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0日，北京國際攝影周開幕，李谷一在開幕式晚會獻唱《鄉戀》。資料圖片/視覺中國

1979年，北京，隆冬。六位志同道合的音樂人在錄音室躍躍欲試，他們希望改變以往一成不變的創作方法。在作詞、譜曲、配器、演唱方面，他們大膽地進行了變革，催生了一首全新的抒情歌曲——《鄉戀》。

一石激起千層浪。《鄉戀》一經推出，便卷入風口浪尖。很快，《鄉戀》被扣上“靡靡之音”“小資情調”“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主唱者更被貼上“黃色歌女”的標簽。

40年間，《鄉戀》逐漸被“平反”、被正名。40年后，那時卷入輿論漩渦、成為眾矢之的的演唱者李谷一被評為改革先鋒，成為改革開放勇立時代潮頭、銳意改革創新的百名先鋒模范之一。

除開歌唱風氣之先的《鄉戀》外，李谷一演唱的《邊疆的泉水清又純》《絨花》《潔白的羽毛寄深情》《我和我的祖國》《故鄉是北京》《難忘今宵》等眾多曲目都已成為經典之作，陪伴和影響了一代代觀眾。

1月7日，在李谷一的家中，新京報記者獨家專訪了這位年逾七旬、依舊精神矍鑠的改革先鋒。李谷一表示，正是改革開放和解放思想給了她倔強和霸蠻的底氣，昔日的靡靡之音才沒夭折。

《鄉戀》推開文藝界變革的一扇窗

1944年，李谷一出生于書香門第，是一位典型的湖南辣妹子。她先后學習舞蹈、花鼓戲，而后又轉行從事歌唱。

湖南出辣妹子，她們敢想、敢做，不信邪。對于自己的性情，李谷一常跟旁人提及，“你別看我小家碧玉、比較秀氣，但是干起活兒來，就像個爺們兒。我在劇團也是這樣，上吊桿兒，背燈光箱，很多男同志干的活兒，我都干。”

正是這位霸蠻的湘妹子，在改革開放之初，推開了文藝界變革的一扇窗。

《鄉戀》的詞作者是馬靖華，作曲是張丕基，由李谷一演唱，是中央電視臺制作的旅游風光片《三峽傳說》的插曲。

“那時候，音樂創作的路子有些僵化、一成不變，歌曲必須響、必須亮，必須都是驚嘆號。只有一種辦法、一種模式來創作和演唱所有的歌曲，來演繹人物、表達情感。”李谷一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回憶。

在李谷一的認知中，任何優秀的藝術不能只有一個門類和手法，就得百花齊放。“如果天天給你吃紅燒肉，你吃不？天天給你吃海參，你吃不？天天給你吃魚，你吃不？人的胃口是多種多樣的，文藝創作也是，不能僅有唯一，只能有唯多。唯一就不對了，物極必反，百姓就會反感。”

《鄉戀》一反常態，在作曲、作詞、配器和演唱方面都做了極大的變革，使得作品不再高高在上、褪去了說教色彩，更具人性化，更輕柔，更甜美。

與新京報記者交流至此，李谷一便現場唱起：“你的聲音，你的歌聲，永遠印在我的心中……”

一經推出，《鄉戀》立刻引起軒然大波，遠遠出乎主創者們的意料。“靡靡之音”“黃色歌女”“小資情調”等批判，撲面而來。

在煎熬中收到觀眾幾百封來信

作為《鄉戀》的演唱者，李谷一很快被推上風口浪尖。

“元旦以后，一家報紙刊載了一篇文章，公開說我是李麗君，臺灣有個鄧麗君，大陸有個李麗君。某個領導跑到某工廠作報告說，李麗君的歌不許聽。”

“音協的有關人士也做我的工作，希望我改變一下唱法，重錄《鄉戀》。”

“我們樂團的領導也告誡我，‘如果再這樣唱下去，樂團便沒有適合你表現藝術才華的土壤了，只好請你另謀高就，最好是回湖南’。”

李谷一回憶，當時的種種批判中，樂團領導的批評，自己最難接受。“當時，沒有團領導批判自己的演員，一般都是護犢子，哪有父母把自己孩子往外推的，這種情況是少有的。所以，外面批得就更猛烈了。”

雖然聲討之勢愈加猛烈，但李谷一心里有底氣。

李谷一首要的底氣，便是改革開放以來提倡解放思想的氛圍和時代環境。

“沒有改革開放給予的平臺和底氣，你不可能去和他們硬頂。因為他們要給你戴帽子很容易，靡靡之音也好，黃色歌女也好，他們要打你的棍子，是很容易的。”李谷一對新京報記者表示。

李谷一的另一底氣則是觀眾的支持。被輿論裹挾之時，大量觀眾給李谷一寫信，極力聲援。當年，僅存在李谷一家中的信件就有幾百封。李谷一說，自己是帶著淚水看完這些信件的。

“因為改革開放，觀眾的思想也覺悟了，對文藝的看法也變了，眼睛也睜亮了。為什么李谷一的歌那么好聽，就不讓她唱？為什么不是社會主義的？為什么就是靡靡之音，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李谷一說。

此外，李谷一能挺過那段煎熬時期，和她與生俱來的湖南妹子性情息息相關。

“我的動機是好的，我歌唱的是人間真善美，我運用的技巧和唱法也是對的。你說我反黨、反社會主義，我不服氣！”那時，身處輿論中心的李谷一異常篤定，“我就是個倔脾氣，我就說，那你要打，就打吧。你不讓我這么用，我就這樣用！你不要我這樣唱，我就非要這么唱！”

對于湖南妹子的脾氣，李谷一將其精煉為四句：吃得苦、耐得煩、不怕死、霸得蠻。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文藝的多元化

直到1983年，《鄉戀》引發的爭論才畫上了休止符。

當年，在央視春晚后臺，四部電話熱線不斷響起，來自全國各地的觀眾紛紛致電，要求聽李谷一演唱《鄉戀》。

幾經權衡，坐鎮現場的廣播電視部部長吳冷西和導演組最終拍板、順應民意。隨即，《鄉戀》的旋律響起，李谷一的歌聲傳遍大江南北。

四十年逝去，回憶往昔，李谷一不禁嗟嘆：“那時我34歲，如今已74歲。現在看來，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國內的歌曲就不可能出現多元化，只會一元化，只能運用一種聲音、一種技巧、一種情感，那就太單調了。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沒有解放思想，《鄉戀》的唱法不可能那么成功、那么受百姓歡迎。”

隨著風波平息，李谷一和那些曾經批判她的領導、專家也漸次和解了。

“其實，歷史事件的發生，往往就是一件事、一個人，然后它就會發生像地震一樣的震級。當年持批判態度的人，他們保守，固有著他們的那一套，想要他們所要的東西。但是時代在前進，人民也在覺悟，文藝創作更應該百花齊放，獨此一家是不行的。”李谷一說。

當年，在崔健和搖滾樂尚有爭議之時，李谷一也曾頂著壓力邀請崔健演出，給予支持。

對此，李谷一對新京報記者表示，自己不是那種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人，任何藝術門類，我們都應該試一試，看一看觀眾的反映。

“藝術表現形式和流派的存在，應該以觀眾的接受為評判。剛開始出現的時候，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但絕不能以我們個人的喜好和局限去限制別人。”李谷一說，“當初大家對搖滾有顧忌，之前迪斯科就像洪水猛獸，而今不也成了老頭老太太們跳廣場舞的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