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40年來，我們始終堅持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持以科學理論引路指向，以正確輿論凝心聚力，以先進文化塑造靈魂，以優秀作品鼓舞斗志”，“全民族理想信念和文化自信不斷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大幅提升。”對于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文藝發生的巨大變化，文藝評論家仲呈祥認為，正是得益于“中國共產黨從波瀾壯闊的變革實踐出發，與時俱進、實事求是地對文藝政策進行必要調整”，從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到上世紀90年代伴隨思想解放的“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到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社會主義文藝“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面對市場經濟大潮“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面向偉大復興中國夢“堅定文化自信”，正是在這一系列的更科學、更準確的文藝政策導向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持續健康繁榮發展獲得了根本的保障。

仲呈祥以電視劇為例談到，雖然中國電視劇已經邁入了花甲，但是中國電視劇真正的發展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事情。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電視劇的復蘇，是伴隨著整個中國現實主義文藝復蘇的時代步履而產生的。那個時候，我們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正在完成新時期第一次重要的政策性調整，這次調整有鑒于過去極“左”思潮的惡果、尤其是十年浩劫的沉痛教訓，聚焦于文藝與政治的關系。究竟怎么看待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在第四次文代會上，鄧小平石破天驚地講了一句話：“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于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為了順應全黨工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階級斗爭為綱的重大歷史性轉折的需要，以“二為”方向取代了“為政治服務”的口號。因此，電視劇界涌現出了一批作品，如《凡人小事》《喬廠長上任記》等。而上世紀80年代初反映改革題材最重要的作品產生于湖南，是王宏導演的電視劇《走向遠方》。“這部劇一炮打響，引起了當時我的老師鐘惦棐的高度重視，他叫我寫了一篇名為《走向遠方的啟示》的文章，闡述了文學藝術盡管不能簡單地從屬于政治，但歸根到底是離不開政治的。不論是簡單地從屬政治或遠離政治、躲避政治，甚至是嘲諷政治，都是不對的。因此，《走向遠方》的意義就在于它提出了文藝創作在哲學思維上的，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二元對立、非此即彼，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而應該把審美對象當作一個整體，進行全面的、和諧的、辯證的把握，這才是藝術的正途。”

仲呈祥說，到了上世紀90年代，出現了兩部標志性的電視劇作品。一部是引發萬人空巷的《渴望》，表明了剛剛從十年浩劫中走出來的中華民族在呼喚真情、呼喚人與人之間的人文關愛，也標志著中國電視劇在服務人民、爭取觀眾的問題上，不斷改革自己的制作方式并取得了明顯的成功。另一部是根據錢鍾書先生的同名小說改編的《圍城》，它又從另一個思路告訴我們，中國電視劇的發展離不開文學的基礎，要自覺地呼喚文學的營養。再往后，從80年代的《四世同堂》《西游記》《紅樓夢》，到90年代的《三國演義》《水滸傳》，再到2000年根據外國名著改編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直到近年來轟動全國受到習近平總書記高度評價的《平凡的世界》，尊重經典，尊重文學，自覺從文學中汲取營養，是中國電視劇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

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的開幕式上，習近平同志對廣大文藝工作者提出的第一條希望便是“堅定文化自信，用文藝振奮民族精神”，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沒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寫出有骨氣、有個性、有神采的作品”。文化自信，是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對黨領導人民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紅色文化的自信，對改革開放以來創造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自信。仲呈祥談到，中華民族是一個重視歷史、善于汲取歷史營養的民族，改革開放40年來的歷史題材文藝創作亦呈現出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深化的進程。

就歷史題材的電視劇創作而言，仲呈祥說，上世紀80年代由陳家林導演的《努爾哈赤》是一部標志性的作品，這部電視劇將努爾哈赤這位馬背上的開國皇帝，與妻子、兒子們的關系以及如何處理事業與愛情的故事，活生生地展示在熒屏上，契合了當時改革開放初期中華民族要求崛起的社會精神興奮點，因而引起了大家的關注。之后，《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大秦帝國》等一系列優秀歷史題材作品相繼出現。這些作品堅持唯物史觀，在改編經典的過程中，尊重原著、忠實原著。那時經過大家討論，逐漸明白了忠實原著主要是要忠實于原著的精神指向，也就是價值取向；忠實于原著的基本精神，是要忠實于電視劇藝術的審美規律與原著小說之間所存在的內在契合，以及改編者個人的審美風格、審美氣質與原著的契合點。只有這樣的尊重，才能成功地實現從小說原著的文學思維到電視劇視聽思維的轉換。同時，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中國化極為重要。因為創作中確實還出現了一種完全把歷史虛無，戲說歷史、顛覆經典的錯誤傾向。當然，也有把歷史背景虛化，但又寫出了富有歷史意蘊并帶來一定歷史啟示、符合我們價值取向的作品，比如《瑯琊榜》《天盛長歌》等。這也引申出了歷史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究竟應該如何辯證統一的問題。

而在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作上，仲呈祥認為，取得的成果可謂是“豐碩”的。從《長征》《延安頌》，再到《尋路》《換了人間》《海棠依舊》，這些優秀作品中，以王朝柱為代表的一批優秀編劇的辛勤耕耘令人欽佩。如今，王朝柱已經年近八旬，寫掉了一口的白牙，寫花了一頭的黑發，他閱讀了大量的文獻史料，可以說把中華民族的近現代復興歷史通過電視劇形式搬上了熒屏，創造了電視劇編劇的奇跡，這是很了不起的，也為我們積累了非常寶貴的創作經驗。從今天抒寫改革開放的《雞毛飛上天》追本溯源到最初的《走向遠方》，這些優秀的劇目都證明了中國電視劇創作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扎根生活、扎根人民，堅守中華文化優秀傳統，從中國現實改革的豐富性、生動性、真實性出發，走出一條堅實的、有中國特色的現實主義創作道路。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電視劇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