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格萊特先生其實更是一個西方哲學的專業哲學家，他在西方的影響并不限于學界，而是擴展到了公共領域之中。在《痛飲：酗酒為患的迷思》一書中，他以嚴密的論證否定了酗酒是一種疾病的流行理論。他的這一研究成果和結論，曾被美國最高法院在1988年的一次斷案決議中援以為據，幫助兩名復員軍人得到了他們享受教育的權益。

今日（2018年11月5日）上午接到加州友人發來的消息，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先生于11月2日凌晨去世了，享年97歲。

驟然提起芬格萊特這個名字，且不論普通大眾，或許相當一部分學界人士恐怕也未必耳熟能詳。但是，如果提起 《孔 子——即 凡 而 圣》（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這部2000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列入“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出版的著作，我相信，不但一些相關的研究者，或許不少愛好傳統文化尤其儒學的社會人士，也多少都會知曉，甚至在不同程度上閱讀過。而芬格萊特先生正是此書的作者。

當初“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負責人找我翻譯此書時，并未說到譯者與出版社簽訂合同事。那時我自己覺得是友情幫忙，也沒好意思提出。所以該書后來究竟銷售了多少冊，我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據悉該書后來不斷再版重印，無論讀懂與否或讀懂多少，讀者的數量顯然并不在少數。如此看來，芬格萊特先生在中文世界的讀者，恐怕比在英語世界的讀者要有過之而無不及。至少就他的 《孔子——即凡而圣》這部書來說，是可以斷言的。該書1970年出版以后，雖然在英語世界的學界一度產生很大影響，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但畢竟限于非常有限的專業學者群，遠不能像中譯本在中國那樣廣為銷售。

有趣的是，芬格萊特先生在中文世界作為孔子的研究者為人所知，但在海外的“漢學”甚至“中國研究”領域，他并不能以專家著稱，盡管他的《孔子——即凡而圣》在英語世界的中國哲學圈子里早已成為一部必讀書了。因為芬格萊特先生幾乎完全不通中文，只能依賴英文翻譯來研讀論語以及相關的研究著作。但另一方面，芬格萊特先生其實更是一個西方哲學的專業哲學家，在西方哲學的領域里取得過卓越的成就。例如，除了《孔子——即凡而圣》之外，他幾乎所有的著作，包括《轉化中的自我：心理分析、哲學與精神生活》（The Self in Transformation:Psychoanalysis,Philosophy and the Life of the Spirit，1963），《自 欺》（Self-Deception，1969），《有 罪 精 神錯亂的涵義》（The Meaning of Criminal Insanity，1972），《智障與罪責》（Mental Disabilities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1979，該書是與其女兒的合著），《痛飲：酗酒為患的迷思》（Heavy Drinking:The Myth of Alcoholism as a Disease，1988），《死亡：哲學的探測》（Death: Philosophical Soundings，1999）以 及《厘 定 責任：心靈、法律、神話與文化的探索》（Mapping Responsibility:Explorations in Mind,Law,Myth,and Culture，2004），都是西方哲學專業領域內部的作品和成果。

芬格萊特先生的研究廣泛涉及心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和法學等領域的許多基本問題，被譽為“美國長期以來最具原創性和啟發性的哲學家之一”（另一位已故哲學家Robert Solomon的話）。由于其作為一名當代哲學家的杰出貢獻，芬格萊特先生曾獲選擔任1976—1977年度美國哲學協會太平洋區域的主席，并于1984年受邀擔任全美大學資優生聯誼會Romanell哲學講座的首位主講。此外，他還曾經獲得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UCSB）的卓越教學獎，擔任過斯坦福大學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美國精神健康研究所、倫敦國王學院等機構的研究員。而由Mary I.Bockover編輯出版的《規則、禮儀和責任：獻給芬格萊特的文 集》（Rules,Rituals，and Responsibility: Essays Dedicated to Herbert Fingarette，1991）一 書，包 括 芬格萊特的思想自傳、九位一線學者對其思想不同方面的研究論文、以及芬格萊特對每篇論文的回應，作為一份致敬芬格萊特的獻禮，則充分反映了業界同行對其學術成就的高度肯定。

此外，芬格萊特先生在西方的影響也并不限于學界，而是擴展到了公共領域之中，對于解決一些具體的社會問題產生了積極的作用。例如，在《痛飲：酗酒為患的迷思》一書中，他以嚴密的論證否定了酗酒是一種疾病的流行理論。他的這一研究成果和結論，曾被美國最高法院在1988年的一次斷案決議中援以為據，幫助兩名復員軍人得到了他們享受教育的權益。按照原先酗酒被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認定是一種疾病的說法，那兩位退伍軍人將無法獲得相關的教育權益。另一方面，根據芬格萊特先生之說，如果酗酒并非一種疾病，而只是一種最終可以調節的行為，那么，酒醉產生的種種問題，就都不能夠成為各種過失和犯罪逃脫法律制裁的理由了。如果我們了解美國判例法（case law）的特性，就知道芬格萊特的觀點被最高法院作為斷案的依據，會在公共領域產生多么深遠的影響。

我跟芬格萊特先生發生接觸，當然是源于翻譯他的《孔子——即凡而圣》。他雖然不算是“漢學”和“中國研究”領域的專家，但這本書在西方的“中國哲學”圈子里，或者說對于西方的哲學專業領域里那些對中國哲學有興趣的學者來說，卻堪稱經典，幾乎成為儒學研究的必備參考書。這本書其實是一本 “小書”，以至于當初要出中譯本時，需要補充他的幾篇相關論文，合成一冊，才不致使得該書的篇幅太小。但是，學術作品特別是哲學著作有的時候顯然并不是以篇幅論輕重的。由于芬格萊特先生自身是一位富有原創性和洞見的哲人，透過英譯的《論語》，在自然而然以西方哲學作為參照系和解讀的支援意識（subsidiary awareness）之下，他還是捕捉到了孔子思想的重要特征，即內化了的“禮”所造就的君子人格。當然，從中國傳統學者的角度來看，孔子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看到“禮”背后的“仁”。只有以“仁”為基礎，“禮”才不會淪為“虛文”。孔子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的反問，正是要表達這一層意思。當初中國學人如劉述先先生等人擔心，包括芬格萊特先生在內許多西方學者對于“禮”的強調，不免存在一種“禮俗主義”（ritualism）的危險，緣由也在于此。不過，芬格萊特先生雖然未必能對“仁”應作為“禮”的根基這一點有足夠的認同和肯定，卻也清楚地了解，日常生活中“禮”的施行不能只是一種機械的肢體操作。他將孔子比喻為音樂大師，將其與那些只會按照樂譜來演習的平庸之輩區別開來，正是對于這一點有著充分的意識。

除了翻譯《孔子——即凡而圣》的因緣之外，我和芬格萊特先生還有其他的交流。記得《孔子——即凡而圣》中譯本出版之后，他曾經寄贈了一本新出不久的《死亡：哲學的探測》給我，扉頁上有他的親筆簽名。我后來應邀為艾文賀（P.J.Ivanhoe）和Amy Olberding合編的《傳統中國思想中的死亡》（Mortal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SUNY，2011）一書撰寫專章“Death as the Ultimate Concern in the Neo-Confucian Tradition”，討論宋明理學尤其陽明學對于“死亡”問題的看法，雖然是基于理學傳統的各種原始文獻并從其內在理路展開論述，但如今回想起來，閱讀芬格萊特先生所贈這本著作的經驗，對于那一章的寫作恐怕無形中也有助益。也正是因此，我也曾專門將那一章寄給他。我第一封郵件（2010年8月27日）忘了將文章附上，結果，他在第二天（2010年8月29日）給我的回郵中特別用大寫的字體 寫 道：“YOUR NEW ESSAY WOULD BE OF GREAT INTEREST TO ME,BUT UNFORTUNATELY I COULD NOTFIND ANY ATTACHMENT TOYOUR LETTER.ILOOKED VERY CAREFULLY,BUT THERE WAS CERTAINLY NO ATTACHMENT.PLEASESEND THEESSAY TOME.”此例足可見老先生的認真。

《孔子——即凡而圣》中譯出版之后，我當然以為出版社會給芬格萊特先生寄去兩本作為紀念，但不知為何他最初一直沒有收到，以至于曾專門來信詢問。老先生信寫得很客氣，意思是他沒有中譯本，如果方便，請我代勞，他可以自己買兩本。可惜一定年代之前的郵件，郵箱系統不再保留，這封郵件如今已經無存了。后來我聯系出版社的編輯，告知此事，才得到兩本給他寄去。因為芬格萊特先生這本《孔子》中譯本的緣由，2007年姜新艷教授編輯《英語世界中的中國哲學》一書時，曾邀我翻譯芬格萊特先生的“Getting Rights Right”一文。但因我當時正有哈佛之行，便邀請當時尚在清華讀研究生的陳浩擔綱譯事，由我負責譯文的校讀和修訂。我在2007年7月28日給芬格萊特先生的郵件中，匯集了校讀時遇到的一應問題，尤其是原文注釋中一些問題，他在7月31日即回郵給我，一一詳細答復。這件事情，也同樣可以為老先生的一絲不茍提供例證。

我與芬格萊特先生的交往并不密切，最近的一次通郵已經是在2012年的1月2日了，那是一封新年互致問候的通信。因為他一直在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執教（1948—1988），所以我印象中他也一直居住在圣芭芭拉。但是，收到他在柏克利去世的消息，我檢索以往他和我的通郵，才發現他曾經在2010年8月30日給我的郵件中提到他的地址，那已經是柏克利了。這不能不讓我感到十分的遺憾。如果不是我錯覺他一直住在圣芭芭拉，去年4月我應齊思敏（Mark A.Csikszentmihalyi）教授之邀赴會柏克利時，雖然只有短短數日，我應該可以找個時間專程去看望他。因為我以往始終都是在電子的世界里和他往來，素未一睹老先生的容顏。這個遺憾，如今也只能還諸天地了。不過，我之前見過老先生的照片。與其友生筆下用來描述他的若干詞匯如mildmannered、uncommonly kind、gentlemanly以及soft-spoken相對照，真是若合符節，足以印證“相由心生”這一觀念。中國思想傳統中“溫其如玉”、“有道氣象”一類用來描繪“君子”形象的詞語，完全可以用來形容芬格萊特先生的容顏留給我的觀感。

據悉，芬格萊特先生2007年即由圣芭芭拉移居柏克利，住在家人附近。2011年太太去世之后，芬格萊特先生即由女兒和女婿一家照料生活。臨終之前，老先生由家人環繞，也可謂盡享天倫了。寫到這里，我的腦海里再次浮上芬格萊特先生的面容。祝愿他在另一個世界里，繼續過他自己喜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