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阿成,原名王阿成,當代作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編審、中國作協全委會名譽委員。出版長篇小說7部、短篇小說集20余部、散文集10余部。曾獲首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蕭紅文學獎等獎項。

我并不清楚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也不清楚自己為什么來到這樣一個匪夷所思的地方，而且是為何事而來？

我來到的這個地方看起來還算干凈，總的感覺有點兒像地下車庫，但又不完全是，它近乎一個不規則的“大廳”。在我的迎面角那兒，有一尊老式的大茶爐，里面正燒著開水，并輕微地發出哨子聲。地面上，那些橫七豎八的板床上躺著幾個形形色色的人（以男人居多），也有的人在床沿上呆呆地坐著。這個不用懷疑，他們都是一些流浪者，是一些無家可歸，或者有家不能歸的人。總人數并不多，像一個開放的、尚無人員管理的“避難所”。媽的，城市里怎么會有這么一個怪怪的地方？

于是我走了進去。為什么？鬼才知道。

進去之后，我看到的第一個人（就是離我最近的那一位）正坐在床上看舊報紙（流浪漢＋舊報紙，這幾乎是他們一個固定的形象組合）。這個人看上不到40歲的光景。沒錯，這不重要，黃泉路上無老少，生活路上無成敗嘛。這里的流浪漢并不像想象的那樣骯臟，大部分人的穿戴還都說得過去，有的甚至穿得很得體。

我覺得既然進來了，就應當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跟這里的人聊一聊，畢竟這是我的職業，畢竟我是一位假牛逼的、靠寫作討生活的人（我的不少朋友都忘了這最基本的東西了）。我本能地想知道他們的故事，他們對我來說太陌生了。有時候完全依賴想象力寫作，那得等到個人生活資源完全熬干碗兒了之后才能發動起來。

于是，我在那個看報紙的男人旁邊坐了下來（我得學會自來熟）。不過還好，感覺他并不反感我，好像這里無論是誰來了，誰走了，誰隨便坐在那兒，都很正常，很自然。或者是這里的某種風俗（流浪文化？）也未可知。我自然知道自己看上去無論如何不像一個流浪漢，我相信這個看報紙的男人，包括這里的每一個流浪者也都能夠看得出來。

我自言自語，這里挺好啊，還有熱水喝，真溫暖。

看來他很同情我，也很配合我這種拙劣的開場白，笑著說，是啊，挺溫暖。

我說，對了，我怎么總覺得這個地方有點熟悉呀……

這次他倒沒說什么，繼續看他的舊報紙，或者等著我繼續說下去。他手中的舊報紙散發著一股潮濕的霉味兒，并隨著他的翻動，時濃時淡。我心想，我得用一段時間來適應才行。

他附近的那幾人看到我進來，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流露出一絲警惕，但并不是敵意的表情。或者在他們看來，這兒誰來誰走，像過堂風一樣，來了就來了，走了就走了。僅憑這一點，或者憑這種胸懷，我覺得他們并不是弱勢群體，相反還有點兒強勢的味道。恰恰是這種強勢味道讓我隱隱地感到了一種無形壓力，讓我多少有一點窒息感、一種不安（小慌亂）。你想，畢竟我不屬于這里，這里是他們的地盤兒，是他們的王國、他們的領地，我是一個外人，一個無意中的闖入者。可是，我想，我既然來了，總不能立馬就溜走吧？我絕不能選擇這種沒出息的樣子，那就太狼狽了。

我覺得，當時我手上還提著什么東西，至于究竟提著什么，我想不起來了。總而言之。我還不是純粹的無意間到這里來的，我還是有事，肯定有事，但究竟是什么事讓我來到了這里，已經忘得死死的。不過，現在看這并不重要，畢竟我已經來了。這才是絕對的真實。既然來了，我總得跟他們當中的某個人聊一聊，了解一下他們的“故事”，然后把它寫出來。這也算是我沒白來一趟。不是有那么一句話么：一個人所有的行蹤都是命里注定的。

這次注定要發生些什么事呢？

第一個流浪者

我非常客氣，但也非常小心地問他，兄弟，你為什么到這里來呀，你，沒有家嗎？

他說，這里挺好的。

我問，那，為什么呢？總有一個原因吧？你沒有妻子和孩子嗎？

他不斷地點頭，說，有啊，有啊，當然應當有，絕對應當有。

我靠，這家伙的說話方式有點兒像我。

我問，那是為什么呀？

他平靜地說，那么多的錢呢，全都輸了，一長摞兒。愿賭服輸嘛。

我吃驚地問，怎么，你不會連房子也輸了進去吧？

他說，對，全輸光了。

他說得很平靜，好像是在說，這是什么花，那是什么草，這兒是他種的什么菜一樣的平靜，一點波瀾都沒有，一點弦外之音都沒有。

我說，你就這樣離家出走了，你的妻子和孩子知道嗎？

他說，嘻，不辭而別。

我問，你過去就在這個城市里住嗎？

他說，在另外一個城市里。

我問，家人沒來找過你嗎？或者是用其他什么方式聯系你。

他說，他們不會找我的，他們也不應當來找我。為什么找我呀？你愿意找一個賭徒回家嗎？繼續和賭徒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你愿意嗎？如果他們真的這樣做了，那他們就選擇了苦難，選擇了悲痛，選擇了仇恨，選擇了絕望。所以，他們不找我是對的。正確百分百。

我說，你就在這里靠乞討生活是嗎？

他說，我現在還看不清將來會是怎么樣子。這里的每一個人，每一個流浪者都看不清自己會有什么樣的前途？明天的日子又是什么樣子。這里，最最重要的事，是吃飽飯，晚上有一個睡覺的地方。正如你所說，這里有一個大茶爐，開水隨便用，真是不錯。沒錯，有開水的日子真幸福。你想啊，大家聚在一起，盡管彼此都不怎么說話，甚至不知道對方的底細，但都不覺得孤單，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就這么活著吧，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討飯，開心，睡覺。靜靜地等待死神的引領。

我說，沒啦？

他問，你知道棉花糖么？

我說，小的時候吃過。一大團兒，像西瓜那么大，白色的，蓬蓬松松的。

他說，如果你用手把它攥緊，散開后，它就像一顆黃豆粒兒那么大了。明白嗎？

我含混地說，明白……

只是，他的故事也太過簡單了，真的像一顆黃豆粒兒那么大了。可我想知道的是更多的事情，包括他過去都曾干過什么，包括他離家出走的細節、心情，大雨天，天上下著鵝毛大雪，他的家人有沒有發現他悄悄地溜了，等等。沒錯，我對他乞討的事情并不感興趣，只是對他曾經的家庭，包括他個人的經歷，包括他一切的一切，包括他對未來、對明天有什么樣的期待之類的事感興趣。可是，他就用“像一顆黃豆粒兒那么大”結束了我們的談話。我心不甘哪。

不過，話又說回來，畢竟我們才剛剛見面，他不可能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訴我，我們還沒有到那種推心置腹的程度，而且他似乎也不想再交什么朋友了。我估計他現在需要的僅僅是伙伴而己。

我指著一個穿著比較整齊的年輕人問，我想跟那個人聊聊，行嗎？

他說，那你就過去跟他聊吧。

我顯出多少有點兒為難的樣子。

他說，去吧，沒關系。

最后一個流浪者

我沒有想到的是，煙嘴兒并不是我在這里遇到的唯一的一個熟人，還有一位，這個人幾乎被我忘得干干凈凈了。上帝喲，人這一生要忘掉多少人哪，看來，這人生也是一次殘酷之旅呀。

這件事得從頭說起。

我的這位熟人的兒子外號叫“凍梨”。凍梨幾年前就已經去世了，患的是癌癥，非常年輕，身體非常棒，工友們之所以給他起了這個“凍梨”的外號，是在他當裝卸工的時候，東北的天氣大家都知道，最冷的時候，就是哈爾濱的郊區也有零下三十多度，最低甚至達到零下三十六七度。那時候我開的是解放車。裝卸工只能坐到卡車的車廂上去。卡車上搭了一個帆布的棚子，帆布的能御寒嗎？一跑最少幾十公里，那卡車上的溫度一下降到了零下四十多度。這樣艱苦的條件，也只有年輕人才能扛下來。這讓我連想到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想到了歷朝歷代的國內戰爭和世界戰爭。靠什么？光有信仰還不夠，還要靠無數年輕人扛折騰的身體呀。不信，老年人你試試，根本不行，干個狙擊手還可以。裝卸工們就是這樣，而且長途中吃不上飯是常事。一次“凍梨”從兜里拿出的一只麻梨，梨子已經凍得像石頭一樣硬邦邦了，他就啃這只凍梨充饑。所以人送給外號“凍梨”。我曾在江邊見到過“凍梨”，他在那兒玩單杠，“凍梨”喜歡體育運動。他一生就是一個出大力的人，可能在我們看來裝卸工這一行沒有什么技巧可言，但是，那里有他們的自信、驕傲和光榮。

“凍梨”也是我青年時代最好的朋友之一。后來，冬去春來，又冬去春來的，我真不知道在我們之間發生了什么，“凍梨”再見到我的時候突然變得冷淡起來。當然，這同我與煙嘴兒之間的誤解不同，所以這種莫名其妙的冷淡期并不長，很快，一切又恢復了常態。是啊，友誼的再生能力是很強的。再后來，我聽說“凍梨”又娶了一個媳婦，我見過這個媳婦的照片，挺漂亮的。不過，我的第一感覺卻是覺得他們倆不大般配。我當時正在翻看瓦西里的《情愛論》，書中有這樣一段話我記住了，大意是：當你看到并不般配的夫妻時，你應當意識到，你沒有像他們那樣發現彼此更多的優點。“凍梨”先前的那個媳婦我也認識。后來“凍梨”告訴我，他們夫妻生活并不好。這方面我有點兒難以啟齒，我也不應當這樣說朋友的前妻。我想說的是，“凍梨”真是一個很不錯的男人，這個裝卸工不僅能干，會干，而且特別能吃苦，有點像戰斗在深山老林里的抗聯戰士。您也許會問，為什么在你的周圍都是這樣一些“低層”的朋友。答案很簡單，因為我就生活在他們中間，是他們中的一員。用高爾基的話說，這是“我的大學”。我知道有些人從這所“大學”畢業之后，周圍多是一些有身份的人，名人、明星、高官，個個穿得都挺高檔的。而我仍是一身地攤兒上的便宜貨（包括假名牌。有人說，只有穿真名牌的人才能看出對方穿的是否假名牌。所以，每當我遇到穿真名牌的同仁時表情非常不自然）。

不說了。我們繼續。

我真的沒想到會在這里見到“凍梨”的父親，更讓我沒想到是，大叔還是那么年輕，那么有風度（他過去就很講究發式，那發型好像叫“麗鳳甩翅”式），這我完全沒想到，我太驚訝了。沒錯，我可以遇見你，但你居然還是原來的樣子，原來的表情，而且還像原來那么年輕。這就不能不讓我驚訝了。看來，這世間真的有人在“逆生長”啊。

“凍梨”的父親從年輕的時候開始就不斷地離家出走。不過，大叔不是那種徹底的離家出走（說實話，徹底離家出走的人也并不多），他幾乎每隔一兩年都會回來一趟，在家里待上幾天，就是幾天而已，然后，再次悄沒聲地不辭而別了。沒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如果你瞅著浩瀚的天空問他，他只說了一個大致的方向，如西北、西南、云貴、江浙。這樣，家人也就不問了，你回來就回來，不回來就不回來。冬去春來，再冬去春來，時間是最好的醫生嘛。這個家已經適應了沒有父親的生活了。但在戶口本上，他的名字還在，仍然是戶主。

“凍梨”的家在一幢猶太式小樓的半地下室里（比較單調刻板的那種建筑）。哈爾濱這種半地下室的民居，先前隨處可見。半地下室里居住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善良的，什么都不懂卻又以為自己什么都懂的市民。他們不僅沒有因生活在半地下室里有一絲一毫的自卑感，反而個個都活得非常自信，并且個個充滿激情，充滿樂趣，充滿幽默感。當然，現在改變多了，只能出現在那種類似《窩頭會館》的話劇舞臺上了。

這里我想說明一下，“凍梨”的父親之所以離家出走的真正原因，我并不知道。我每次想到這個疑問時都會猜一下。我個人認為，其中的一個原因，那就是大叔的夫人長相平平。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說，大嬸兒的心靈是美的，她是一個勤勞的、有責任心的、偉大的母親。這都是我親眼所見、所感的。另外一點，大叔不斷地離家出走，除了自己的妻子不稱其心之外，一定還有另外的原因，或者是他在外面另有家室，另有妻子，另有孩子。第三點，或者，大叔天生就是這一類人，腳飄，喜歡到處走，他無法忍受墨守成規的老式生活方式。我就有幾位這一類的朋友（今后我一旦發現大家喜歡這些，我就會不斷地把他們寫出來），其實，這種類型的人就在我們周圍，只是大家不注意他們就是了。

意外地見到了大叔之后，那大叔的表情也分明在說，“咱們好像認識，或者在什么地方見過”。

我沖他點點頭，說，大叔，你怎么樣，身體還好嗎？

他點點頭說，馬馬虎虎。

然后我走過去，請他吸煙。男人嘛，除了吸煙、喝酒，真就沒有什么別的了。當然，我是指我們這種住過半地下室的男人，不同于那些有檔次的紳士，他們見了面通常是握手，或互相擁抱一下，拍拍對方的后背。這是文化人見面的方式。我們見面就是敬一支煙，或者當胸給對方一拳，表示友好。我當然不能當胸給大叔一拳，我們之間還差著輩兒呢。

我們坐下來開始吸煙。我突然覺得，當你有機會面對一個充滿著疑問，問號，充滿了許多未知的人的時候，你居然一下子變得無話可說了，而且也沒有問題可問了。

為什么？

大叔沖我笑笑說，我，一切都很好。

我說，這就好，這就好。

然后我說，大叔，你知道三兒（凍梨行三）的事兒嗎？

他點點頭。

我說，以后，我就知道的不多了，我曾在江邊見過三兒。

他點點頭。

我說，大叔，你知道嗎？你們原來住那個地方改造了，變成了一個漂亮的居民小區，而且房價漲得賊快。

他點點頭。

看來，他已經知道了所有的一切。

雖說我們有點兒話不投機，但不論怎么說，在這里能夠見到大叔，我除了意外，還是有點兒小興奮。世界上的事就是這樣，有時候你會很關心某個人在分別后的那些日子里都做了些什么，可是，到頭來你卻發現，這一切都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彼此在不同的地方就是那樣不咸不淡地活著，至于怎么活？做什么事，有怎樣的故事，這重要嗎？非知道不可嗎？

大叔說，阿成（哇，他還記得我的名字），我的腰不太好，想躺一會兒，你不介意吧？

我說，沒事，大叔，您躺一下吧。

這樣，我就站了起來。起身的那一瞬間，我突然覺得有點兒傷心，我不知道人為什么要活成這種樣子，或者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怎會是這種淡若輕風的樣子。我真的有些難過。

這時候，我看到一個穿戴入時的年輕女性從我的面前走了過去。顯然她也是這里的一員。這個女人看上去挺漂亮的，但她同樣沒什么表情（為什么這里的人都沒有表情，表情都去哪兒了）。是，我不是上帝。我是在瞎擔心，擔心這里每一個人的命運，過去的，現在的，將來的。

我還發現，似乎是由于我和剛才的那幾個人交談，讓周圍的人變得有些不安，以至有些“不友好”起來。這時候，那個看報紙的男人走了過來，對我說，你走吧，快走吧。

我心有不甘地說，我才聊兩個人，太少啦，哥。

他說，別聊了，走吧，快走吧。

看來，的確是不能再待下去了。于是，我慌慌張張地同那個看報紙的男人一同走出那個像地下車庫的大廳。

臨別時，我說，謝謝您。對了，您貴姓？

他說，我姓鄭。我知道你是阿成，是個作家。

連續的驚訝讓我的面部表情都變了形了。

我說，您怎么會知道？

他說，我知道。快回去吧，快走吧，以后不要再到這里來了。

我突然想起來了，問老鄭，老鄭，那個報復他妻子的年輕人是怎樣一個人呢？我還沒來得及問呢。

老鄭說，其實我不應當跟你說，沒錯，他太特殊了。我可以告訴你，他還是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博士呢。

我驚叫了起來，真的嗎？留洋的博士。

老鄭說，對。博士。

我說，我的天哪，怎么會是這樣。

老鄭嘆了一口氣說，唉，誰也逃不過“情”字這一關哪。那可是人生的一大關哪。

我仍然心有不甘地說，老鄭，真的不好意思，真的非常不好意思。不過，我還是想問您一下，就像您說的那樣，就像一顆黃豆粒兒那么大也行。我是說那個漂亮的女人……

老鄭說，我注意到了。

我說，您能簡單地說一兩句嗎？

老鄭說，她是個艾滋病患者。

我再次叫了起來，這次太不可思議了，太悲催了，太可憐了，怎么會是這個樣子？這簡直是一個天大的悲劇呀。

老鄭回頭用手指了一下他身后的那個像車庫的大廳說，這就是您說的，這里像一部話劇的大舞臺。好啦，該說的我都說了，走吧。

……

就這樣，我慌慌張張地離開了。

后來，所有的記憶都變得模糊起來，我僅僅記住那么一點點。不過，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那個地方、那些人。除了看報紙的老鄭，除了那個滿臉憤怒的年輕人，還有那個從我面前走過去的、漂亮的、樣子陰沉的年輕女人，還有在那里邂逅的煙嘴兒和“凍梨”的父親。至于其他人的表情、樣子，仍然是模模糊糊的。但無論怎么說，那里所有的一切，都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在回去路上，我就掏出了手機，想把這些零星的片斷都記下來，但不知為什么總是很難完成，總是出差錯。我在想，究竟是什么原因讓我去了那里呢？

我苦苦地思尋著。

然后，我就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