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指出，在中國當代藝術的起始階段，模仿西方的確不可避免，這似乎是藝術發展一個繞不開的歷史階段。但是，通過模仿，中國當代藝術本來可以通往另一個方向，那便是走過模仿這個過程而建立起中國當代藝術的話語體系，從而堂堂正正地行走在國際化的道路上，成為一種外向型的藝術。但如果我們依然是隨著別人走，趕紐約、趕威尼斯、趕各種雙年展，那么前景仍將不容樂觀

當代藝術家葉永青涉嫌長期抄襲比利時藝術家克里斯蒂安·西爾萬一事，前幾天傳來最新消息。西爾萬基金會發布公告稱：基金會和西爾萬已授權律師代理對該事件的處理。

在此之前，該事件已經在藝術圈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近日，蘇富比決定撤拍原計劃于香港上拍的葉永青作品；知美術館也發布聲明稱，取消仍在進行中的葉永青新作收藏，正式提出退款要求……

在業內人士看來，這起藝術抄襲事件暴露出的，是當代藝術在中國發展到今天所共同面臨的尷尬處境。藝術評論家陳履生指出，中國當代藝術用短短十數年時間走過西方從“現代”到“當代”的百年發展歷程之后，卻沒有建立起屬于自己的相應的理論體系與評價標準，從而孤懸于中國文化系統之外。擺脫對于西方的依賴，已經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當務之急。

從創作、收藏到整體樣貌，都被西方牽著鼻子走

不可否認，當代藝術是舶來品。因此，中國當代藝術從一開始就是走了一條“向西看”的路。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藝術猛然間與席卷歐美已久的現當代藝術熱潮撞個滿懷，很快便被推向革新的洪流之中。知名藝術評論家高名潞曾評價，這個階段藝術實踐的主導傾向是拿來主義。幾乎西方現代包括部分后現代諸流派的樣式、手法均蜂擁而至，在中國藝術圈熙熙攘攘，摩肩接踵。這種外來的影響，不僅僅在于創作形式，同時也體現在市場上。上世紀90年代起，以蓋伊·尤倫斯夫婦、烏里·希克為代表的大批西方收藏家前赴后繼地對中國當代藝術作品進行大規模收購，在市場行為的主導下，中國當代藝術像是更進一步被西方牽著鼻子走。

在西方文化的強勢影響下，中國當代藝術呈現出的所謂新貌其實不是文化自覺帶來的。這是值得我們反思的。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副教授馬琳告訴記者，西方當代藝術的發展有其內在的生長邏輯，“從杜尚到超現實主義到博伊斯，創作和理論是相互推動的，從而構成了當代藝術史發展的一條線索。這種邏輯恰恰是中國當代藝術所缺失的。”

沒有自己的話語體系，前景依然不容樂觀

當代藝術過于依賴西方導致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沒有自己的理論根基與批評體系。這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當代藝術往前走的“頑疾”。因為這意味著我們是在西方的話語體系中執行自己的藝術行為，在西方的規則中尋找發展的方向，并且尋求西方的認同。陳履生這樣描述中國當代藝術圖景：“很多藝術家像趕集似的奮戰在各種國外的雙年展中，尋求接納，積極表現。同時，通過商業代理人而介入市場之中，通過與藝術無關的市場手段而獲得一定的身份地位。這些人根本沒時間靜下心來考慮藝術的問題，更別提擔起一種社會責任來發展中國當代的藝術。因此，出現抄襲是早晚的事情。抄襲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商業對于藝術的影響。”

專家指出，在中國當代藝術的起始階段，模仿西方當代藝術的確不可避免，這似乎是藝術發展一個繞不開的歷史階段。但是，通過模仿，中國當代藝術本來可以通往另一個方向，那便是走過模仿這個過程而建立起中國當代藝術的話語體系，從而堂堂正正地行走在國際化的道路上，成為一種外向型的藝術，那么今天類似葉永青這樣的事件也就不可能出現。

在業內人士看來，今天，中國的當代藝術只能從文化的基因上來探討自身的出路，在世界當代藝術的發展中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或者用中國人的方式來主導世界當代藝術的發展。如果我們依然是隨著別人走，趕紐約、趕威尼斯、趕各種雙年展，那么前景仍將不容樂觀。

真正能夠引導話語權的作品只會在沉淀中產生。馬琳以藝術家杜尚為例：他在生前的知名度遠遠不及今天，是1970年代比格爾的《先鋒派》理論為他確立了藝術史上的定位。在馬琳看來，今天的當代藝術家們與其急匆匆地批量生產或是進入市場，倒不如潛心創作、琢磨創新，時間自會給出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