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喜歡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覺得她行文啰嗦，文字間經常充斥著大量瑣碎細節，這些細節如若放到寫作課的課堂上，多屬于無意義的閑筆。但正如任何一個特立獨行的作家，不喜歡她的人有多少，鐘愛她的人就有多少。

對于一個喜愛她的讀者來說，翻開每一本書，你很快就能找到屬于阿特伍德的標識：看似無意義的繁縟，筆鋒一轉就深深刺進文本的肌理。她賦予一切日常以意義，又隨意抽調著意義的組合，讓尋常人生成為危機四伏的鏡像世界，每個人物都在其中盲目地兜兜轉轉，她冷冷站在鏡后，察覺每一個舉動，每一絲表情。就好像戲仿莎翁作品的《女巫的子孫》這個名字，她似乎完美地掌握著某種巫術，不扮演上帝角色，卻合理地洞察一切，將巫術隨意施行在自己的小說里。（附帶說一句，巫術也是她非常喜歡的一個文化母題。）

據說阿特伍德并不喜歡自己的寫作被界定為女性主義，然而她又無疑是女性主義出身：從處女作《可以吃的女人》開始，某種印記早已刻下。她筆下有蒙昧的女人，但絕無蒙昧的作者，對于女性因為性別而無端承受的種種，她了然于心，一切都早已在被記錄前命定，剩下的只是如何用筆來固定。但我們也可以看到從1969年處女作發表以來，她并不呼吁，也少有聲張，而是在寫作中將意見越藏越深，在不斷擴容的題材中嘗試著各種各樣的表述。被熱衷于包裝的出版社整修一新后，我們看到了懸疑作家阿特伍德、科幻作家阿特伍德，她本人也趁機聲明，我不是女性主義。在這其中，流露的分明是某種自嘲：我也就是什么都寫寫，其中某些時候站在女性這邊而已。

有段評價說得很好：熟悉阿特伍德的作品，你就會發現她游移和消解的癖好，那是一種精靈的屬性——喜歡騷擾，不喜歡戰斗或者捍衛。無論是因為同名美劇而再次大熱的反烏托邦小說《使女的故事》，還是一本正經制造故事與結構漩渦的布克獎獲獎作品《盲刺客》，當你鄭重其事拿起文本開始分析她的創作動因時，常常會發現自己已經誤入歧途。有時她讓故事和人物矛盾，有時又讓自己前后的作品立場矛盾，從她筆下，你很難分析出某種一以貫之的世界觀。她是狡黠的，難以捕捉的，卻又是誘人的，充滿魅力的，唯一的問題在于，要理解她，你需要將自己變得和她一樣，至少在智商和耐心上匹配，才會真正獲準進入她筆下的世界。

不過關于那段評價，我覺得應當替她辯白一下。當“騷擾”本身已經充滿力量，讓人從內心開始戰栗時，戰斗和捍衛其實只是告解的另一種形式。和深諳“宏大主題和對人類命運的思考”的偉大作家群落之間，阿特伍德并不差那么一塊刻著諾貝爾頭像的獎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