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侄文稿》，一張保存千年的“故紙”的出借，成了2019年第一宗文博熱點事件；曾經“低調”的故宮，“親民”姿態叫人耳目一新，文創表現愈發火熱。

博物館集中存放著先人的痕跡，無論是政治解讀的附加還是經濟價值的爆發，都是無限文化內涵的多重表達中的一種。于整體，是至高的尊嚴和體面；于個人，是尋找認同和塑造審美的源頭。

國內文博管理的發力我們等了太久，愿意為取得的每一點顯見的進步鼓掌，也希望迷茫時躲開雷區，少走彎路。面對這些人類記憶共同的承載體，作為她們暫時的主人，絕對的過客，永遠卑微，保持自省。

純藝術真的無國界嗎？醒醒吧

1940年6月14日，希特勒的軍隊進入“不設防”的巴黎。德軍以主人的姿態來檢閱這個美麗的城市。他們造訪的第一個公共場所，就是盧浮宮。

是啊，誰會要一個沒有盧浮宮的巴黎呢？想象一下，比如，一個沒有故宮博物院的北京？

況且，盧浮宮和故宮還不一樣，它不是某一個民族的文化記憶聚集地，它有著全人類的視野，并接受來自全人類的“凝視”。在這里有來自亞述王朝的宮殿碎片，有2300年前無頭的勝利女神，有號稱9000年前的“行走的人”（雖說它是1970年代出土的）。“為全人類”的這種歐羅巴理想，不正是凝聚在盧浮宮之中嗎？

那么，假如真如“小清新”們標榜的“純藝術無國界”，盧浮宮就“笑納”德軍好了，為什么法國的精英們，要提前將能搬得動的藝術杰作都運走、藏匿起來了呢？ 要知道，那些藏匿之所，可遠遠沒有達到保護“純藝術”的條件哦。

等等……抗日戰爭期間的國民政府，不是也派出專員，跨越千山萬水，將故宮文物輾轉騰挪？并且，這一大批精品，在運輸資源比黃金更貴的那個特殊時期，占用巨大資源，被運到寶島。這難道只是因為某人熱愛“純藝術”？醒醒吧！這就是中華之文化“道統”啊。

不然，抗戰勝利后，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杰為何要在日本四處搜尋，終于重金購回“天下第三行書”《寒食帖》，難道因為他“熱愛藝術”？還是他想“讓藝術回歸藝術”？

所以，當這批中華民族珍寶中最重要的“道統”之一，“天下第二行書”顏真卿真跡《祭侄文稿》前幾天在東京博物館顏真卿大展亮相一事引起激烈爭論，并不令人意外。

本來，博物館之間的互相“借”，是常見的館際合作。日本藏中國書畫，包括王羲之《喪亂帖》唐摹本，也來上海展出過，更何況這回的顏真卿大展，如果沒有這件《祭侄文稿》加持，效果將大打折扣。就目前東京的實況看，算得上顏真卿主題近幾十年最“壕”，也是最具水準、專業度和美譽度的展出，《祭侄文稿》當仁不讓地成為焦點；本來這可以成為一件“共襄盛舉”的美談，但臺北方面的這次“借”卻有些含糊其辭，再加上當事官員某些小動作和言論往往指向妄圖篡改“道統”，就帶有一種奇怪的味道。就事論事，有質疑也是正當的，不當的反而是某種小清新的“天真”：接受了“司法免扣押條款”，這些寶貝就能來內地展出？

博物館是難得的“集體”精神空間

在這次展出中，還有一件不亞于《祭侄文稿》的重磅展品，那就是當年在日本離奇失蹤的李公麟《五馬圖》，這次竟重見天日。據考證，這件珍品的遺失，當時的偽滿、汪偽都脫不了干系。

又有聲音在冷笑了：讓經濟的事情回歸經濟好嗎？誰讓當時咱自己有那么多敗家子呢？

嗯……確實是個復雜的歷史問題。但鈔票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更不是美德的證明。同樣作為大古董商人，美國收藏家安思遠（R.H.Ellworth）于2003年將珍藏的《淳化閣帖》最善本以450萬美元出售給上海博物館，拒絕了日本方面出的1100萬美元，因為他覺得，這件寶物“應當回到中國”。

再等等……盧浮宮那些收藏，不也是拿破侖從世界各地掠奪的戰利品？達·芬奇不是也分布在各大博物館，蒙娜麗莎也并不在意大利本土啊。

可是，拿破侖為什么要歷經千辛萬苦，將那些龐然大物運回巴黎？可曾有人想到，為了運送這些藏品，法蘭西有多少船只沉入海底，多少生命客死他鄉呢？

那就要回到“為什么要去博物館”這個老問題了。在機械復制水平如此高超的今天，為什么大家還要去博物館排長隊，擠在一起，在昏暗的光線下看這些真跡？這不僅僅出自對“純藝術”的熱愛或附庸風雅。如果說在盧浮宮，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個個“個人”的形象，無論是肖像畫還是雕塑，無不散發著“人文主義”的光輝，那么博物館這個空間，就是“集體”的意義所在。人們聚集在一處，共同感知這個奇妙的“我們”，那是一種共識、一種價值觀、一種精神、一種友愛的維系，在人與人之間日漸疏離的今天，博物館正是難得的“集體”精神空間。對于盧浮宮而言，“歐羅巴精神”就是他們的“道統”啊，不然為何會成立“歐盟”（哪怕它一路艱難）？無論達·芬奇在哪里，無論是米蘭、佛羅倫薩，還是巴黎、圣彼得堡，那都是“歐羅巴”的達·芬奇啊。

對于咱們來說，這種“集體”的意義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中國藝術中自然主題遠遠多于人的肖像（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不收藏西方藝術品，而是剛好相反，這方面要向日本學習），但在共同寄情山水、“臥游”之間，我們所獲得的并不僅僅是審美愉悅，在這個空間里，我們的聲音不由自主地放低，步伐放緩，我們意識到自己曾經的高貴，重新認識到“尊嚴”為何物，認識到它與工具性、功利性之間不可等同的關系。一種新的屬于“我們”的共識在這里生長。

遺憾的是，并不是大多數博物館都意識到自己的責任。

民眾對博物館已經產生了剛性的需求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電視媒體上博物館節目的火爆有其意義。從《我在故宮修文物》到《國家寶藏》，在年輕一代中引發的回響，大概出乎“老一代”的預料吧？畢竟，年輕人在慢慢探索自己需要怎樣的文化認同感，而且，這個意義遠遠超出了他們父輩的視野與價值判斷。

所以，電視制作方千萬不要低估觀眾的水平：假如想用流量明星做“引子”，那就請他們付出平時十倍以上的努力和時間，這種付出將會給他們最有價值的回報。畢竟在這個時代，我們能看到，“別人家”那些優秀的演員，是怎樣對自己的文化如數家珍，是怎樣的自信與自豪。

歐羅巴的“博物館熱”已經是上個世紀的回響，而咱們的博物館仿佛剛剛如夢初醒，并以驚人的速度在生長。但是，這種生長依然遠遠落后于人民對祖國文化的認識程度和認知需求，并且這種生長發生了些許偏離：“嗅到了商機”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變成“主題”。

民眾對博物館已經產生了剛性的需求，避免將任何需求都“產業鏈化”，應該是博物館要考慮的問題了。

“博物館文創”是全球的博物館都會有的現象。但通常大博物館的重心都是在知識的傳播，比如出版圖冊、復制品一類，至于“文創”，其實都大同小異，例如冰箱貼、手賬、鼠標墊、馬克杯一類。出版方面國內的博物館以前似乎一直很滯后，比如到現在為止，第一書法藏品，神龍本《蘭亭序》的出版物清晰度還停留在上世紀的水平，其他出版物質量也參差不齊。有巨大利潤的“創收”用品近年似乎情況有所改變，依托我國東南沿海強大的制造業，似乎沒有什么是復制不出來的。“大英”在網上的火爆銷售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但同時也反向證明了，工業大流水線的大量復制，或許預期給人以能夠占有大IP文物的錯覺，但到手的可能就是一種粗糙的贗品的尷尬，其實和買到一只假名牌包差不多，還不是高仿款。

其實，“文創”的意義本來就在于“創”，而“創”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而如今的局面卻是嚴重的同質化，一旦某個“爆款”出現，就會變成一哄而上的局面。例如，臺北故宮很多年前推出了爆款膠帶紙“朕知道了”，如今您去某寶搜一下看看？而這種情況，如今世界主要的幾大博物館，除了“大英”與某寶的合作外，還真不多見。

舉個例子，以筆者所見，作為有著豐富雕塑資源的希臘雅典衛城博物館，“文創部”竟然只有一兩款雕塑復制品，然而做得非常到位，那是一種能喚起你的美感的復制品，和咱們這里用網兜批發兵馬俑的做法完全不同。其實，作為需要對納稅人負責的公眾資源，能做好一個博物館的分內之事其實已經很不容易，這需要大量資源以及智慧的投入，更何況放眼世界，咱們的差距不可謂不大；假如一個博物館把重心都放在“創收”上，可能必須要提醒自己勿忘那個“初心”。比如，一套圖書動輒賣到上萬元價格，雖然印刷質量有所提升，但味道還是那個味道嗎？

我有位朋友是著名造型藝術家，聽說她與國內某大博物館的彩妝合作研發已經是第三年了，卻統統推翻了要重來。問之，笑答，三年算什么，真正的品牌，推一款新產品，耗時十年八年有的是，畢竟要經過漫長的實驗，包括皮膚科的試驗，才可以交給人使用的。這次的推翻，就是因為發現原材料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還要去法國重新尋找。

故宮口紅風波初息。說起來，要穿越回宮里去使用那些“美妝”可能只是幻想：一則成本過于高昂，現代研發的化學顏料也只是盡力去“模擬”；二則要調出來那樣的顏色，先得熟讀于非闇先生那本《中國畫顏色的研究》，不然很可能弄些笑話出來的。作為我自己，其實更期待的，還是“宮里”推出更多高水平的展覽。

再說回《祭侄文稿》引發的口水大戰吧，它的好處之一是，讀者也借此對世界一流的展陳水平有所了解。網上某博主在東京博物館上野公園新館觀看了顏真卿展，大發感慨，當看到中國年輕的爸爸媽媽帶著孩子來到這里，嚴肅認真地告訴他們這些藝術珍品是什么的時候，就感到一切因之而起的紛擾，實在都不算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