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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學》2018年第11期|楊玉祥:被糟蹋的名畫
《北京文學》2018年第11期 | 楊玉祥  2019年03月04日16:08

大雜院里的發小聚會。在猴三家,他說準備了兩瓶二鍋頭,喝它個一醉方休。

我說:“要是不見外,到我這來。我請你們喝茅臺。”

“哇塞!你發了。不瞞兄弟說,這輩子還不知道茅臺是啥滋味呢!”

發小們來到我那整整一棟樓的畫室,經過曲徑通幽的過道,進入寬敞的大客廳。

想象當年一條炕上滾大的伙伴,見面時一定和我勾肩搭背,摟摟抱抱;可這一切都沒有出現,甚至好幾個人連手都沒有和我握,只有侯三拘謹地張大嘴巴問:“乖乖!我們見過富的,可沒見過像您這么闊的。您這一幅畫得賣多少錢呀?”

他們把稱謂改成了您。

“拍賣價,一幅幾十萬、數百萬、千來萬的都有吧。”

“千來萬!”又是一陣唏噓聲。

酒足飯飽,帶大家參觀,經過健身房、臺球室、咖啡屋、電影電視音響廳、進入我的畫室。

畫案后面,我用碳素筆畫的恩師伊默的畫像。白皙的面龐,慈祥的眼睛,溫和地注視著我的畫室。

侯三眼尖,手指照片說:“這人忒熟悉,好像在那見過。”他拍拍自己腦殼說:“想不起來了!”

我想大聲說:“是咱大雜院里的老太太。我跟她學過畫畫。”可話到嘴邊咽下去了。只是淡淡地笑笑,奇怪的心里驅使,我沉默了。

臨別,送發小到樓下。這七八個人是騎自行車來的,車子斑駁破舊,手一動車子,除了鈴聲不響那里都響。

雍容揖讓,揮手告別。在內蒙插過隊,曾在大草原以馬代步的侯三,像牧民一樣,沖大家吆喝一聲:“上馬——走嘍!”發小們紛紛撇腿跨上車,晃悠晃悠地遠去了。

我腦海浮現了五十年前的情景。

事發生在1966年的九月。

學校、工廠、大街、院落都貼滿了大字報。偶見男人或女人被剃個陰陽頭,撅著被批斗;有人給起了個形象的名字——坐土飛機。大雜院的茅坑里,一早發現扔的七八根金條,還有花花綠綠的票子——那是美元。

大雜院分前后院。成呂字型。外院住的是自來水公司的員工,院最里面有個大門,涂著嚴峻的黑色油漆;這個通向里院的門總是緊閉著,給我們這些孩子一股神秘感。據說,推開門是個影壁,轉過去展現在面前是個清凈的院落;坐北朝南是五間高大的青堂瓦舍,雕花門窗。

院內住著一個老太太和一個老頭。老頭是國民黨起義將軍。一天在大院門口停輛大卡車,從車上跳下一群紅衛兵、造反派,砸開黑漆大門,從高大宅子里搜出許多線裝書,堆在院子里一把火燒了。又翻出一捆一捆上了軸、裝裱好的畫;那些山水畫、人物畫,對于喜歡畫畫的我,真想抱回家去,仔仔細細欣賞。

小將們展開一幅,畫的是江南水鄉,水墨濃淡,蒼潤至極。 一個造反派手持蘸滿紅色墨水的毛筆說:“這些封資修的玩意兒!”手一揮,在畫上劃個大大的叉,轉手扔進火堆。大家圍著火堆呼口號。十幾幅畫瞬間化為灰燼。

那天沒有搜出金條、美元。搜出來要沒收,還有了剝削勞動人民的鐵證,定挨頓臭揍。

起義將軍發配到監獄改造去了,就剩老太太一個人。小哥幾個拿著“戰刀”,——就是一根粗鐵絲,僅在一邊彎一個手握的刀柄。殺氣騰騰來到隔壁的醫院。醫院里有一臺大缸,密密麻麻裝了幾百只癩蛤蟆,是醫院做生物研究用的;我們一個個掀開缸蓋,把“戰刀”頭朝下,狠狠一戳,鐵絲上像穿起一串糖葫蘆,一串活著的癩蛤蟆被串起,疼得在鐵絲上四腳亂踹;血,順著鐵絲往下流。

小哥幾個手提“戰刀”,呼嘯著跑出醫院,跑進大雜院,像騎兵手舉“戰刀”喊叫著進入里院。——那扇緊閉的門,抄家時往外搬古式家具,造反派嫌門礙事,把兩扇木質門卸下來,銅合頁也扔得不知去向。——從此進出里院暢通無阻了!

雄赳赳、氣哼哼地站成一排,面對五間大瓦房,我喊一聲“開火——”七八個小伙伴把“戰刀”一掄,往前一甩,四五十只癩蛤蟆,像炮彈飛向那五間青磚瓦舍、,像雨點似的,玻璃上、臺階上、門上、房頂,都落滿了沾滿血的癩蛤蟆。

老太太尖叫一聲,拉開門就追我們,口中不停地罵:“小兔崽子”、“小兔崽子”!我們撒丫子就跑,她緊攆著追上來。我們跑進院里的男廁所,以為老太太會望而止步;可是估計錯了,她邊往男廁所闖邊嘮叨說:“都這歲數了,我怕啥?”盡管我們不停地喊:“流氓!流氓!”還紛紛脫了褲子蹲在茅坑上,也不能阻止她的腳步。

“咚咚”的腳步聲越來越近,像坦克車滾動碾壓而來;我們用手捂著臉,把頭偏向一邊,閉上眼睛,就等著挨打了。可遲遲沒有拳頭或耳光,呼嘯著而來;竟不住偷偷瞟一眼,老太太雙眼噙淚,捧著黑色戶口本說:“我不是地主婆,我出身是小業主。不信,你們看。”她把戶口本放在我面前。

我窺見到老太太的懦弱,就理直氣壯地問:“你不是地主婆,家里怎么這么闊?”我曾隨著進進出出的抄家人溜進了老太太大宅子,看見房子的兩頭,各有一個衛生間,有白瓷浴盆、抽水馬桶。讓十幾歲的我,睜大好奇的眼睛,仿佛掀開了一個五彩繽紛的世界。四十多年過去,仍住在大雜院的兒時伙伴,我敢肯定還沒有用上抽水馬桶。

“畫畫!我靠畫畫掙錢!”

“畫畫?”我提上褲子,站起身:“那天燒的畫是你畫的?”

“當然。畫畫是勞動。我靠勞動賺錢嘛!”

一下子,老太太在我心中神秘起來、高大起來;拿著戶口本的纖弱的手,竟能畫出如仙如夢的仕女圖,和青山綠水。

“我跟您學畫好嗎?”

這突兀的話使老太太那乞求的目光漸漸消失,恢復了正常人的眼神。她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下,平靜地說:“想拜我為師,不那么容易。先把你們扔的癩蛤蟆給收拾干凈了。”然后不等我回答,扭身就往回走。

我沖小伙伴招招手說:“走——呀!”

侯三猶猶豫豫說:“我不去。她是反動軍閥的太太。”

我瞪起眼睛:“人家是小業主。戶口本上白紙黑字我看得清清楚楚。誰不去,我不跟他玩了。”我是孩子中的頭,我的外號——“大頭”。我跟在老太太屁股后,小伙伴蔫蔫地跟著我,進了里院。

那天把甩在墻壁、窗戶、門上的死癩蛤蟆清理干凈后,在老太太討好的微笑中,我們像大海退潮,走了。

抄家后,老太太家的水管被掐斷了,她家里的抽水馬桶,浴缸,就成了擺設。她像百姓一樣,用一條扁擔挑著兩桶水,顫顫巍巍到外院自來水管打水。雖然打了半桶水,可她第一次挑水,掌握不好平衡,“啪”一聲,兩桶水倒在地上,摔個大馬叉,水灑一地,扁擔扔在一邊。大家抿著嘴偷偷樂,誰也不敢上前幫忙。

老太太疼得直抹眼淚,水把衣服打濕了,冷得發抖。

她改成用大盆端。看著她躬著腰,端著水,吃力地往前走,似乎一陣風能把她吹倒。

我挑了滿滿兩桶水,一只手夾著我的素描作品;肩上的扁擔顫悠悠,向后院走去;進院后我就扯著嗓子喊起來:“奶奶,給您送水來了。”我那尖尖的、嫩嫩的嗓音,在院子里回蕩。

老人高興地迎出來。

“水放在哪里?有水缸嗎?”

“沒有,倒我家桶里吧。”老太太撫摸著我的腦殼說,“我正要打水去。在犯愁呢。我怵這打水呀!你這兩桶水,夠用好幾天的。”

“您家的水,我包了!”

“那怎行,你還是個孩子呀!”

“可我是您的徒弟呀!”

老人拿過我的作品,翻看了幾眼,沉下臉,灶王爺的模樣,老師的神情說:“你是我第一個徒弟。既然想學,就一步一步來。”

她讓我臨字帖:“這是童子功。一個書法家,離畫家就差半步之遙。”

她送我一摞《美術》雜志說:“要臨摹名畫。名家的筆墨和結構,是精心創作和構思的。要看、要讀、用心去讀。要達到默記或者爛熟于胸的程度。”

“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寫詩也會吟。”

老師贊許地點頭說:“文學和美術是相通的。”

老太太讓我回家練習,她作畫時從不讓我在旁邊。她創作的那幅反映時代的《不愛紅妝愛武裝》,女民兵那烏黑的長發,是如何用墨、用筆才能表現出來的。老人對我留著幾手。

自從關掉通向里院的進水閥門,有我隔三差五的挑水,可仍然沒有以前方便。老太太對我念叨:“好多天沒洗澡了!身上發酸、發臭。”

爸爸是自來水公司的造反派頭頭,我向爸爸提出來,他沉思片刻說:“我讓工人打開閥門吧。不然,你常給送水,別人會說閑話的。”

老太太家的水通了,她為了酬謝我爸,特意煮了一鍋餃子,晚上偷偷給我家送去;可爸堅決讓她把餃子拿回去,連門都沒有讓她進;老人很傷心,抹著淚走了。

我跟著老人回了院子,進屋就說:“奶奶,我想吃餃子!”師父高興地拿出碗筷,看著我一個一個把餃子放進嘴里,嚼著,咽下肚去。那是肉丸的餃子。是我第一次吃肉丸的餃子。

“奶奶!香——”

奶奶和藹地笑了。

“奶奶,我想看您畫畫!”

老人點點頭,贊許的目光似乎是說:“這小滑頭。”

人事間許多事,就隔著薄薄的一層紙。我畫干濕濃淡的頭發,怎么在宣紙上也表現不出來。可站在老人旁邊看她運筆,我茅塞頓開。不是親眼所見,我是琢磨不出來的。

一年中隔三差五,我像小保鏢,跟著老人到汲古閣。她挾著一個布包,里面藏著一幅畫。每次去,都被請進客廳,坐在沙發上,把畫交給經理。他看也不看就吩咐說:“讓會計送錢來。”并側過身子說:“您的畫,日本人認,很搶手呀!”

會計送來五摞錢。那時十元就是大票了。一千元一摞。老太太數也不數,把錢裝進布包里。

乖乖!五千元。是我老爹90個月的工資。那時不興出租車。老人之所以讓我跟著,是怕擠公交車時,遭賊搶。有我這么一個半大小子在身邊,心里會踏實些。

經理指指我問:“是您徒弟?”

老人笑而不語,不說是也不說不是。

兩年過去,漸漸街坊四鄰的閑話多了:小小年紀,賊有心眼,惦記老太太家那大宅子。老太老頭無兒無女,一死,他是老太干兒子。那宅子,就成他的了。

當革委會主任的老爸扛不住了。我大伯在部隊當團長,走后門送我當了海軍。

那一年我僅僅15歲。

我穿著剛發的綠軍裝,向老人辭行。她問:“到哪里?”

“先到廈門,培訓后再分配到哪,就不知道了。”

老人知道廈門和北京隔著千山萬水,眼淚一下子流出來了。

我哽咽著說:“我會常回來看您的。”

老人拉起我的手說:“你的畫,練到今天不易。可別斷了啊!”

我含淚點點頭。

老人站起身,鋪開一張宣紙,放在案頭,拿筆蘸墨說:“咱倆師徒一場,你喜歡老師的畫,就送你一幅吧。”我的心提到嗓子眼,一幅五千元,是一筆巨款呀!

老師揮毫潑墨,筆尖上下舞動,畫了一個身背二胡的女軍人;明目紅唇,人物高妙傳神。散發一種超群脫俗、明澄得像水珠。蓋上一個叫伊默的印章后,她把畫放在屋子大理石地面,悠悠然欣賞起來。喃喃說:“我畫了那么多作品,這幅畫最滿意。再讓我畫,沒有今天環境、氣氛、感情,真畫不出來了。畫畫的境界是渾然天成,不可重復。你收好!也是個念想。”

“咣——”一聲,門開了。進來一個胡子拉渣的老頭。是老人的丈夫回來了。兩人僵持了一會。她激動地問:“回來了!”

老頭點點頭。

老太太沖我說:“送給你的。拿走吧。”

我彎腰剛要取,老頭沖過來說:“這孩子我認識。批斗那天,他還用彈弓打我的臉。多虧是紙疊的子彈,那打在臉上也疼。不能送他這么貴的東西。”

說著上前一步,朝那幅作品吐了一口濃濃的痰;不偏不斜,正吐在女文藝兵的胸口上。

她嗔怪地說:“怎么能這樣!改不了你這當兵的匪性。孩子別生氣,奶奶再給你畫一張。”

我的確用紙疊的子彈打過老頭。那時把他當成反動軍閥了。我心中有愧,耷拉腦袋,蔫蔫說:“不用了。這畫送給我的,我收下了。”我低頭拾起畫,拎著,推開門走了出去。我沒有走遠,站在門口聽。

“你呀,野蠻!不問青紅皂白。多虧這孩子,不然我早見了閻王。你也見不到我了。”

“咋講?”

“你一走,我一個人生活,連個說話的人也沒有。就不想活了。我站在椅子上,把上吊的繩套進脖子;剛要用腳蹬開椅子,這個叫‘大頭’孩子,帶一群壞小子往咱家扔癩蛤蟆;我氣不打一處來,拿起桌上以備死了證明清白的戶口本追出去。這孩子知道我會畫畫,就拜我為師。我想,啥師不師的,先利用一下這娃。他爸是造反派頭頭,讓人把掐斷的水管接通了。沒有讓我像其他地、富、反、壞一樣掃廁所。這娃幫我掃地、打水、做飯。我教他畫畫,也是教他點皮毛。”

我給老師家干活,是為了跟她學畫畫的本領;而老人收我這個徒弟,是想利用我和我爸爸,在“文革”中不至于再遭批斗。我們不過是在互相利用著。

一種羞辱感彌漫全身。

我想把畫撕吧撕吧扔掉。一想到上面粘著老頭的濃痰就惡心。但我想到畫中女軍人燦爛的笑臉,和構圖簡約卻流露著幽靜、曠遠,出神入化的筆墨,我沒舍得。

我把畫挾在一個信封中,去了遙遠的南方。

在新兵連,我畫了一幅商鞅的水墨人物,參加全軍畫展,獲了獎。

幾百個新兵分到沿海炮兵陣地,一天到晚扛著百十斤的炮彈,在戰壕里跑上跑下,裝填炮彈;唯獨我,分到艦隊政治部,畫宣傳畫。

我給遠在北京的小伙伴寫信,告訴在新兵連的生活,唯獨沒有給老太太寫。我們天各一方,她失去了利用價值。和國民黨軍官老婆通信,對我影響不好。我在積極要求入團!

老爸也尊尊告誡,為了我的政治前途,和老太太關系一定要斷。

“文革”結束,考藝術院校。先是文化考試,后是交一幅自己創作的作品。作品是模仿老師送我的那幅畫——文藝兵。只不過把肩上的二胡,換成了手中的速寫夾子。

我進入了復試。憑的是美術系主任從一堆作品中,撿出了我的那幅畫說:“這家伙有點意思。”

面試時系主任說:“你文化考試是最糟糕的一個,作品又是畫得最好的一個。你一定有高人指點。老師是誰?”

我為難地搔搔頭。老太太從不介紹自己,怕招惹是非。猛然間,我想起贈我的那幅畫,有尹默的銘章,就猶猶豫豫地說:“好像叫尹默······”

“老師都不知姓甚名誰。還好像?是她嗎?”主任舉起一本雜志,是一本美術雜志。封面是黑白頭像。我一看,正是老太太。忙不迭地說:“是她——是她——”

主任和左右評委對視了一下說:“你的老師是當代美術大師。‘文革’后期仙逝了。她沒有來得急培養能夠繼承她畫風的弟子。她臨咽氣說有半個弟子,在東海艦隊。天天扛炮彈。——看來此人就是你了。”

我被錄取。是沾了尹老師的光,大學期間,我處處以尹默的弟子自居,逐漸嘗到了甜頭。日本、韓國、臺灣、香港,紛紛邀請我去辦畫展,報紙媒體宣傳時,我告訴記者,我是尹默唯一的弟子。尹默的大名,給我帶來的是名氣,還有財源滾滾。

送客回到畫室,站在畫案旁,左邊是老師的畫像,右邊是那幅留有一口濃痰的老師遺作。白白的胸口經過裝裱,留有一塊帶著血絲的灰了吧唧的色彩。像一塊白玉有了瑕疵,像一曲優美歌聲,摻雜了尖厲的不和諧的嗓音。

這畫形象地昭示并不太純潔的友誼。

“鈴鈴鈴”手機響了,是侯三的聲音:“大頭——,還是叫你大頭順口。”

“叫吧。我愛聽!”

“哥幾個都看出來了,墻上掛的是尹奶奶。你不提我們也不好當著你面戳穿。可出了你家們,大家委托我告訴你,你當兵走不久,尹奶奶老公死了。我們哥幾個常去尹奶奶家串門。尹奶奶給你寫過好多信,可都石沉大海,沒有音信。我們后來發現,是你老爸提供的地址是錯的。你明明在艦隊政治部,可地址是東海雞鳴島。奶奶患腦溢血,是哥幾個輪流背著她去醫院搶救。她睜開眼第一句話是想見徒兒大頭。她說‘我有好多畫畫的技巧還沒有來得急教大頭徒兒呢。我不能把傳了幾輩的繪畫獨家門技在我這斷了呀!’”

我額頭開始冒汗,忙伸出袖子去擦。我不無責怪地問:“你們為啥不通知我。我可以請假回來的!”

侯三嘆口氣說:“我們找你老爸,你老爸怕沾包,死活不給發電報通知你。奶奶在醫院整整熬了兩個多星期。我們知道她在等你。老人家是念著你大頭的名字,眼睛睜得大大地看著病房虛掩的門,盼望你能夠出現。瞪得很大的絕望的眼睛,哥幾個一直記得。”

沉默。死一般的沉默。許久候三說“尹奶奶臨咽氣,斷斷續續說:‘上帝在催我上路呢。看來我沒有機會教大頭徒兒了!’”

頓感到尹奶奶對我是真誠的。我偷聽到的話,是出于當時歷史情況,她巧妙地和火冒三丈的丈夫周旋,而我卻把那些話當真。可見我是多么自私,心間多么狹隘。都半個世紀了,功成名就的我,當著發小的面,竟不敢承認,沒有尹奶奶就沒有我今天的一切。

腳下一股寒風掠過,雙腿在抖,站立不穩;“撲通——”一聲跪在恩師的遺像前,淚水嘩嘩地涌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