年的工資。

兩翼并重，融合新機

有人說，魯迅從事版畫相關活動是其生命史上最后一次壯烈的沖刺。

對于如何推動版畫藝術在中國的發展，作為中國現代新興木刻的倡導者，魯迅主張木刻藝術須兩翼并重：一是擇取中國遺產，融合新機，使現代創作別開生面，他因此編印、翻刻了《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等傳統木刻，收集、研究漢代石刻畫像等古代美術遺存；一是引進外國作品，供青年美術工作者參考，使本土創作更加豐滿，先后編輯出版了多種外國版畫集，如《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等。80多年后，摩挲著這些形態各異、古色古香的圖冊，我們似乎仍能感受到先賢心靈的脈動。

除了為青年藝術家編印畫冊，上世紀30年代，魯迅還出錢出力舉辦外國版畫展給青年人做借鑒，同時他還注意搜集青年藝術家的版畫作品，在國內國外進行展示，在當時產生了一定的國際影響。魯迅覺得這還不夠，他還號召成立了相關的社團組織，為青年人舉辦木刻講習會。比如，1931年8月，他邀請日本友人內山完造的弟弟內山嘉吉到上海舉辦了為期一周的培訓，主講木刻技法，他親任翻譯。

“當時參加培訓的共計13個人，后來這批人迅速成長為中國新興版畫藝術的代表。數年后，他們在宣傳抗戰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這些青年藝術家如李樺、古元等或后撤到桂林、重慶等地區，或北上延安，他們充分利用版畫印刷快、更寫實的特點，積極參與到抗戰宣傳中。他們把版畫與門神相結合，創作了抗戰門神；在延安，他們深入生活，創作了反映婦女渴望婚姻自由以及農村進行民主選舉的生動場景，徐悲鴻曾給予這些作品較高的藝術評價。”黃喬生說。

是保存者，也應是開拓者和建設者

事實上，在藝術領域，魯迅的收藏與愛好遠不止版畫。北京魯迅博物館現藏有魯迅收藏的6000多張碑文、瓦當、漢畫像石的拓片，尤其是漢畫像石，他一生收集了七八百幅，早期是山東的，晚期是河南南陽的，都非常珍貴且有代表性，這些館藏都有待于進一步收集和整理，向公眾予以介紹和展示。

“魯迅先生和他的弟子們于1931年到1945年間共同創作的抗戰題材版畫，我們共搜集到2000多幅，很快也要出版。”黃喬生坦言，“魯迅先生當年編印這些版畫集時，可以說是趕緊做、立刻辦，僅幾年的工夫，就編印了十幾種，而且其遴選出版的版畫層次豐富、手法細膩，以當今的趣味來看依舊耐品耐讀，毫不過時。相比魯迅先生，我們這套書卻耗時五六年時間，感到十分慚愧，但好在各項出版工作已提上日程，我們會把一個更加真實的魯迅先生推介給廣大讀者。”

1934年1月的一個夜晚，魯迅在編完《引玉集》（一本收集蘇聯版畫家作品的畫冊）后寫道：“我已經確切地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魯迅編印版畫全集》一書的設計師、知名出版人張勝說：“讀到這句話，今天的我們應該感到很慚愧，在文化和藝術創作的很多方面，我們可能還只是一名保存者，遠沒有成為魯迅先生所期望的開拓者和建設者，這是需要我們自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