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作家在進行創作時，他們與自己筆下的人物獨處——那一個個人物就像是幽靈；與自己的故事獨處——那些故事幾乎與影子無二。在完成一部小說所需的兩三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中，小說家會對自己的這項工程產生嚴重的懷疑——而這種懷疑是很難與他人言說的。隨著寫作的進行，他終于會到達一個無可反悔的臨界點：他已經投入了太多的時間，再也不能回頭了。當然，這個過程中除了痛苦，也有快樂——但兩者通常都得由他獨自品嘗。”英國作家伊恩·麥克尤恩日前“因其充滿魅力、風格與敏銳智慧的作品為敘事藝術作出的杰出貢獻”被授予2018年度21大學生國際文學獎，他在致謝詞中簡要表達了作家創作的痛苦和快樂。

應上海譯文出版社和中國人民大學邀請，伊恩·麥克尤恩在中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文化交流活動，與格非、李洱、孫甘露、小白等中國作家就大眾媒體時代的虛構敘事、小說家如何重建虛構信仰等話題進行對話。他為自己70歲生日寫作的作品《我的紫色芳香小說》（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也在活動期間首次和中國讀者見面。

小說也許是理解人工智能的最佳途徑

從1975年出版《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至今，麥克尤恩共出版了包括短篇小說集在內的18部小說及多部劇本。70歲的麥克尤恩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好奇心，對什么都感興趣。他認為好奇心能讓人的腦子和心靈保持年輕，失去對世界的好奇心其實就是靈魂的一種死亡，“如果有一天我對世界的好奇心減退，就應該是退休的時候了，可直到現在這一刻我還是對很多東西感興趣”。麥克尤恩重視好奇心對于創作的重要作用，在寫完一部小說后往往會停一段時間，與不同的人交往、溝通，從中發現感興趣的事情和創作的靈感，“我不挑選題材、主題，而是這些題材和主題挑選我……我更加重視的是好奇心和時機的把握”。

目前，麥克尤恩的興趣和好奇心集中在人工智能方面，他剛剛完成的小說就與此有關。機器或者人工智能到底有沒有自己的意識，這是一個古老的哲學問題，但這個古老的命題在當今時代已經成為一個真實的與科技和倫理相關的問題。麥克尤恩認為這一問題對小說家而言是很大的挑戰，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21國際文學盛典”上，他發表了以互聯網、人工智能、“人造人”為主題的演講。

麥克尤恩說，數字革命影響了地球上的絕大多數人，今天人們尚處在這場革命的初級階段，也許歷史剛剛完成了第一章。而此時此刻正在書寫的新章節會更加深刻地影響我們如何理解自身的人性，進而影響所有的文學和藝術形式。他說，生于上世紀20年代的人想要了解世界，會去書架上翻閱百科全書，習慣于新聞總是慢一天，而現在則被丟進了“數字宇宙”，學會了像在腦海中漫游一樣漫游于網絡空間之中。因特網成為人們的存儲空間，成為了雄心、知識、關系、夢想與渴望的中心。對于大多數人而言，沒有了互聯網，工作甚至生活都是不可想象的。一旦失去網絡連接，人們會立刻感到孤獨和失落。它以最美好的面孔和最丑惡的形態囊括了人性，囊括了我們，代表了人類意識的一次轉變。

在麥克尤恩看來，25年前，計算機打敗了國際象棋大師，人工智能時代就已經降臨。這一切會通向何方？人類生來就有將生命投射到無生命體上的本能，“我們自己或許有朝一日也能成為上帝，造出我們自己的第一個人造人”。由此，麥克尤恩思考，一個類人機器或人造人真的有意識嗎？它是否真的有自我，有悲喜，會懷戀過去，期待未來？而當我們最終發展到能夠接受生物大腦相對于無機物大腦并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或特權時，該如何面對一系列關于“人造人”的倫理道德問題，“人造人”會不會征服甚至取代人類？這些都是科幻小說多年來一直在探索的問題.

麥克尤恩說，人們在討論人工智能時很容易忘記一點：象棋和生活不一樣。象棋是一個封閉系統，而生活卻是一個開放系統——在各個層面都不可預測——語言也一樣。要理解一個句子，我們必須調用關于外部世界的先驗知識；要理解詞義，語境至關重要。“這個星球上生活著數十億人類，其中的每一個個體都有著和你的內心一樣鮮活、真實、不言自明的精神生活。”麥克尤恩由此談到小說，“要想進入別人的思想，要想衡量不同人的思想彼此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與容納它們的社會之間的關系，小說依然是我們最好的途徑、最好的工具……只有小說能呈現給我們流動在自我的隱秘內心中的思維與情感，那種通過他人的眼睛看世界的感覺。”他認為，如果人類真的能夠創造出全新的有意識體，那么小說也將是我們借以理解它們的最佳途徑。小說可以嘗試著預演人類未來的主觀意識，包括人類所發明的頭腦的主觀意識。而如果有一天，一個“人造人”寫出了第一部有意義的原創小說時，“我們將有機會通過所創造的這些‘他者’的眼睛看見我們自己”。

對這一主題的討論在麥克尤恩訪問中國期間一直延續，面對經常被問起的關于人工智能和AI寫作的問題，麥克尤恩一再強調人類大腦的出色，認為人腦和身體的連接性之高，目前沒有任何AI和機器可以替代。AI可以寫小說，但人類除了擁有自己的意識和思想之外，更重要的是擁有最源頭的可以感知的肉身，“只要有這副肉身在，我們可以感受一切、體驗一切，我們不要忘記自身的這些優勢”。

大眾傳媒時代的小說

作家格非注意到，麥克尤恩關于人工智能的演講，實際上是要回答一個重要問題：在這個時代，小說能夠提供什么？在與麥克尤恩的對談中，格非由此談到，小說建立了一個跟他人之間交流的極其豐富的場域，對小說作者來說，重要的不是作為作者的觀念，而是小說中的人物，作為他者的思維、情感，在廣泛場域中的交流。小說是提供一種可能，使各種不同聲音、不同思維、不同情感在盡可能排除偏見的基礎上交流。小說在當今大眾傳媒時代具有交流的特殊性，這是其他藝術形式很難取代的。

對談中，主持人李洱問麥克尤恩，如何看待在大眾傳媒高度發達的時代，小說揭示功能的減弱。對此，麥克尤恩回答，上世紀90年代中期互聯網方興未艾時，所有人都認為互聯網將成為信息傳播最好的方式，但現在這種樂觀情緒已蕩然無存，我們都為互聯網上的虛假信息而感到困惑。這讓現在小說家何去何從呢？在麥克尤恩看來，小說家好像站在信息或者不實信息的風暴中的人。過去小說的主要作用是探究人心，揭示人與人或者人與所處社會的關系，在今天，這仍然是小說的主要功能。“在我的一生中，‘小說滅亡了’‘小說的時代結束了’這種預言已經發生過很多次。但我個人認為小說還是會繼續存在下去，因為小說家會在信息或不實信息的巨大風暴中找到一個靜止的中心，嚴肅小說家將在這個中心當中繼續探究人心，繼續探究所有的真相以及謊言。”

在剛剛完成的新作中，麥克尤恩通過一個看似老套的發生在1982年的人與機器人三角戀愛的故事，來探討機器人是否具有意識。他進一步表達了對于科幻小說的看法，認為有些科幻小說過多沉溺于對技術和未來的幻想，而忽略了現在，但最優秀的科幻小說寫的并不是未來，而就是當下。麥克尤恩的《追日》《星期六》等小說中都涉及到大量的科學、醫學知識，李洱認為，在現代主義語境下，人文科學通常提供對負面經驗的表達，而自然科學容易提供正面的對科學進步的憧憬，當小說家在作品中處理自然科學主題時，要同時面對這兩種經驗，而麥克尤恩的創作能夠提供某種啟示。

對談中，麥克尤恩還談到了對于約翰·布羅克曼所提出的“第三種文化”這一概念的理解。麥克尤恩說，第三種文化傾向于以人文學科和科學技術之間交叉的手段來共同解決現實生活中的社會、政治問題。在不同領域的科學發展的黃金時代，科學家借用傳統語言學科、人文學科的方法對大眾進行科普，也使得人文學科蓬勃發展。科學與人文學科互相交織，找到了共同的平臺，科學慢慢進入到社會領域，影響到生活的每個方面，包括政策制訂、社會問題和普通人生活等等。盡管很多人文學科的學者還并不了解第三種文化這一概念，但相關討論一直在進行，而且越來越蓬勃。麥克尤恩說，從事文藝工作的人，和科學家一樣在探索這個世界，各種藝術形態的最終目標就是探索人性。文學創作的意義是能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我們到底是誰，要進行怎樣的生活，這和科學探索是平行的。

重建虛構的信仰

在《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水泥花園》等最早的幾部作品中，麥克尤恩因所寫題材的敏感、對復雜人性的描摹和陰暗絕望的敘事，被稱為“恐怖伊恩”。麥克尤恩坦言自己對于生活中的不完美以及身體或性格有缺陷的人非常感興趣，他不愿意描寫幸福的生活，認為人生中一定存在各種各樣的矛盾，小說家通過對于不完美生活和有缺陷人物的塑造，可以進一步去探索人性。隨著寫作生涯的發展，麥克尤恩也有所改變，“漸漸會讓更多光透進來”，這里的光更多是指在小說中涵蓋了愛情、政治、科技、音樂、法律等各方面元素，但無論是涉及間諜元素的小說《甜牙》還是涉及法律的《兒童法案》，其最終指向仍然是人在現實生活中的所面臨的情感、倫理等方面的困惑。

在廣為人知的小說《贖罪》中，讀者一開始看到的是第三人稱敘事的故事，而讀到最后，才發覺故事是布里奧妮以第一人稱寫成的，她寫了這部“上帝視角”的小說，以此來為當初自己犯下錯誤、拆散一對情侶而贖罪，希望通過自己小說中事實的扭曲，為那對戀人帶來安慰。而事實上，布里奧妮自己沒有因此而獲得寬恕，正如麥克尤恩所說：“她已經是站在上帝視角來敘述這件事了，有誰還能以更高的身份去寬恕上帝呢？”

在《贖罪》中，麥克尤恩呈現出了虛構與現實之間如何發生作用，虛構的力量如何干預現實和改變現實，這一點在《甜牙》中也有所體現。而談到如何看待“現實比虛構更精彩”的問題時，麥克尤恩認為，在如今不斷變化、充滿挑戰的時代，小說家應該越挫越勇，不斷與現實搏斗。文學可以抵抗現實，“小說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或解讀現實，尤其是我們所處的時代”。麥克尤恩說，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人性中最差或最惡的一面也隨之展現，人們受到互聯網技術的很多負面影響。而一部關于互聯網的小說可以更好地描繪這一現實，讓讀者與時代和現實達成和解，這是小說家的義務所在——用文學的力量與不斷變化的現實相抗衡。

重建虛構的信仰面臨著一個難題，即要找到新的途徑去講故事好像變得很困難，小說的文體實驗或結構實驗到底可以走多遠？麥克尤恩認為可以反過來看待這一問題。每個人都受到現實環境的影響和制約，是現實環境對人在做實驗，而不是人通過實驗去面對現實。面臨當前的現實環境，要預測未來是非常困難的，也許作家在敘事時，可以想一想，現實或環境究竟對自己有何影響，或者為寫作提供了什么樣的機會。至于未來的小說敘事，麥克尤恩認為有兩大走向，一方面是現實主義，作家以一種較為嚴格的重現現實的方式去描繪所處的世界；另一方面是通過隱喻或魔幻的寫作形式去呈現現實。

麥克尤恩寫《在切瑟爾海灘》時，本意要寫一本關于古巴導彈危機的書，他在第一章寫了一個沒有性經驗、婚姻剛剛破裂的年輕人的故事，寫完后覺得這是很好的細節，于是放棄了寫導彈危機的故事，順著第一章把小說寫完。麥克尤恩說，自己的靈感和自信來源于安東·契訶夫，“契訶夫寫東西比較大膽，一開場就把所有的都告訴你，以上帝全能的視角，告訴你故事的大概走向。他是把世界狠狠地抓在自己手里、呈現在你面前的作家，我非常佩服他這一點。”

“我們是不是可以再努力一把，把第三人稱、上帝視角的敘事高地重新再占領回來，表達的時候更加具有自信一些。”麥克尤恩說，目前在英美，很多小說都是一種主觀意識的表達，作者用第一人稱敘事，所敘述的事情、所反映的性格都是關于作者的自我。這種第一人稱敘述不需要作者做任何文體方面的努力，語言也非常平實。麥克尤恩這樣說并非是質疑這種方法，而是覺得在互聯網的時代背景中，大家都在博取關注度，更加需要有一種上帝視角來敘事。“雖然做這樣的工作要花很多精力，可能也沒有什么回報。但是作為一個作家，你如果能夠以自己寫作的語言、所掌握的技巧，把握住節奏感、風格、美感，能夠以上帝視角或者是第三人稱的角度寫出一本小說也是非常不錯的嘗試。我非常鼓勵作家們重新占領這一片高地。”

在小說《堅果殼》中，麥克尤恩以一個嬰兒視角的故事為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賦予了自己的理解。對麥克尤恩來說，莎士比亞是文學史上一段很長很長的光芒，他的戲劇是偉大想象力的呈現，讓人看到自我到底有何意義。麥克尤恩希望用一部作品去處理自己與莎士比亞的關系，去重塑他戲劇里最偉大的人物哈姆雷特。在40多年的寫作生涯中，麥克尤恩坦言自己也曾經好幾次不再相信小說，追問再多寫一本小說的意義何在？但每次讀到自己鐘愛的好作品，無論是新作或是經典作品，“我都會想起小說最好的時候是怎么樣的，小說最美好的時候有什么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