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現居福州，福建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福建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已發表學術專著和散文集多種。南帆先生2019年在《雨花》開設“村莊筆記”專欄，此為專欄第三篇文章。

灼亮的午后陽光穿過龍眼樹枝杈，斑斑駁駁地落在山坡上，空氣中彌漫著熱烘烘的泥土和樹葉氣息。我突然覺得困倦，躺在地上枕了塊磚頭睡著了。過了一陣子悠然醒來，睜開眼睛見到幾只螞蟻正在我耳邊的田埂上急促地爬行，領銜的那兩只大約如同小拇指指甲大小。頭頂上的樹枝間蟬鳴猛烈，山坡下方正飄來幾聲稀稀落落的吆喝。

這是在哪兒？怔忡之間我遲遲回不過神來。

我曾經反復考慮如何敘述關口村，而一想到這個離福州城十來公里的村子，這個片斷總是不由自主地跳出來。好吧，那就從這兒開始。我在關口村插隊三年左右的時間，然后一別四十年。許多事情已經逐漸淡忘了，這個村莊正從我記憶中一小塊一小塊地剝落。敘述又能挽留多少？

我記起了插隊時使用的那個簡陋的木箱。幾塊厚木板釘起來，一個搭扣上掛著一把鎖，藍色的油漆已經褪得差不多了。長途公共汽車嗤地停在沙土壘出的公路旁，我端起木箱從車上跳下來。路邊一架大板車等在那兒，接我的是另一個先到幾天的趙姓知青。我把木箱和若干日常用品往板車上一擱，他笑了笑就拉起板車進村。沿途的土路坑坑窪窪，木箱不時被震得跳了起來，我急忙上前伸手按住。多年以后，我從一本油印的刊物上讀到食指的詩句——知青離開北京的盛大告別場面：“一片手的海洋翻動，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聲雄偉的汽笛長鳴，北京車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陣劇烈的抖動……一陣陣告別的聲浪，就要卷走車站；北京在我腳下，已經緩緩地移動”。他描繪的大約是下鄉潮初起時的盛況，輪到我背起行李離開城市時，各種告別儀式已經銷聲匿跡，若是重新上演，就不免有些矯揉造作了。我想不起來家里是否有人陪同我去長途汽車站。未來的日子令人茫然，眼前的感傷反而顯出一些多余。

關口村的知青們暫且被安置在村莊外面的一個小山頭上。茂密的竹林和一些雜樹覆蓋了小山頭，樹的空隙之處散落著大大小小的墳塋。有些長年失修的墳塋已經裂開了，看得見里面朽爛的棺木。一條黃泥路盤旋著繞到山頂，另一條小路徑直穿過竹林下山，小路上一些石塊鋪成了零零落落的臺階。山頂上有一個廢棄的米粉加工場。加工場的底樓扔了一臺銹跡斑斑的米粉機，廚房的灶臺和地面永遠是濕漉漉的；加工場的二樓就是知青的住處了：十多頂蚊帳橫七豎八地分割了一個大房間。加工場的樓梯設在房子外部。第一次下樓的時候，我在樓梯口不由地一怔：樓梯下方的幾米處正對著一座大墳墓，墓碑上的字跡與青苔混為一體。

我知道三年左右的關口村生活是意識深處的一個巨大烙印，可是，我無法說清收獲了什么。插秧、割稻、挑谷子這些農活插隊之前已經十分嫻熟。四年的中學生活，大約有一年左右的時間我都是在一個山坳里的分校度過的。遵循指示，中學生不僅研討課本，同時還要學習工廠的生產技能與如何種莊稼。佇立山坳里的分校猶如賽前的熱身，幾輪下地播種收割的錘煉之后，踏入關口村的水田就沒有任何陌生感了。

到村里當然不再像在中學那樣只是偶然踏入田里，而是大部分時間都必須耗在上面。這有什么可說的？鄉村勞動的最大特征是重復。無數次揮舞鐮刀、鋤頭或者插秧，無數次踩踏脫粒機或者在打谷桶里摔打稻穗，日頭起了，又落了，星月閃現了，又隱退了，一天天的時光就這么消失了。沒什么特別之處，記憶中關于它們的篇幅少得可憐，細細想了又想，也只想起割稻子、插秧或者脫粒的動作。駕牛犁田算是有個難度的技術活了，我曾經申請學習，卻始終沒有獲準。這是一項我沒有嘗試過的農活。村莊里的牛把式威風凜凜，而且可以掙到最高工分。生產隊長拒絕我的理由是，犁田的水牛是一些欺生的家伙，知青使喚不動它們。如果沒有扶穩鐵犁耙，彈出地面的犁刃可能傷人，或者割斷水牛的大腿。站在田頭那一只圓滾滾的水牛不屑地瞥了我一眼，然后轉過頭繼續悠閑地甩著尾巴驅趕背上的蚊蟲。

大約一年之后，關口村在村莊外圍的鐵路旁邊撥了一小塊地皮建造知青點。我們用板車拉來石塊壘起地基，蓋了一幢兩層樓的小房子。房子蓋到二樓的時候，磚頭并不是挑上去的。幾個幫工的農民來到樓下的空場上，貓著腰將一塊塊磚頭拋到二樓，墻頭的泥水工伸手撈住堆放在身邊。農民可以一口氣拋一兩百塊磚頭，然后笑著讓我們試一試。這個活兒看起來簡單，沒想到拋了二三十塊就喘不過氣來。不服氣繼續來，到天黑收工之前，我已經可以連續拋六七十塊磚，可是，右手大拇指上蹭掉了一層皮，拇指上的螺紋不見了。

我得承認，關口村讓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饑餓。天黑之后跌跌撞撞地從水田返回，最大的事情就是沖到廚房取出晚餐。我可以一口氣吞下兩大飯盒的蒸飯，大約蒸了一斤的米。眨了眨眼兩盒蒸飯就消失了，而洗涮飯盒的時候竟仍然覺得意猶未盡。饑餓制造的驚慌淹沒了一切形而上的思想，腹腔里那個過分活躍的消化器官占據了思想的焦點。知青的日子始終彌漫一種得過且過的氣氛，多數人總是很快把城里帶來的菜肴吃光。飯桌上很長時間沒有葷腥之物，然后我們就開始互相打聽：這一段村子里有沒有人辦筵席啊？

我在一次鄉村的筵席中無意發現自己原來還有些許酒量。那一天下午我到一個農民的院子里尋訪一個熟人，無意撞上了正在進行中的婚宴。鄉村的院落光線不足，昏暗的廳堂里擺了幾張八仙桌，桌上幾盆冒著熱氣的白菜、筍和肥肉。估計酒席開張了一會兒，幾個面色酡紅的農民坐在吱呀作響的竹凳上，每桌一壺自釀的米酒。一個熟悉的農民非要和我對飲三盞，拗不過只能照辦。不料這是一個圈套：同桌的每一個農民都提出對飲三盞，否則就是瞧不起他們。片刻之間，三十盞米酒進了肚子。跨出了院落的門坎之后，我在青石板路上東搖西晃了幾分鐘，然后很快就恢復了正常。

喝得下幾口米酒就不再懼怕鄉村的筵席，偶爾會與幾位知青結伴到相識的農民家里打牙祭。鄉村的筵席沒有多少菜肴，三盤兩碗之后就開始猜拳斗酒。屋子外面寒風凜冽，屋子里的桌子上杯盤狼藉，桌子底下兩三條狗在腿邊擠來擠去搶奪骨頭，幾個劃拳的農民換了個人似的直起喉嚨吼叫。微醺之中，想家的心思只剩下了一抹淺淺的影子。一個農民告訴我，喝多了就把鞋子脫掉，酒氣會順著光腳板遁入冰涼的泥土，這樣又可以多喝幾盞。是否有科學依據？似乎并沒有得到過印證。知青中一個哥們有酒必飲，每飲輒醉。那天我在農民家喝了幾盞踉踉蹌蹌地出來，看見他正在圍著路邊的一根水泥電線桿打轉。正待上前詢問，同行的另一個知青把我拉走了：別理他，每次喝醉了他都想和這根電線桿握手，團團打轉是因為他一直找不到電線桿的胳膊。

“村里有個姑娘叫小芳，長得好看又善良，一雙美麗的大眼睛，辮子粗又長……”當年有否在村子里留下一個“小芳”？每逢有人打趣地提問，我總是不知從何說起。脈脈含情的“小芳”是城市里那些文弱書生想象出來的。關口村的姑娘、媳婦健壯潑辣，一般皮膚都是古銅色的，我從來沒有見到哪一個人臉上閃動著幽怨而多情的眼神。農閑的季節平整土地，大半個村子的婦女都來了。她們放肆地談論床上的事情，放浪的嘹亮笑聲回蕩在田野之上。歇息的時候一堆男人圍住一個媳婦逗笑，張三說她兒子的鼻子像他，李四說眼睛像他，王五說額頭是他的，總之，他們都可能是孩子的爹。一個還沒有發育好的小屁孩也上來插一嘴，言下之意那孩子的耳朵和他有什么關系。這時，旁邊的另一個媳婦突然發一聲喊，八九個婦女圍上來將一個男人按倒在地，扯開他的褲帶往褲襠里塞泥土。另一些時候，兩個婦女不知什么原因在田間吵起來，她們粗野地大聲咒罵，甚至舞起糞勺互相潑糞，田埂上一大群人嘻嘻哈哈地看熱鬧，每一張嘴都笑出一排不記得是白還是黃的大牙齒。可以猜想，要是哪個知青占了便宜又想臨陣脫逃，她們一定會揮舞扁擔追殺到天涯海角。

我想提到關口村一個不存在的姑娘，我似乎遇到她了。事情發生得有些突然。那天晚上全體知青要到大隊部集中，領隊干部打發我先走一步，將一個在農民家做客的知青叫回來。我從山頂的米粉加工場出來，沿著小路穿過竹林下山。山路很空曠，兩旁僅有一座房子。我路過時，那戶人家的男主人正在門口點起一堆篝火，然后將晾干的竹枝伸到篝火之中燎去竹葉，一小捆一小捆地扎起來制成竹掃把。火光把他的臉映出神秘感，仿佛銀幕里浮動的人物。我在篝火旁坐了一會，和他東一句西一句聊了些不著邊際的話，然后起身繼續下山。竹林濤聲洶涌，篝火晃動的光亮依然隱約傳來，踩著落在石階上的竹葉，下坡的路面有些滑。轉彎之處一個穿白色碎花裙子的年輕女子迎面走來。交錯而過時她仿佛輕輕一笑，我下意識地也回報一笑，然后側身讓了讓路——可是，眼前什么也沒有。回報一笑之后腮幫上的肌肉還未復原，身體仍然是讓路的側身姿態。剛剛發生了什么？鬼？片刻之間，汗水濕透了全身，我幾乎沒有勇氣再往山下走。

很長一段時間，知青之間隱隱地風傳這個山頭不太干凈。幾個知青行走山路的時候喜歡用湯匙敲打鋁飯盒，他們聽說鬼魂害怕聽到金屬的聲音，聞之即遁。事后我從各種零星的只言片語之中獲知，村里的確有一個年輕的女子自縊在這一片竹林，似乎是因為婚姻方面的失意。我曾經自認為思想正派，神經堅強，時常帶著輕蔑的態度嘲笑各種怪力亂神的無稽之談。“科學”是一個堅硬的詞匯，所有的風言風語都在這個詞匯面前跌落在地。然而，世界突然不可理喻地抽搐了一下。這件事不僅帶來了瞬間的巨大恐懼，而且制造了長久的思想驚慌。那個科學知識裱褙的世界出現了深深的裂縫。我無法合理地解釋這件事，也不想把頭伸進這個裂縫查個究竟。我愿意遵循維特根斯坦的忠告：“凡不可說的，應當沉默。”

關口村就在鐵路旁邊，每日有好幾班火車轟隆隆地路過。知青點離鐵路僅僅二三十米，火車駛過的時候，臉盆里的水會蕩起一圈圈的波紋。鐵路為知青乏味的日子帶來許多額外的樂趣。每隔幾天就有消息傳來，哪個地方又有人被火車軋死了，鐵軌上的斑斑血跡有一里長，諸如此類。一個傍晚，生產隊的一頭水牛被火車撞死了。收工的時候，放牛娃牽著水牛悠然走在鐵軌上。冒煙的火車如同一匹鬃毛飄拂的鋼鐵巨獸飛奔而來，一聲長吼聲震曠野，鐵軌上的水牛嚇住了，怎么也挪不開腳步。放牛娃在最后一刻松開了手，水牛被火車撞得飛起來，重重地落到了路基下面的水田里。那一天夜里，生產隊的每一戶人家都分到了幾斤牛肉。

我顯然比那一只水牛幸運——那個夏日的下午，如果沒有搶到兩三秒的時間，我也將喪命于一列火車的鐵輪之下。那天暴雨如注，堅硬的雨粒如同砂石一般打得皮膚發麻，生產隊不得不提前收工。沿著鐵軌返回知青點的時候，我接受了一個農民的提議：頭頂一捆稻草垛子充當斗笠。天地之間一片白茫茫的水簾，雨粒兇猛打在稻草垛上，噼噼啪啪的聲音淹沒了所有其他動靜。行走之間，我忽然覺得拖鞋底下的鐵軌似乎有些顫動，片刻之后突然醒悟，急忙扭頭一看，身后一列黝黑的長長火車正穿過雨簾飛速撲來。我驚慌地跳下路基，冒著白色蒸汽的火車頭恰好從身邊一晃而過。

生產隊交給我耘草的幾塊水田就在鐵路的路基底下，一個人需要五六天才能耘一遍。火車來臨的時候，我就會直起身子歇一口氣。看不見車窗后面的旅客，總覺得綠色的車廂里面肯定正載歌載舞。風馳電掣的火車向著未知的遠方駛去，我只能如同一株秧苗一般插在這一塊水田里。多年以后我終于有了許多乘坐火車的機會。每當經過這個路段，我總是臉貼住窗口，心情緊張，目不轉睛地盯住每一個山坳，盯住每一叢芭蕉樹和龍眼樹，生怕不小心漏過了路邊那一幢兩層高的小磚樓。恍惚間，鐵路下面的水田里那個寂寞的家伙仍然孤獨無望地站著，滿臉嫉妒地目送火車飛馳而去，然后嘆一口氣繼續俯身耘草。

我已經記不起多少關口村民的面孔，除了生產隊長。這是一個瘦巴巴的家伙，面孔黝黑，小眼睛，鷹鉤鼻，尖尖的下巴。很難相信，這個干瘦的家伙聲音卻非常嘹亮。每天清晨他會披上一件藍褂子站在村口的一棵龍眼樹下，操一口方言抑揚頓挫地罵人。許多農民就是在他連綿不絕的罵聲之中挑著畚箕、扛著鋤頭聚焦到村口，出工下田。隊長另一個反差極大的特點是，明明胳膊上沒有多少肌肉，仿佛僅是一層皮裹住一根老骨頭，力氣卻大得讓人嘖嘖稱奇。一架滿載石頭的板車陷入水渠，鋼釬卡在巖縫里，一棵傾倒的大樹無法移走……類似的難題擺在那里，一大堆人正呲牙咧嘴地圍在一起使勁。這時他板著臉走過來，伸出手，總是嘿地一聲往上一提一拉，所有的問題就都不是問題了。他的飯量也是一個謎。午餐通常是半海碗的干飯，碗里幾片菜葉，偶爾會有一小塊咸帶魚。有一回生產隊聚餐，一大木桶的干飯擱在那兒任人食用。他對于桌上的菜肴沒有多少興趣，而是一次又一次地起身裝盛米飯，足足吃下了八九個海碗。那天我盯住他干癟的肚皮大惑不解地看了很久——那么多的米飯到底裝哪去了？

那一年的七月半鬼節，他邀我到家里喝酒。傳說之中，所有的鬼魂都會在七月半鬼節的晚上溜出墳墓四處游蕩，享用祭品，順便戲弄路上的行人。生產隊長的家距離知青點好幾里路，我不太愿意在這種氣氛之中穿過黑暗的曠野，于是酒足飯飽后就在生產隊長家里留宿。天氣炎熱，我睡在廳堂的一架竹床上，月光清晰地勾出了屋檐的輪廓。半夜我突然被一種聲音驚醒，仔細聽了聽是生產隊長臥室里傳出的鼾聲。我從未想到一個人鼻腔可以發出如此強悍的低吼：鼾聲如同澎湃的大潮破壁而出，在廳堂的四堵墻壁之間來回碰撞，上下盤旋。當然，這個晚上我再也睡不著，即使用枕頭捂住耳朵也無濟于事。掐指一算，這個瘦得像塊堅硬石頭的生產隊長如今大約年逾八十歲了吧。前幾年我路過一個村莊，見到一個穿藍褂子的老人神情木然坐在門口的石條上曬太陽，身后的村莊空寂而潦草。那一瞬無端地覺得，現今的生產隊長大約就是這個模樣。

知青下鄉插隊是一個頒布多時的社會規劃。還在中學讀書的時候，就已經知道日后必將遇到一個村莊，我將在那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真實的關口村與我預想的那個村差異很大，但究竟差在哪里，當時我并沒深想。多年過后，我一直覺得可以說出關口村的許多故事，可是，寫下來的僅僅是這些。早一些動筆是不是可以記得住更多的情節和細節？不得而知。總之，現在已經無可彌補了。

兩年前的某一天心血來潮，我駕車去了一趟關口村。出乎意料的是，那兒正在變成一片新興工業園區。我曾經居住的那個小山頭剛剛被夷平，兩層樓高的知青點早就消失了，遠處曾經濃密的村民房子也不見蹤影。幾輛鏟車還在那兒忙碌，不知為什么平整出來的土地面積似乎比我記憶中的村子小很多。我突然記起了加西亞·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結尾：一陣突如其來的颶風把那個稱為馬孔多的小鎮從地球上刮走，從此無影無蹤。隨著城市一圈圈擴大，關口村很快會蕩然無存，連同竹林茂密的那一座小山頭和游蕩的鬼魂。今后世界的主角將是那些鏟車，它們正轟鳴著伸出無堅不摧的鐵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