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小說家約翰·斯坦貝克曾憑借1939年出版的代表作《憤怒的葡萄》榮獲1962年諾貝爾文學獎。該作品以1929年至1933年間經濟大蕭條為歷史背景，刻畫美國中部各州農民破產、逃荒和斗爭的故事，并著力描寫這些破產農民的凄慘景象。書名中的“葡萄”是《圣經》中反復出現的意象——在《圣經·舊約》的《申命記》《耶利米書》和《圣經·新約》的《啟示錄》中都出現過“葡萄”。在上帝眼中，爬滿藤蔓的葡萄就像大地上的子民。這些渺小的勞苦大眾，或微不足道的葡萄，被扔進巨大的容器中搗碎、攪拌——為了釀出香醇的葡萄美酒供富人享受，他們像韭菜一樣被收割。從這個意義上說，“憤怒的葡萄”就指代憤怒的底層人民。

葡萄為何憤怒？一言以蔽之，因為夢想破滅。加利福尼亞州曾是俄克拉荷馬逃荒人的夢想之地，而如今當這一夢境幻滅，美國夢則一變而為美國噩夢。美國夢的破滅揭示了美國社會不公的現實，同時也表明，一切憤怒都起源于不合理的經濟制度。小說第二十五章最后一句話說：“在他們心中，憤怒的葡萄開始滋長，越來越茂盛。憤怒的葡萄即將遍布大地，如野火燎原。”可見，希望落空之后，希望的葡萄乃變為憤怒的葡萄。在小說家看來，因為身處社會最底層的勞苦大眾遭受那些資本家、銀行家和實業家的盤剝壓榨，食不果腹，民不聊生，然而卻無力反抗——因此除了憤怒，他們一無所有。

與斯坦貝克一樣飽受創痛的劇作家阿瑟·米勒在他的自傳《時移世變》（Timebends）中回憶道：“這是1932年秋季，我們全家人已經沒法再掩飾內心的恐懼，如今連每月按期付出五十塊錢給銀行以還清購房貸款，都成了極大的負擔……”毫無疑問，大蕭條的哀怨之氣始終彌漫于米勒的戲劇：從他的青澀之作《沒有惡棍》《他們起來了》《黃金時代》，到懷舊自傳散文《成長于布魯克林的男孩》；從苦樂參半的劇作《兩個星期一的回憶》再到反省美國大蕭條歷史的《美國時鐘》。用米勒的話說，“沒有人能夠逃離這場災難”。

眾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經歷了持續近十年的經濟繁榮。經濟的繁榮和人民生活的富足，使美國人“似乎沒有理由不相信自己正置身于人類歷史上一個最燦爛輝煌的時代，而且這個時代還會無休止地延續下去”。人們深信并追求著自己的美國夢——“不管自己是多么普通的小人物，只要自己努力干，就會成功，就會發財，就會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人”，“只要努力上帝就會幫助你，你就會有好房子、好汽車，你的孩子就會前途無量”，而且這種自信篤實已經成為美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好景不長。1929年10月紐約華爾街證券市場的大崩盤，幾乎在一夜之間使所有沉浸在美國夢中的美國人遭受滅頂之災。隨之而來的是漫長得幾乎令人窒息的經濟大蕭條。

與斯坦貝克將大蕭條歸咎于資本和資本家的態度不同，另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猶太作家索爾·貝婁在194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受害者》中，則試圖通過兩位在大蕭條時期飽受失業之苦的受害者來表達對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質疑與批判——經濟的衰敗使當時的人們普遍對資本主義制度喪失信心。作為在大蕭條中成長起來的青年一代，貝婁回憶道：“因為大蕭條，我們的職業沒有指望……大蕭條是個人受羞辱的時期。資本主義看起來在整個國家都失去了控制。對于很多人來說，推翻政府的可能性看起來極大。”

而與此同時，人們對左翼政治和激進學說卻寄予厚望——馬克思認為，從消費（需求）上說，一方面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會提高資本有機構成，造成相對人口過剩，失業人數增加；另一方面對抗性的分配關系“使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消費縮小到只能在相當狹小的界限以內變動的最低限度”，由此，必然要造成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相對縮小，形成狹隘的消費和市場，進而產生商品生產與實現的矛盾，導致生產相對過剩和危機的出現。在此基礎上，馬克思總結經濟危機的根源——“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并且做出預言：隨著矛盾的加劇，資本主義市場的經濟衰退不可避免。在上述思想影響下，貝婁一度對托洛茨基的革命學說抱有熱忱幻想，相信唯有革命才能克服周期性的經濟大蕭條這一痼疾。

事實上，大蕭條之前的1920年代正是富庶的爵士時代。這一時代的形象代言人、作家菲茨杰拉德曾說：“‘爵士時代’似乎是在它自己的動力推動下比賽，沿路是錢財滿貫的大加油站……即使你拋錨了，你也不用擔心錢的問題，因為你身邊到處是錢。”在此前一年即1919年，著名龐氏騙局的主謀查爾斯·龐茲在因欺詐案件坐牢后，竟然借著保釋出獄的“機會”改頭換面，不可思議地逃過了所有人的眼睛，在經濟危機爆發前來到佛羅里達州，經營起那時火爆到全民參與的房地產生意。在那里，他憑借三寸不爛之舌，又一次誘惑了很多貪婪之人：他的龐氏土地公司將每一英畝土地都分成二十三份，承諾投資者只要花上十美元就能拿到自己的一塊地，而且，在六十天內就能獲得三十美元的回報。自然，這種拆東墻補西墻的騙局很快就被戳穿了，只不過當時的人們還不知道，他們正在經歷這場美國歷史上還從未有過的房地產泡沫。不久之后，氣球被突然刺破，引發無數慘劇。以當時尚未經開發的邁阿密為例：某房地產商人發現，只要賣房子的廣告能在海邊沙灘上矗立，就會有足夠的生意送上門來。他會把客戶帶到沙灘上，讓他們自行挑選一片清澈平靜的水面，然后立即承諾將在這片水域為客戶打造一座私家島嶼，這樣，“你就能自己當一個小小的孤島魯濱遜了”。

與此同時，報刊媒體上的所謂專家學者也大言炎炎，鼓吹當時的美國已經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其標志是1922年至1929年間，每年超過百分之五的GDP增長。知名作家麗塔·韋曼在1932年曾形象地描述：“通脹年代，我們一直處于懸崖邊緣，喪失了正確判斷的能力。我們大筆花錢買東西，買得越多越開心。如果買的東西很貴，那我們的第一結論是東西一定很好……以家庭娛樂為例，我們中的很多人幾乎忘記了邀朋請友、圍坐自家桌旁是有多么歡樂，卻飽受飯館聚餐、消化不良的折磨。”但是，隨著華爾街股市的崩盤，資本主義創造、累積的億萬財富頃刻之間灰飛煙滅，資本主義制度岌岌可危，而且這場經濟危機波及全球并一直持續到二戰前夕。大蕭條的爆發不僅讓包括貝婁在內的美國年輕作家意識到資本主義制度存在弊端，更讓他們感覺到資本主義的終結并非遙不可及。

在上述作家的文學敘事模式影響之下，人們普遍將大蕭條初期的物價飛漲歸咎于那些被貼上“投機商”（profiteer）標簽的人——“投機商”是個流行新詞，牛津英語大詞典認為“投機商”一詞首次出現于1912年，但一戰后期才開始流行。“投機商”一語雙關，既含有前方馬革裹尸、后方大發橫財的意思，也含有肆無忌憚、公然劫掠之意。于是，普通民眾像文學家一樣表達他們的憤怒之情：他們抨擊送奶工，警告肉販停止吃肉，并將蓋茨比（菲茨杰拉德小說中的主人公）之流的賣私酒者視同罪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經濟學家亨利·黑茲利特在1920年寫道：“因此，每個角落都有自以為是的人，譴責骯臟的世界進行的劫掠和犯下的暴行。肉販對賣鞋的人牟取暴利感到驚訝；賣鞋的人對劇院倒票黃牛的厚顏無恥倍感震驚；劇院倒票黃牛在地主房東的專橫霸道中蹣跚而行；地主房東在送煤工人的勒令要求下舉手投降，而送煤工人的尊嚴又在肉販的價格面前土崩瓦解。”出生于大蕭條年代的著名劇作家愛德華·阿爾比曾戲謔，身處這樣的時代，人人乖張暴怒，“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

伴隨著這樣一種憤怒情緒的擴張和彌漫，普通消費者大多傾向于采用以下兩種應對舉措：一是推遲購買；二是消費降級。延遲或降低消費的理由很簡單，因為當時的美國經濟存在不確定性。大蕭條的發軔距一戰結束才十四個月，戰爭的陰霾尚未散盡；當時流感盛行，甚至比戰爭更為致命；戰后，美國又爆發了一系列種族騷亂事件，人心惶惶不安。不僅于此，當時的國際形勢也急劇動蕩。日本于1931年占領滿洲。在蘇聯，1932年至1933年爆發烏克蘭饑荒，餓殍遍野。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國奪取政權，迅速開始謀殺政治對手并對猶太人實行恐怖統治。另外，由于國內外政治的影響，當時存在很多抵制行為（boycott）：抵制德貨、抵制日貨以及抵制與猶太人有關的貨物。這些行為對經濟也產生了不少的負面影響。

這樣一些負面消息，經過媒體傳播和放大，很容易引發焦慮，可能促使很多普通民眾取消無謂的計劃開支，比如更換大房子或購買新車，因為唯有如此人們才感到自己擁有足夠的儲蓄。更為致命的是，幾乎所有這些消息都與令人極為不安的文學敘事聯系在一起，讓人們強烈感受到經濟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可能在全美乃至世界范圍內抑制家庭的可自由支配開支，導致消費緊縮，并延緩經濟的復蘇。由此可見，經濟蕭條很大程度上乃是由消費者對假想投機商的抵制所造成。或許這才是更接近于歷史真相的敘事。

另外，人們似乎不應該忘記：美聯儲1914年才成立，在宏觀調控方面還缺乏經驗。他們出臺的政策搖擺幅度過大：1919年，羽翼未豐的美聯儲錯誤地上調貼現率以控制通脹——該通脹的起因是一戰后美聯儲意氣用事，采用了過度擴張的貨幣政策——到1920年時又不得不采取強力措施控制通脹，由此造成金融市場的動蕩。當時還有一則流行的神話，認為消費物價指數將最終降至剛好在一戰前的1913年水平。當然不是人人都有此預期，但有此預期的很多人顯然會認為應當等到價格下跌時再行購買，而大部分人持幣觀望就造成了蕭條。盡管有報道說個別物價確已跌至1913或1914年水平，但總體物價并未下降。這也是新聞報道的典型手法，作者試圖編造一個與眾不同的小故事來吸引一般讀者。報紙知道，由于讀者的思維未經訓練，通縮期間這類故事會對他們有所觸動，似乎一旦戰爭結束，物價會回到原有水平：這對要購置新房或置換新車的人而言至關重要。對很多人來說，等到降價后才買非必需品似乎是個顯而易見的策略。“商品賣不動，因為人們根本不愿買。”民粹主義的憤怒和抗議抬頭，對牟取暴利的投機商和零售商同仇敵愾。1920年，美國參議員亞瑟·卡普爾在公開演講中敦促消費者“拒絕購買過于昂貴的商品來抵制利潤攫取”。

女作家凱瑟琳·哈克特對上述美國經濟由繁盛到緊縮的現象曾作過形象的描述：“在舊的繁榮時期，我可以買一罐浴鹽或一雙額外的夜拖鞋，而不會對缺乏生活必需品的窮人感到不安。想起那些廣告宣傳日，我總是很開心：工人們穿著絲綢襯衫，開著福特去上班。現在不同了。如果鄰人繼續大擺宴席、穿著華麗，就會被認為對人類的苦難無動于衷。”由奢入儉難，但這也是蕭條時期不得已而為之的應對舉措。造成這一經濟滑坡的原因很多，其中經濟學家的一些錯誤判斷和誤導的確難辭其咎。

白宮的經濟顧問以及華爾街的經濟學家一度信心滿滿地預測：緊縮將與1920年至1921年一樣短暫——這有助于解釋胡佛總統及其幕僚為何能在國會及公眾面前一再辯稱，緊縮很快就會結束。但公眾并不一定相信胡佛總統。用凱瑟琳·哈克特的話說：“我已經讀夠了經濟學家的預測，我相信我對未來物價走勢的猜測和隨便哪個人一樣準。家庭主婦在商品市場下跌時的做法同投資者在股市下跌時的做法如出一轍；她按兵不動，坐等價格出清，除實際生活必需品外不再買任何東西。不用成為經濟學家我就知道，如果所有兩千萬家庭主婦都這么做，商業復蘇將遙不可期。”

只是，到了1930年代，人們似乎才意識到這場危機與市場的信心息息相關。華盛頓特區商會率先發起了一場標語為“為了繁榮，現在就買”的運動。“繁榮委員會”要求所有教派的神職人員參與該項活動，“通過他們的布道鼓吹繁榮”，從而“刺激生產，緩解失業狀況”。這一舉措很快在全國得以推廣——即克服對危機的恐懼，重塑市場信心——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1933年在就職演說中將其概括為“我們唯一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羅斯福大聲疾呼：“大家一定要堅定信念，大家一定不要被各種流言蜚語和胡亂猜測嚇破了膽。讓我們大家團結起來消除恐懼。”他向全國人民呼吁，要求終結銀行擠兌，讓貨幣重新流入銀行。于是金融及經濟秩序慢慢恢復常態，美國由此乃進入了新一輪的經濟復蘇和振興。

時至今日，羅斯福總統爐邊談話這一敘事模式仍然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與《憤怒的葡萄》等作品中的文學敘事不同，政治經濟學的敘事一方面要求客觀公正，能夠準確把握時代特征，并能對癥下藥；另一方面也要求充分考慮人的因素——比如本文提到的普通民眾延遲消費的心理。從這個意義上說，正如奧地利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指出的那樣，現代經濟學不是簡單的數學模型，而應該是“真正的人的經濟學”——跟文學一樣，它也應該以研究人性為己任，比如需要認清人性善變以及人性貪婪——“當然，我們改變風尚。那是我們不變的本質——我們總是從一種狂熱投向另一種狂熱，就像翻轉萬花筒一樣容易。”葡萄從憤怒到瘋狂，不過一步之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