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她“姆媽”，她和哥哥姐姐叫我“小弟”。

想為母親寫篇文字已很久。母親活著的時候不喜歡我寫到家里的事情，更不要寫她。母親去世后，我想起她就心亂如麻，無法成文。現在，時間到了，母親將要一百歲了，當兒子的應該寫上幾個字。這輩子，我不欠任何人文字，但欠媽媽。

母親叫金惠芳，她說原先“惠”的上面有草字頭，后來遷戶口遷沒了。母親生于農歷己未年正月，即“五四”運動的1919年。她跟那些大事無關，一生犯愁的是日常生活。母親祖籍南京水西門，生在上海，一生居住上海。那年歲的人結婚早，母親十六歲生下她的第一個孩子。她一生共生育了八個孩子，存活五個。我是最小的。在我出生前的四個多月，我的父親病故。媽媽三十五歲守寡，帶著五個孩子艱難度日。她有時會說屬羊的女人命苦。媽媽體弱，開過三次刀，晚年患肺氣腫，享年八十三歲。

媽媽是2002年去世的。每年去掃墓，告訴她家人和睦，家人平安。

媽媽一生過著清貧的日子，一生在擔憂。她有時會說到以前的事情，我那時不懂事，覺得又要說過去，很煩。現在很后悔沒跟媽媽好好聊聊，將她的話記下來，錄音下來。1995年她來我家小住，有天她跟我閑談，我忽然想到用筆記下，她靠在床上，我靠在沙發上，記了一張紙。她說到自己的小時候，她的祖母開衣妝店，喜歡她，吃白木耳也給她吃，帶她坐黃包車去大世界看過揚州戲。那是她回憶中最好的日子。但也要干活掙錢，給衣裳繰邊，冬天摘黃豆芽，揀茶葉，包糖。那時大約十一歲。幫炒貨店剝黃魚膠，將手上的皮也剝脫了。

媽媽上過幾天私塾，沒上過學校。她識字是進工廠后掃盲，能看書看報，能寫簡單的信。

婚后阿娘（祖母）對我媽媽不好，餿的飯菜推到她面前。媽媽多次說過，做寧波人的媳婦是最難的。我父親是個鐘表匠，也曾在德士古輪船公司當過水手、引擎匠。媽媽說，有一次東洋人的飛機在頭上盯著輪船搖機關槍，父親套一只救命圈跳河逃命，身無分文，對著電線桿給家里寫信。抗戰八年，失業八年。媽媽去軋戶口米，買來換成六谷粉，可以多吃兩天。吃生蟲的戶口豆，嘴里吃出血。吃麩皮，一家人吐瀉。父親將湯婆子砸了當銅賣，去買吃的回家。中午吃飯留一個底，晚上加許多水燒泡飯，薄得救命湯一樣。買不起煤球，燒飯用申報紙，裁成一方方，一張接一張燒，要是有個破鞋底就開心死了。燒飯時一家人圍在爐子邊，有飯吃了，開心死了。

我父親是酒徒，喝酒比吃飯更要緊。媽媽有點錢就給他買酒。他喝酒時抱一個孩子，他喝，給孩子吃菜。

逃難出來，住在汪家弄。房子小，腳也沒處放，晚上男的到電車上睡覺。大娘娘出國之前，要媽媽住到她的宏業花園去，那是洋房。媽媽很快住不起了，她沒工作，靠里弄發下來的活兒（敲直洋釘一斤一分錢）付不起房租，于是調到延陵村的兩間汽車間。我便是生在延陵村。媽媽奶水不夠，跑很多路去申請救濟的奶粉。媽媽記著延陵村鄰居的許多好，幫她介紹打毛衣、洗衣裳的活兒，還有人幫我們拍了照片。媽媽一輩子遇到許多好心人，窮人幫窮人，連賣牛肉的老虞對她也很照顧。

因和延陵村隔墻的公私合營上聯電工器材廠要跟我家換房子，鄰居教媽媽向廠里要求工作。資方后勤科長貲壽祿先生同意了，進廠試工。媽媽出力工作，她很驕傲自己三個星期就升了長工。家里，五歲的小姐姐管兩歲的我。媽媽說，有天下班看到姐姐領著我站在廠門口，很冷的天我光著屁股。姐姐見我拉在身上，給我將褲子脫了，帶我去等媽媽。媽媽看見，眼淚止不住地流。

父親去世后，為謀生，十九歲的哥哥去青海工作。他是媽媽有事可以商量的大兒子。哥哥走后，媽媽常常慟哭。

（“我的媽媽”）

記憶中的媽媽一直和家連在一起。家就是媽媽。最早的愚園路，我還沒記事。印象最深的是在江蘇路733弄。我家住在假三層上，有個公用的曬臺。我很小的時候跟媽媽睡，媽媽半夜發現不對，又尿床了，將我推開，用湯婆子來烘干，上班前恨恨地將棉花胎曬出去。我也不是故意要尿床，只好由她罵兩聲。后來我一個人睡小床，那時的上海有臭蟲，我捉到臭蟲就捺死在墻上，想寫“吸血鬼”三個字。媽媽見了頭暈，好好的白墻弄污了。我喜歡下樓去玩，弄堂的野蠻小鬼玩好人壞人、飛香煙牌子、刮片、打彈子、滾鐵圈、叮橄欖核、抽賤骨頭、斗雞，買不起扯鈴就扯鋼精鍋的鍋蓋，玩彈皮弓會闖禍，“砰”的一聲將誰家的玻璃窗打破了。我的一個壞毛病是喜歡爬屋頂，看遠方。那時的上海極少高樓，我站在三樓的屋頂可看到人民廣場的禮花。屋頂是紅瓦的斜面，腳下如果一滑就摔到十幾米的下面，非死即傷。我爬過無數次，腳下打滑過，居然沒摔下去。我差點摔下去的事情是不會告訴媽媽的。她見我爬屋頂會嚴厲呵斥。我們在那里安靜地過日子，我上學不用媽媽操心，成績在班上數一數二。但冬天會賴學，有次被媽媽扯著耳朵皮拖去學校。學生手冊的品德評語中，老師總是要我加強組織紀律性，不要驕傲。后來“文革”了，不必上學了，家長只求小祖宗們別出去闖禍，不管孩子了。

我記著一些零碎的場景。

那時我很小，記得媽媽在桌上擺放了小菜，點上香，要我磕頭。是我父親的生日還是忌日。父親的墳沒有了，我小時候跟媽媽去掃過墓，后來不知什么時候就被平了沒有了。家里掛著父親和祖父、祖母的遺像，總像在看我，令我不安。后來“文革”了，改掛毛主席像。

有一年的除夕，我跟小姐姐和媽媽三個人吃年夜飯。吃完飯，媽媽給我和姐姐一人十元錢。媽媽有點傷感地說，秀華要出嫁了，明年我跟你兩個人了。話雖這么說，小姐姐和媽媽始終在一起，照顧她，聽她的吩咐，聽她數落。

媽媽吃菜吃菜梗，吃魚吃魚頭。她喜歡的東西很少，她沒有非要不可的東西。小時候我鉆到床底下玩，那里有個小柜子，我在里面發現一管很舊的口紅。我不認識它，也從沒見誰用過。“文革”破“四舊”，媽媽的老照片都自己趕快燒掉了。

媽媽下班，有時會帶幾只饅頭。我去翻她的包，她教育我小人不好翻大人的包。冬天她有時買一包兩只角的老菱回家，熱熱的，好吃。我從小孔將菱肉掏出來，做個哨子，吹得很響。“文革”的時候，媽媽居然買回家一只四管半導體收音機，三十二元錢，下面有一行金字：“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我聽它，一直聽到夜深所有的電臺都沒有聲音了。

我做過很壞的事。有天媽媽囑咐我，家里要來人，你不要弄得一塌糊涂。那天是媽媽退休，對她是重要的日子。我家平時很干凈整潔，那天廠里的工友們送她回家，家里被我弄得一塌糊涂。媽媽氣昏了，實在氣昏了！

很長時間，我家掛著“光榮退休”的鏡框。媽媽對這份工作非常上心，也引以為傲。有工作她才有資本養家。

媽媽教育我們，公是公，私是私。她在總務科管收發，據說那里庫房除了棺材沒有，什么都有。“文革”時媽媽每天要發放許多白報紙、筆、墨水。但我們寫字的本子、筆、卷筆刀和橡皮從來是自己買的，媽媽連廢紙都不帶回家當草稿紙。她說，人不可貪小。

我家有“海外關系”，兩個孃孃在香港和意大利。盡管我的姑父只是貨輪的大副和放射科醫生，有這些親戚也是罪過。小孃孃有時會寄錢來，讓媽媽買東西帶給阿娘吃，其中也有照顧我媽的意思。國家急需外匯，寄來的港幣換成人民幣之余還會送一些僑匯券，到華僑商店購買市面上很難買到的東西。“文革”時，我小姑父在上海獨居的弟弟自殺身亡。一天，媽媽上班時候帶著兩個人回家，將孃孃的來信都拿出來給他們檢查。官方大概是郵檢發現香港的姑父知道弟弟是自殺，要查誰通風報信的。媽媽被他們嚇壞了，趕快給香港去信：“你們再也別寄錢來，我們生活得很好，再寄來我也要退回去的。”孃孃收到信非常郁悶。官方可能也有點郁悶，它們喜歡的外匯不來了。這個“海外關系”最終影響了我中學的畢業分配，媽媽再次郁悶。

兒女給媽媽買來大閘蟹，媽媽會說太貴。我給她拍照，她要我拍過就好了，不要多拍，一按就是一元錢。我難得做件好事，給她買過一只空調，她很高興，但她極少開。她高興的是兒女孝順想到老娘，不是暖和與涼快。她會操心兒女們這家那家的事情，跟人家比的不是物質，是孩子們爭氣。每年的大年初一，全家去給媽媽拜年，她笑嘻嘻給小孩子壓歲錢。即便她去世后，家族的三十余人也每年大年初一相聚，懷念媽媽在的日子。

一個人老了病了，足不出戶，生活極為單調。媽媽說她像在鳥籠里。那時媽媽雖然氣喘氣急，日常還沒吸氧。有天我跟外甥女陪她坐在出租車上去看上海。媽媽覺得又不為了去哪里，出租車很貴。我們到人民廣場，四周看看，轉地鐵去了徐家匯。讓她看看久違的上海街景，看看地鐵。給她拍了一些照片。媽媽的床頭放著照相簿，里面是她百看不厭的家人照片，她臥床無聊，常拿出來翻看。其中有她去蘇州、杭州的留影。小姐姐和姐夫帶她去蘇州，哥哥和嫂嫂帶她去杭州。這是她走得最遠的地方。遺憾的是，我走過那么多地方，沒想到陪她去看看她的祖籍南京。

媽媽病臥在床，常用一面小鏡子。老人家去世后，小姐姐將它送給我留個紀念。我放在電腦前，有時用它看看自己。媽媽腦子始終清醒，眼光明亮，什么都無法蒙她。她說：活著的時候對老人好點，死了就不要貓哭老鼠了。她曾說我：自私自利，自高自大，自作自受。媽媽說得很對。

（“媽媽和我、小姐姐”）

家境始終貧寒，媽媽的工資很長時間一直是四十二元三角，要靠它養我們全家。每月的十五號發工資了，媽媽將柴米油鹽先買來，有它們這個月就基本安定了，買菜看錢多錢少，吃好吃差都可對付。實在沒辦法的時候，她也會向很熟的友人借錢，發工資趕緊還給人家。上海話叫“調調頭”，在老板們就叫“調頭寸”。現在想，媽媽的一生就是被錢害苦了。她要面子，借錢是萬不得已，想了又想才向人開口。也去當鋪，稱作“去娘舅家”，有錢了再贖回。我還沒出生的時候，她向親戚借錢，借給她一只電風扇，她去當鋪，當鋪不收，走了很遠很遠的路去還給親戚。我還記得，那時弄堂里的“吉大廠”多次失火，別人家攜帶細軟逃出家門，媽媽慌忙中帶著一卷當票。想到這些，為媽媽悲傷。

盡管窮，必須精打細算，家里依然是正常的氣象。從沒餓飯，從未衣衫襤褸。過年，媽媽會給我做新衣服。家里請來裁縫給一家人做新衣服，或將舊衣裳改一下。給兒時的我買過好看的木頭寶劍。我要買書，她給我錢。她有錢了，會給我買餅干，我生病時還買過散裝的巧克力。會給小孩子買冷飲。她常常看孩子吃，自己不吃。

大哥去了青海，大姐工作了結婚了，最后二姐也出嫁了，他們多次幫媽媽還債。媽媽的晚年，終于積攢了一些錢。她有退休工資，兒女給她的零用錢，她留著不花，跟她說正在通貨膨脹她不要聽。我買電腦、買房子時向她借過。能幫上孩子的忙，她很開心。后來，她堅持要自己買墳地，說給自己和你們阿爸買個房子。臨終她還留下幾萬元錢，對她這是巨款，說給兒女，給我的兒子上學。母親盡管不重男輕女，但喜歡這個小孫子。

媽媽一直教育我們，別人都是靠不住的，一個人要靠自己。她很硬氣地一直靠自己。

媽媽有自己的信條和哲學。她要我對人有禮貌，吃飯要捧住碗，飯粒必須吃干凈，這是敬重農民。要坐有坐相，立有立相。不可以詛咒天地。不可欺軟怕硬。她跟從外婆的回族，戶口簿上填寫著信仰回教，她不誦經不去清真寺，但遵從清真飲食。她更相信的是“人在做，天在看”，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年輕時最難接受的是她常說的“吃虧就是便宜”。我在外打架吃了虧，回家還得挨揍。她見不得逞強欺負別人。她會說，“吃拳頭的時候想想吃饅頭的時候”，她吃苦吃虧自己咽下，不會坑害、報復任何人。

母親在時，我家五世同堂。家人很齊心，兄弟姐妹不生嫌隙，女婿和兒媳婦也都尊她敬她。母親辛勞一生，終于有些安慰。經過“舊社會”的戰亂、失業和饑餓，從自己的經歷，媽媽覺得還是“新社會”好，有一份工作就有飯吃，看病有勞保，日子雖然清苦，局勢也很動蕩，一家人總算都還太平。這就是當年說的“樸素的階級覺悟”吧，她是最普通的“勞動人民”。在她心里，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家。家完整，媽媽就完整。

我是母親最麻煩的孩子，有我，她多吃了不少苦。十九歲那年，我在插隊落戶的鄉下差點死去，后被診斷為“中毒性肺炎”，兩個姐夫來接我回家。在電報往來的日子，媽媽幾度昏厥。我回家后，她傾家蕩產地給我看病。此后我立誓，一定要死在媽媽的后面，絕不能讓她送我。

媽媽喜歡孩子，但她又說帶孩子帶怕了。我家的許多孫輩她都帶過，跟她格外親。我給媽媽增添的又一個大麻煩是我離婚了。離婚不僅對當事人很糟糕，還帶累家族。我執意要監護孩子。回家跟媽媽說，媽媽聽完，平靜地說她幫我。那時媽媽快七十歲了。她一直和小姐姐住，她們幫我帶孩子，直到我女兒上小學。我去，見媽媽一手抱著我女兒一手炒菜，見老奶奶捧著飯碗追著孫女喂飯，小孩子吃一口就逃。什么事情到媽媽那里就變得很簡單。媽媽曾笑話我們這代人，幾個人弄一個孩子都雞飛狗跳的。幼兒園要講普通話，媽媽說了一輩子的上海話，跟孫女學說普通話，說得大家笑死：赫的八的（黑的白的）。那段時間，媽媽只有一次嚴肅跟我說話。那次我要去參與一個她不贊同的活動，她叫住我，要我想一想：小弟，你是一個有小人的人，你要為女兒想想。

我一直覺得自己還算努力，喜歡看書，以小學五年級的底子考上大學，從興趣開始的寫作寫成職業作家。對我考上大學，媽媽很高興，會告訴別人。上學期間，哥哥姐姐給我零花錢，幫媽媽的忙。但對我的寫作，媽媽很不喜歡。“文革”時我寫詩歌散文，習作藏好也被她找出來，她一看就知道跟市面上的文章太不相同。她央求我千萬不要再寫了！媽媽雖然沒什么文化，但寫文章會倒大霉的事情她太知道了。我聽見媽媽的話，但還是在寫，多年后開始發表作品。媽媽對此并不開心。她覺得謀生靠出體力的勞動是正當的，寫字掙錢不是個正經的工作，還會招禍。她不喜歡家人出名。我跟她說，我這身體，幸好會寫字，不寫字做什么工作呢？她只能隨我去了。

我出了書送給媽媽一本，但印象中她很少讀我寫的文字。她不喜歡我的小說。她讀過我的長篇小說《從前》，那里的一些故事是她知道的。

記得有個拳王說過：這世界上，只有我母親可以打我。他說得很重，很對。

我的床頭掛著一張照片，媽媽抱著幼年的我。只有在她那里，我還是那個孩子，被愛覆蓋。

媽媽曾經問我：小弟，媽媽死了，你會哭嗎？那時我還小，煩她那樣問，我不說話。

為母親送行的那天，我木木的。朋友幫我拍了一些照片，我至今不敢去看。靈柩被推走時，小姐姐像小時候那樣拉著我，她說：“小弟，我們去送送媽媽，你再也看不到媽媽了，媽最喜歡你了！”每每想起，我唯有痛哭。

靈堂掛著我擬的兩行字：

嚴父早逝舉家困厄賴媽媽苦承當

慈母西行其子其女去何處話凄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