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小喜愛文學，大學中文系畢業后一直從事文學教學和研究，也寫散文，還成為了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一路走來，算是圓了我的文學夢。

我也喜歡寫字，寫了一輩子字，也確有人喜歡我的字，還有朋友為我辦過書法展、出版過書法集。但我不是書法家，也沒有想成為書法家。我沒有參加任何一級書法家協會，只能算個業余書法愛好者。我寫字，并不以追求書藝的精進為目標，而是以書法為形式抒發自己的性情。對我來說，書法和散文一樣都是表現我思想感情的一種載體、一種形式。

這和我受啟功先生的影響有關。

我和啟功先生結識、交往整50年——從1954年考上北師大做他的學生，畢業后留校和他在一個系共事，再后雖調往社科院但仍住在師大，和他比鄰而居，一直到他去世，可謂近距離接觸，從他受教，得益良多。我喜歡寫字，學他寫字的風格，和他接觸，在書法方面受到他的啟智和熏染，自在情理和事理之中。

啟功先生健談，又毫無架子；我雖然是他的學生，但他更多把我視為同事、朋友。我們在一起談學問，談世事，談時政，自然也免不了談書法以及書法界情況。他在外人看來是大書法家，但他不喜歡人家稱他“書法家”，總說自己是教師，喜歡人家稱他“學者”“教授”。他一直認為，書（法）是“技”，不是“道”，說寫好字是讀書人的本分。他常告誡學生，字寫得好，沒有別的本領，再好也不足稱。啟功先生對書法的看法和態度對我影響很大。我喜歡他的書法，更佩服他的學問和為人。像他這樣一位真正的大書法家都不把“書法家”當回事，我作為他的學生，自然而然也就沒有把做“書法家”作為一種追求。

說來也許有人不信，幾十年來我雖然聆聽過啟功先生談論書法，有時也說點自己不知深淺的看法，卻從未告訴過他我業余愛好書法，更未就書法練習和批改直接具體求教過他。按情理說，我長時間和這位大書法家就近接觸，若真是近水樓臺請教些書法上的問題，爭取多一些指導，以便自己能有所提高，也是十分正常的事。但事實上我卻沒有也不愿為學書法去打擾先生。原因無它，一是我有自己熱愛的專業，不可能用太多時間投入書法；二是看到太多的人為書法找他，先生為人隨和，不愿駁人情面，但有時也掩飾不住煩惱，流露一點怨言。在此情況下，我怎么還好意思就寫字學書的事去占他的時間、給他添亂呢？直到他去世前不久，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才知道我也愛好書法，平時也學習書法，即主動要我寫幅字給他看，并給予我極大鼓勵。

那是鐘敬文先生的哲嗣少華世兄找到我，說是其家鄉梅州為彰顯鄉賢修建敬文廣場，周圍要樹一些紀念鐘先生的石碑，要我寫幾句話以便勒石。鐘敬文是我敬愛的老師，我們相處也是幾十年，非一般師生關系。于是謅了一首七言，恭恭敬敬書成條幅交差。少華高興之余立即傳給了啟功先生。據少華說，啟功先生特別高興，說怎么不知道張恩和也寫字，讓我再寫一幅給他看。這事我本來只當笑話聽了，沒有特別認真，不想幾天后在食堂門口遇見先生的內侄景懷說到此事。我說自己不過是業余愛好，先生事多，不想去打擾先生。誰知景懷非常認真地催促，我想，那就恭敬不如從命吧，便不管平仄格律，謅成一首七言并寫成條幅，送到先生家里。詩句是：“門外偷學兩三拳，畫虎未能反類犬。膽怯礙難取真經，心誠立雪亦枉然。”還給詩取題“有感呈啟功師”。當景懷幫著展開條幅呈給先生看時，他沒有出聲，從頭至尾反復觀看。我知道先生為人寬厚，一般都是說人好話，正面鼓勵；他從不掃人興致，有時我甚至覺得他過于寬厚，不免有失嚴格。我以為這次對我寫的字大概也是如此，一定會說些肯定贊揚、勉勵夸獎之類的話。不料先生什么也沒有說，而是一邊觀看一邊輕微地又像點頭又像搖頭。待把條幅收起，他才鄭重而又深沉地說了兩句話：“好好寫，要多寫。”我深知先生的意思，沒有要求他多加評點。對我來說，這兩句話已經足夠。

我之愛好書法，和我的性格以及經歷有關。我十分熱愛自己的專業，但也有些業余愛好：喜歡唱歌、打乒乓球，有時和朋友下下圍棋、打打牌，但更多是著迷書法。有學問家可能認為我“不專正業”，我則認為，只要有余力，多些愛好，或能活躍思路，提升精神，對身心都有好處。和別的愛好不同，練習書法不論時間，不要場地，無需玩伴，可隨時隨地在家里“臨池揮毫”；心情好時可以寫，心情不好時也可以寫。又因為書寫過程中要全神貫注，既能排除外界干擾，又能享受審美，提升境界，修身養性。幾十年來，我的人生途中，風風雨雨，憂患不少，煩擾很多，經常是想集中時間和精力專心致志于正業而不可得。每當這時，我便利用一些零碎時間寫字，在墨海中神馳，借以調節生活，控制情緒，轉移注意力。回首過去，還真虧有書法與我相伴，舒我困境，慰我寂寞。現在，我雖年已耄耋，別的愛好可以舍棄，只有書法仍和我緊相為伴，晨昏易替，長夜孤燈，她一如既往，怡我性情，給我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