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發、齊劉海，交談時常常發出爽朗的笑聲，澳大利亞華裔作家許瑩玲（Julie Koh）給人的印象很親切。這不是許瑩玲第一次來中國，卻是她第一次和中國文化如此接近。在悉尼，亞裔的身份常讓她無法真正融入白人的世界，而扎推在中國這些相似的面孔中，許瑩玲也依舊無法自在：她時不時地要回應“你英文很好呀！”這種讓人哭笑不得的贊美。

許瑩玲出版有兩本短篇小說集：《資本失格》（Capital Misfits）與《輕小奇妙事》（Portable Curiosities）。其中《輕小奇妙事》入圍多個獎項短名單，包括“新澳大利亞小說——閱讀獎”、“昆士蘭文學獎——斯蒂爾·拉德獎”、“新南威爾士總理文學獎的獎——悉尼科技大學格蘭達·亞當斯獎”，以及澳大利亞科幻小說基金會頒發的“諾瑪·K·恒明獎”。2017年，許瑩玲入選《悉尼先驅晨報》澳大利亞優秀青年小說家，2018年受邀擔任斯特拉獎評委。短篇作品在多個刊物發表，并在2014年至2017年連續三年入選《最佳澳大利亞故事》合集。她的作品也在美國、愛爾蘭、日本、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等國出版。她同時也是新加坡獨立書店Books Actually年度文學選集《Books Actually的黃金標準》的編輯、諷刺歌劇《主廚爭奪戰》（Chop Chef）的編劇。

今年3月，第12屆“澳大利亞文學節”，作為嘉賓的許瑩玲被邀請至中國，一同而來的還有她的諷刺短篇小說集《輕小奇妙事》（Portable Curiosities）。

《輕小奇妙事》里的短篇故事極盡想象力，“肚里上長了第三只眼的女孩和一只蜥蜴在對話”， “戴著遠視眼鏡的乳房從泡沫塑料杯里啜飲甘菊茶”，“野心勃勃的美食家制作出吃下就有一半幾率喪生的冰激凌”……她筆下一個個光怪陸離的故事，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洞察著社會和世界。而這不僅要歸功于許瑩玲個人的天賦，還有跨文化背景給予她的獨特視角。

“我只是碰巧生在了這副軀體里”

許瑩玲出生于悉尼，父母是馬來西亞華裔。兒時，許瑩玲并不能接受自己的亞裔身份。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她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有著藍色眼睛的“白人小男孩”，因為她所沉浸的文化中——從媒體到書籍——幾乎所有的主角都是白人。她還拒絕上華文學校，總之，她花了很長時間來適應自己亞裔女性的身體。到了今天，在“澳大利亞文學界”的開幕上，或許是為了迎合觀眾對她身份的期待吧，許瑩玲用“你好”跟聽眾打招呼。

高中時，許瑩玲的夢想是成為一名電影導演，但父母希望她能選擇現實的、能賺錢的職業。許瑩玲覺得這可能是移民家庭父母的特點，期望子女有穩定的生活和社會地位。最后，許瑩玲還是聽取了父母的意見，成為了悉尼大學一名文學和法律雙專業的大學生，大一結束時，許瑩玲又從文學系轉至政治系。這件事，一度讓她頗感后悔，她笑著說，“如果當時我繼續學下去了，現在別人再問我關于文學理論上的問題，我就可以回答了，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只能說自己是隨性而為。”

轉系之后沒多久，一個年輕的導演聯系到她，說想要改編她在高中時創作的一個故事。這件事成為了許瑩玲人生的轉折點，時隔多年提起，許瑩玲依然難掩興奮。她說，“那時候我意識到，雖然我沒有學習電影制作，但我可以試著寫作，我很期待把文字放到一起后的化學反應”。很巧的是，這位導演也是一名亞裔。許瑩玲說，盡管在成長過程中，她與亞裔群體很疏離，感情也不深厚。但是進入社會以后，恰恰是亞裔群體給予她最多的幫助。

畢業以后，許瑩玲進入一所律所工作。工作兩年半后，她選擇辭職并開始專職寫作。談到這個選擇，許瑩玲說：“我知道我可以成為一個好律師，但是很難成為那個最好的。我還是想要把各種想法和日常生活用充滿想象力的方式寫成故事”。不過這些經歷讓許瑩玲得到了一個“半途而廢者”（quitter）的稱號：她常常改變方向，從未堅定地選擇過某一行業。這和她的創作風格如出一轍，不拘泥于形式，隨性而為。她調侃自己的“壞”名聲，說自己還在繼續發掘更多的新領域，目前正在為歌劇院寫劇本。

一開始許瑩玲只是復制自己受到的文化熏陶，她坦言影響她較深的是白人男性作家，因此在早期創作的故事也總是以白人男性為主角，書寫他們人到中年，家庭不幸的故事。她在《衛報》的采訪中提到，她成長的城市悉尼并不是一個適合寫作者的城市，“作為整個澳大利亞的中心，悉尼的城市風格即是逐利的。”這也影響了許瑩玲初期的創作風格，她稱其為“在廚房水槽發生的白人中產故事”。

“在資本主義社會，有錢人永遠是有優勢的”，隨著年齡增長，許瑩玲對社會問題的認知更成熟，曾經的模式成為了她如今寫作中所批判的。許瑩玲發現社會中很多人的成功并不建立在美德的基礎上，反而是家庭關系、社會地位起到了巨大作用。對現有社會政治經濟體系的反思讓許瑩玲感嘆，“我們把自由掛在嘴邊，但這卻不是一個自由的社會體系。我開始重新關注作為一個亞裔，我的真實體驗，和社會中權力的運作規律。”

“我不明白為什么有人永遠不懂平等的意義”

許瑩玲坦陳，“雖然‘碰巧生在了這幅軀體’中，但并不代表我要按照社會對亞裔移民的刻板印象活著。”她通過自己的“亞裔軀體”所感知到的社會問題，是深刻和普世性的。

在許瑩玲創作的短篇小說中，種族是她長期關注的議題。《三維的黃種人》（《The Three-Dimension Yellow Man》）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正在放映的電影《白忍者的回歸》里走出來一個黃種人——忍者“十三”，想著“或許三維的世界會好過些”。“十三”有自己的興趣愛好，走進現實世界后便開始研究費德里科·費里尼電影里的女性形象。他被邀請參加很多論壇，可是人們和媒體只會問他“作為黃種人是一種什么感受”。接著，一個亞裔女性也走出了熒屏，人們驚訝于她的皮膚竟然不像想象中亞洲女子那么光滑，還有她沒有口音的英語。

不久后，更多的“黃種電影難民”從屏幕里走出來，社會終于形成了對于黃種人的恐慌。書中這么描寫道，“我們正面臨著被‘黃色’淹沒的危險。這些黃種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了貧民區。他們還偷走了我們的工作。所謂的政治正確正在毀滅我們的國家！”故事的最后，一個憤怒的金發男子將“十三”毆打致死，而富有同情心的路人哀悼著“十三”的慘死，卻無人伸出援手。

從這個故事中，無論是被調侃的“口音”還是“身材”，不難看出許瑩玲生活的影子。她一直很關注澳大利亞主流媒體中有色人種的呈現方式，其中刻板印象的滲透幾乎無孔不入。比如電視節目里，存在于背景里的亞裔角色，不是女性服務員，就是在打太極。又比如“虎爸龍媽”，或者極度懦弱的女性和偏女性化的亞裔男性。這些讓許瑩玲感到不適的符號，都變成了她諷刺小說中的素材。不過涉及亞裔群體之外的因素鮮有涉及，許瑩玲表示，“少數族群的寫作者應該明確到底誰可以寫別人的故事。我只是從我的經歷出發進行創作，這個特殊的身體是不同于別人的。有關其他民族和族群的創作空間應該留給別人。”

通過使用女性、亞裔作為主角，在挑戰社會對這類角色的刻板印象的同時，許瑩玲想要改變人們閱讀小說的習慣。讀完她的故事以后，讀者或許會反思，面對一個移民，“亞裔”的特色不該是你腦海中出現的第一個印象。盡管許瑩玲書中呈現的都是嚴肅的話題，但她并不想讓讀者陷入悲傷的情緒。所以她將“憤怒”和“幽默”的元素結合到一起，讓讀者可以笑著思考嚴肅的問題，這是對她而言最舒服的創作方式。

當談到最近發生的新西蘭恐襲，許瑩玲表示，“我看到報道，很多少數族群都表示對這次恐襲不驚訝，因為媒體一直在鼓噪‘反對穆斯林’的風氣。種族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概念，我不明白為什么有人永遠不懂平等的意義。”她覺得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在于主流群體的態度，自發地意識到癥結所在。很多政治家利用人群的恐懼和憤怒為自己贏得選票，而不是把精力放到懲罰種族主義者身上。許瑩玲覺得，首先需要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在政治層面，人們在選舉時，應該多支持那些追求平等的政策，而不是被弄權之人利用，給政治家帶來更多的權力。至于文學作品的意義，雖然不在于提供一個解決方案，卻可以將“暗潮涌動”暴露給更多的人看。

“用我的故事改變人們的觀點？我并不樂觀”

性別問題近幾年在全球范圍得到關注，作為西方國家的亞裔女性，“雙重壓力”的另一半——性別問題，也是許瑩玲創作中的主題。曾經在律師行業工作的許瑩玲表示，盡管有一些女性工作者，政府部門仍是由男性主導,這種問題是全球性的。

在《美妙的乳房》這個故事中，乳房進行選美大賽，不僅可以自由行走，還極受追捧。物化女性的現象而《歷史上的胖女孩》疑問則反思了過度減肥的問題。

針對女性在文學作品中總被塑造成極度在意外貌的群體的形象問題，許瑩玲覺得，女性應該獲得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權，遵從自己的喜好打扮自己。過分在意外貌是一種壓力，費時且傷人。而導致女性物化的原因來自兩方面，其一是消費主義橫行，人在媒體上的形象也變成一種商品，其二是“父權社會”的壓迫，讓女性成為某種“財產”。

盡管許瑩玲在創作中談論了許多女性面臨的困境，她表示，“對于用我的故事改變人們這件事，我并不樂觀。現在，我只想我的作品可以接近那些本來就和我看法一致的人。”在《美妙的乳房》一文里，許瑩玲用詼諧的方式討論了家暴的問題，她把注意力放到施暴者的心理，以及日常細節如何構筑起“父權社會”對于女性的壓迫。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家暴行為總是從非常小的，諸如“她最近胖了很多”的評價開始，逐漸發展成為精神情感上的虐待。這樣的故事總是那么相似：從調情開始，到建立關系，再到家暴行為，最后以原諒結尾。

不過她還是很高興自己的作品可以被一些高中作為閱讀材料使用，因為有很多道理她是希望自己在進入社會前就已經了解到的。許瑩玲認為，女性群體內部依舊存在分歧，焦點就在于她們是否真正理解人的多元化和多樣性的意涵是什么。盡管澳大利亞人在某些方面是進步性的，但當報紙上提到多樣性時，談論的依舊是讓更多女性進入職場的問題。許瑩玲覺得大多數人在“多樣性”的意義上依舊存在盲點。面對這種分歧，女性群體應該以合作的方式交流，而不是疲于內部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