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南苑機場出發，兩個小時后到達中國鎳都金昌。剛剛下過一場雨，祁連山麓的金昌退去了盛夏的暑熱，清涼宜人。金昌是重要的有色金屬資源城市。近年下了大氣力改善城市的生態面貌，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山光水色綠樹成蔭的江南風光。我要去的馬場還有較遠的路程，是在金昌所轄的歷史古城永昌與山丹接壤之地，那里有一座滋養永昌縣和軍馬場的西大河水庫。水庫在上世紀70年代建成，由永昌縣管理，是真正意義上的風水寶地。

在祁連山海拔四千多米的冷龍嶺現代冰川融雪的西大河，在古鸞鳥古城的遺址旁，西大河水庫，背靠祁連峽谷，峽谷里青松翠柏，蓊蓊郁郁如同屏風守護著這池碧水。四周是綠毯般的大草原，軍馬一場的六個牧隊放牧的馬群、牛群和羊群，遠遠望去像珠寶一樣嵌鑲在這無垠的綠毯上，環抱著這晶瑩的水庫湖泊，如同一面寶鏡，鏡中的祁連峽谷草灘，云霧繚繞，如幻如仙。守護的管理所副所長，在這里已經工作了三十多年，生活在這仙

景般的高原峽谷，守護著祁連賜給這方百姓的一池碧波。前些年，一度喧囂的祁連山開礦開發熱，曾給祁連山生態造成很大的破壞。經過這兩年的整治和保護，祁連山又重新成為綠水長流青山不老的人間仙境。“來觀光很美，常年守在這里還是很寂寞的，特別是冬天，大雪封了路，有時十幾天見不到一個人。”他說這話，我信，因為歲月刻在他臉上的印痕，還有他身后的古鸞鳥城遺址土堆，以及波光粼粼的湖水，映出的歲月風云，讓我想他也是這皇家馬場的現代守護者。

著名的“皇家馬場”就在絲綢之路的祁連山麓寫下了自己千年歷史。祁連山冷龍嶺北麓的大馬營草原，地跨甘青兩省、毗鄰三市（州）六縣，總面積三百余萬畝，地勢平坦，水草豐茂，是馬匹繁衍、生長的理想場所。從西漢王朝設皇家馬場牧師苑距今已有兩千一百多年的歷史。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奉毛澤東電令：要完整無缺地將大馬營軍馬場接收下來，正式接管山丹軍馬場，1961年6月，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山丹軍馬場。我就在此后，與軍馬場結下了一生的緣分。遙望這蒼山下的馬場綠草原，我與軍馬場的一幕幕故事，出現在眼前……

1971年深秋，我已在延安農村插隊兩年多，有一天，從北京派來管理知識青年的帶隊干部，興沖沖告訴我，總后勤部來人招知青，去不去？我一聽總后勤部，便報了名。報到后上了軍車被拉到更深的山溝里，我才明白無誤地看仔細“總后勤部”后面還跟上一串補語“軍馬局延安軍馬場”。出了延安向南，到富縣的茶店子鎮向西，再走六十里到一個叫任家臺的地方，這是軍馬場的場部。從場部再往西走二里，向北一拐，就進了甘溝。這是我報到的連隊所在地。那年我一到這個地方，便覺得這個地名也許錯了，應該叫“干溝”。這的的確確是一條干涸的大山溝。在我們這批知青到來以前，老隊的農工就讓滿溝的苞谷長出來等我們來收割。走完了這條溝，就到了隊部，人稱“甘溝二連”。在這個地方，我只生活了不到半年的時間，但這是我從延安農村來到的第一個國營單位。拿工資，每月二十七元。吃國庫糧，還是干農民的活，放馬種莊稼。

今天在地圖上也還是找不到這個地方，這么七拐八倒，甘溝的位置在一片原始林區中部。因為我在農村當知青時，能下力吃苦，當過生產隊副隊長，所以在這兒很快成了“好樣的”，上調到總場去看倉庫。看倉庫是在場部，還是在這原始林區，但我是從新職工中百里挑一選出來的，心情如范進中舉。如果不是從甘溝上調場部看倉庫，而是從北京下放到這里來看倉庫，我就不是范進而是林沖了。終點相同，起點變了，心境也就不同。說到這里，想起有人說“老三屆”有特殊性，這其中有這個道理：下過十八層地底的人，只要往前走，就一步上一層，層層新天地。說遠了，還是說甘溝吧，說說我還記得的幾個同隊知青。

有兩個北京知青是安塞招來的，一男一女。他倆一來，大家就看出這是對相好。混熟了，知道他倆在一個隊里插隊。再熟些，知道這個隊就只有他們兩個知青。真熟了，才知道隊上只給了他們一孔窯洞。為什么不多給一孔窯？窮，隊上沒有錢多砌。怎么住呢？一個大炕，中間用大箱子隔開，一人一半。于是，大家“啊”地一聲！說的，裝作說明白了。聽的，裝作聽懂了。這事在連里曾讓知青男和知青女們著迷地幻想了一段時間。他倆插隊滋味自會是與眾不同另一番天地啊。不過，大家對他們的想像偏向于浪漫而非下流，因為他們在多次招工中，只招男時，男的沒走，只招女時，女的不去，于是雙雙來到我們這個甘溝二連。上次看《孽債》，我就想到他倆，《孽債》是海派故事，他倆是京派言情。

我們的排長是老職工，當上排長就算干部了。軍馬場與軍隊的規矩一樣，排長是干部，班長還是工人。大家都知道，他當排長的原因是他娶了副場長的千金，當過駙馬爺。駙馬爺不是自由戀愛，是經人介紹，讓場長看上了。可惜駙馬爺只當了半天。婚禮后，夫婦進了洞房，不到一個時辰，駙馬就被趕出家門。第二天，倆人去辦離婚。一進門，女的就說，他是流氓，一上床就對我動手動腳耍流氓！民政干部一邊聽一邊開離婚證。男的還沒開口，這婚就離完了。排長自己說到這，也笑，那是個石女嘛。駙馬撤了，不能把排長也撤了。他就從場部調到甘溝來了。

另一對就亮色得多。男的是從老軍馬場調來的老機耕隊長，隊長夫人是北京知青。用知青的方式評價，盤亮，條也好。盤是指臉，條是說身材。算得上是軍馬場場花。調皮的知青把軍馬場的場歌稍加改動，放聲歌唱：“我愛馬場啊我愛馬，馬場還有一枝花……”那機耕隊長模樣實在太一般，得到這么個妻子是什么原因？頭一個說法是自然原因，山丹軍馬場地闊天寬，機耕時節，拖拉機開出去，可以睡上一覺，醒來也沒到地頭。轉過車頭，再接著睡，也絕對不會出了地頭。這女知青是他的助手，整天孤男獨女，望不到邊地開荒地，又沒有其他的事情去做，就自然成了一家人。第二個說法是社會性的，說女的是個高干子女，被打倒了，無家可歸，死了心，找了個根紅苗正的“工農兵”。

想起他們，也就想到了我青春時代的軍馬場。這些平凡人物吹來了我從不知道的人間煙火。偏僻深山老林中的延安軍馬場，場部還有更多人，讓我認識了“社會”大舞臺。

他是我入職后，第一個業務上司。在軍馬場的基層連隊當了半年牧工，我調到場部供應科做了倉庫保管員。供應科的最高行政首長姓周，叫周華斌，是四川人，個子矮矮，待人和氣，臉上總是掛著笑。這笑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時候，中國處于物資最短缺的時期，僧多粥少，供應科就是熱點，也是出氣孔。周科長的笑容可掬，讓他在這個總叫人抱怨的位子，無人可以替代。供應科的業務首長，是一個中年會計，姓榮，都叫他榮會計。他是軍馬場的場長從山丹軍馬局帶過來的。榮會計說：“我這榮會計三字，從參加工作就這么叫，一輩子跟著我，不像這個‘主任’，那個‘部長’，三天兩頭換稱呼，所以，我的名氣也就大了。”榮會計是軍隊后勤學院高材生，大概親屬背景復雜，畢業后沒能穿上軍裝。他一生氣，在填寫表格時，給自己職務一欄，寫上“淘汰軍人”。正逢遇上“反右”，沒給他戴帽子，只是客氣地把他從北京發配到山丹去養軍馬。

榮會計雖沒有職務，在供應科可是無冕之王。小事他不管，大事他說了算。榮會計看上去是個樂呵呵的樂天派，“文革”時期，人與人都互相提防，他在供應科的這段日子，倒像身在世外桃源，見人有說有笑。想來也有道理，榮會計是永遠當不成官的人，只憑本事吃飯，也就敢說敢做。周科長也知道，縱然讓榮會計在供應科一言九鼎，也絕不會危及自身前程，干脆開明敬賢到底。起初我還不明白，榮會計哪能有這等威信，后來才知道，榮會計又被領導層叫做“榮決算”。一年下來，領導先開會，決定今年是報憂還是報喜。形成決議后，上頭就會找榮會計。領導說今年要盈利一百萬，榮會計就決算出個一百萬；領導說虧了一百萬，榮會計就給刨出一百萬窟窿。成了榮會計朋友后，喝酒間我就問他：“這決算的竅門在哪？”“嗨，計劃經濟就是上面有人計劃，下面有人對著上面的要求報計劃。年年增產，年年大豐收，年年有人沒飯吃。上面唬下面，下面騙上面。我是看咱的領導們老實，才幫他們。你想想,當官混到軍馬局的大山里了，夠窩囊了。我幫他們一把，他們安心點，你和我這樣的人日子就好過。完不成上頭要求，只會年年換領導。新領導上任必然要搞三把火，整來整去，倒霉的還是老百姓。”這些話今天說來不算個啥，當時聽得我心驚肉跳。

榮會計的老婆是山東人，身材高大，模樣也俊，愛熱鬧，一幫年輕人是他家的常客。“啊，‘聞香隊’又掃蕩榮府來了，你們比當年的鬼子還厲害。”其實是她燉了一鍋羊肉，讓榮會計把我們拉去的。他們夫妻關系好，在軍馬場出了名。山丹馬場的工作條件艱苦，許多牧工酒量大，喝醉后打老婆撒野竟然成了一種風氣。領導想了許多辦法，收效都不大。榮會計知道后，笑著說：“這個好辦，聽我的，打一次老婆扣五塊錢！”百般無奈的領導實行了榮會計“打一次老婆扣五塊錢”的政策，立竿見影。一是喝酒打人的少了，二是縱然挨了打，女人怕罰款也不告狀了。領導耳根立馬清凈了許多。我的記憶中，這是“文革”期間按經濟規律辦事的唯一例子。那時，一個好牧工每月也只能掙四十多塊錢，馬場自釀的苞谷酒每斤五毛錢，打一次老婆要少喝十斤酒。這個賬，男人會算，女人心里也清楚。

榮會計看起來樂呵呵的，什么事也不放在心上，但是煙抽得厲害，四十多歲就得了肺氣腫。１９７６年“四人幫”倒臺后，我調回四川工作，他也在那一年去世，死于肺心病。我一想到他，就會想起“淘汰軍人”四個字竟會影響一個人一生。也會想起他“榮決算”和“五元罰款”的故事。軍馬場里他是我敬重的有才華的長者和同事。一想到他，我就覺得“生不逢時”和“生逢盛世”，真是個人不能自決的命數。

今天的馬場也是祁連山麓工作和生活都十分艱苦的牧區。天蒼蒼，野茫茫，高天在頂，四圍是大山。一望無邊的草場，一場雨水，綠野無涯，低矮的小花，一簇又一簇地從草原上冒出來，把草灘繡成斑斕的花地毯。這個季節，馬場的馬兒只顧低頭吃草，羊群和牛群也像紳士般在草地里沉醉。吃飽了就安靜的牛羊，讓牧民能偷閑搞一點“皇家牧場”觀光游，騎馬，射箭，酸馬奶，讓外來客來這里喊幾聲“空氣真好呀”！

越野車在西大河水庫到軍馬一場之間的柏油路上急駛。細雨朦朦中公路像一條絲帶穿過草原，鉆進天邊的云彩。自從各級領導一層層抓緊了祁連山生態治理工程，這片雪水灌溉的綠洲又披上綠袍。也許今天到這里的游客都會像我一樣，想起唐詩中的那些名句：“秦時明月漢時關”……“濕云如夢雨如塵”……“草深一鳥忽飛起”……“晚歲猶思事鞍馬”……啊，草原就是一張大詩稿，眼前的綠因了無邊的軍馬場，讓我想起的不僅只有飛渡千載的邊塞詩。

記得當年在軍馬場，實行“大禮拜”。一旬一休，一個月只有三天休息日。九天勞作才能有一天休息，洗衣、購物、整理一下內務，眨眼就天黑了。延安軍馬場的場部人員，大多是從山丹軍馬局調來的老職工，從延安招上來的知青只有應科幾個人。除了我當保管員，還有兩個外交部的子弟當會計。一個是小劉，父親原是在香港工作的高干，“文革”開始不久，便被秘密逮捕，渺無音訊。小劉向我展示過他還保留的一些照片，香港半山的豪宅，小模樣打扮如資本家少爺。當時我就這么想。另一個是小蔡，父親是外交部機關管理局的頭兒，據說全中國的好廚師都歸他爸管。可惜刀靠邊站了，否則小蔡也不會來當馬倌。我們所在的供應科，一到“大禮拜”天，就成了連隊的插隊知青來場部購物發信、落腳的據點了。

知青聚到一起，沒有飯局，但有酒有煙。煙是我集腋成裘，攢的。汽車司機、拖拉機駕駛員到我的庫房領材料時，都會遞上一支煙，我接過來，住筆筒里一丟，一天就攢半筒。酒是場部加工隊自釀的苞谷酒，每天釀出新酒入庫之前，從門口經過，哥們喊一嗓子：“熱的！”出來用茶杯舀上半杯，那是常事。有朋自連隊來，香煙管夠，燒酒伺候，漫天海聊，也夠快活一陣。酒加煙再加青春二十的幾個小伙子，聊到后來，就唱《三套車》《紅梅花兒開》，天天如此也沒勁。五連有個眼鏡兒有一次說：“我寫詩，念給你們聽聽？好嗎？”這人的詩寫得真好，至少那時我認為好。文縐縐，酸溜溜，情綿綿，聽了心癢癢。小劉笑了：“眼鏡兒，哪兒抄的吧？”眼鏡兒急了：“哪能抄呀？以前有人當過知青嗎？我這叫創作，懂嗎您？”經過輪番審問，并以斷煙停酒相威脅，眼鏡兒交代他有幾本禁書。“下次帶來！”十天后，眼鏡兒來了，神秘地從書包里掏出幾本又破又黃的書：“別讓人看見了，了不得，‘封資修’！”可不是嗎？《花間集》、《西廂記》、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還有其他一些詩集。我只記住了這三本書名，因為這三本書最受歡迎。一下子，大家都寫起詩來了，好像一個馬場詩社。我記得，每次小劉都認真地調侃這些“情詩圣手”，嘴上叼著一支大頭煙斗。我看著小劉想：“這個煙斗大概就是資本主義的香港，留給他的最后一點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只可惜煙斗里裝的是貧下中農的‘藍花煙’。”在這個“詩社”存在期間，我只寫過一首詩，應該說是改寫過一首詩，就是長詩《歐根·奧涅金》，達吉雅娜給奧涅金的那封信。我覺得這個故事很動人，但覺得這封信譯得沒文采，便動手重寫了一遍。記得是在冬天，當時，馬場的場部也發生了一場中國式的愛情悲劇。

場部一個司機，和家鄉的一個姑娘戀愛，并且讓姑娘懷上了孩子。這個女人離開家鄉來到馬場，想在這里弄掉這個孩子。女人長得高頭大馬，天天在球場打球，又蹦又跳又跺又跑，那孩子就是不肯出來。最后，還是足月生出來了。孩子降生那天，當父親的司機出車到西安去拉貨去了。天降大雪，四野茫茫，那女人自己給自己接生。然后用棉布包上孩子，爬上場部后面的山坡。她在半山腰刨了個坑，把那剛出生的嬰兒埋了。當她從山坡走下來，被鄰居發現了。任憑人們追問，她只放聲大哭。于是，一群人尋著她留下的腳印，上了山，扒開土堆，在冰雪里埋了多時的嬰兒，居然還有口氣！嬰兒被送進了場部醫院搶救。消息傳開，想要這孩子的人在救護室外排起了隊：“這孩子命大，好養活！”“是個男孩！”“一個鐘頭都凍不死，神了！”故事最后是中國式的喜劇——出差回來的爸爸，二話不說，把母女接回了家，然后從場部開出一張結婚證，到處派送喜糖。我吃著喜糖，用詩句重寫了達吉雅娜那封信和《歐根·奧涅金》部分長詩。我從來沒把這件事當作我創作的開始，只是今天回想起來，我想，與詩結緣的起點，確實是在軍馬場那些日子。這件事后不久，延安軍馬場撤銷了，喜糖和詩社也都像那年的雪，悄然消失。

我在延安軍馬場的生活一年后因馬場撤銷而結束。軍馬場圈走了富縣、甘泉主要的林區，與地方發生了沖突，剛轟轟烈烈地開始，很快變成了撤離。撤離方案是，部隊進駐的人員和物資撤走，原有的資產和人員以及從延安招收的知青，由當地政府接管辦林場。我屬于移交地方的留用人員，而我管理的庫房全部裝的是屬于部隊撤走的財產。知青朋友們背后嘲笑我們供應科的幾位是“漢奸翻譯官”。明知別人不要你了，還得給別人賣苦力，這日子讓人退盡神光，灰溜溜上班混日頭。這一天我正在叮叮當當地釘發貨包裝箱，突然聽到倉庫外的貨場人聲鼎沸。出去一看，腦子嗡地一聲：出事了。一百多個連隊上來的知青，正圍住貨場十幾臺手扶拖拉機和七八臺輪式拖拉機，有的已被他們發動起來了。我趕忙跑到鐵柵欄門前，想把柵門鎖住。但已經來不及了。“小子別擋道！”“看門狗滾開！”我竭力大聲喊：“不要沖動，這是國家財產，要坐班房的，求你們了，回去吧！”我的不合時宜、條件反射的職業行為，激怒了這些本來就一肚子火氣的知青朋友。我被打倒在地，拖拉機被開走了幾臺。這次事件，經軍隊和地方談判和平解決了。搶走的拖拉機還回來，鬧事者不予追究。我一下子成了英雄，在場部開會，一位上頭來的軍官說：“當場長的，當科長的，哪去了？去報警找人？真的嗎？讓一個年輕人當了英雄，丟臉啊！”為了穩定軍心，我被黨委批準火線入黨（那時我的父母還在受批判，沒時間外調也就“重在表現”了）。同時，供應科的幾個知青宣布由部隊帶回山丹軍馬局，以保證撤離順利進行。我糊里糊涂地總覺得不像當了一回英雄，只是打了一回架。說實話，在延安當知青組長時，阻止喝醉打架的知青，場面要險惡得多，不光是拳頭舞動，酒瓶亂飛，镢頭橫掃，那場面才英雄氣足呢。當晚，幾個哥們感謝沾我的光也能離開這深山老林，提來半桶玉米燒酒，讓我一出門就橫躺進水溝里。一個月后，我到秦嶺山里的山丹軍馬局的化工廠2837工程處報到，任政治處“以工代干”的干事。報到時，管勞資的科長對我說：“你這農工一級每月二十七元，轉成行政是二十七級，現在哪還有這級哇？行政最低二十五級，你就二十五吧！”軍馬場生涯的結束，對于我突然采用喜劇方式落了幕……

這些四十多年前我在軍馬場經歷的故事，像眼前大草原上雨后冒出來的野花，綴滿我的心田。由于騎兵作為一個軍種退出了現代軍隊的建制，輝煌千載的山丹皇家馬場也不再由部隊管轄。眼前的馬場已是國營大型農牧聯合企業。高山巍然依舊，草原碧綠如洗，當年馳騁大漠的馬群化作天上的流云，當年青春如夢的歲月已經成為筆下的故事。只是此刻，祁連山在身后，地平線在遠方，又聽見了一聲聲馬嘶卷起了血管中噠噠敲得震耳的蹄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