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成就是他意志的體現，他對待每一件事和每一個人都將服從他的野心。在智識相對主義的時代，他作為小說家與編年史家的公眾地位不可改變：他代表高度文明、個人權利和法治。”2007年12月英國作家兼歷史學家帕特里克·弗倫奇在他著的傳記《世事如斯：奈保爾傳》里寫道：“他是個藝術如何超越藝術家的活榜樣，因為他一派胡言，但依然寫出精彩之作。”

世界對V.S.奈保爾的關注在2001年10月達到巔峰狀態，在2018年8月又是一個極致時刻。前者是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者他的辭世。這是桂冠、榮譽和贊美的隆盛匯合，也是哀傷、挽悼和追念緬懷的聚集。現在聚焦他的生命歷程和職業生涯，勘查一個杰出作家是通過怎樣的磨礪自我成就。“如果我要成為一個作家，并且靠寫書生活，我就必須遷徙到那種可以靠寫作生活的社會中去。我是從外圍，從邊緣，遷徙到一個對我來說是中心的地方。”1992年奈保爾在紐約曼哈頓發表演講，其時他置身于世界真正的中心，也是他認為的普世文明的中心發言。

從特立尼達逃往牛津

在中文世界，幾乎可以見到譯介的奈保爾的所有著作。有多達二十七部作品，既有長篇小說《米格爾街》《抵達之迷》《大河灣》《南方的轉折》《世間之路》，《半生》，又有他的非虛構作品《印度：受傷的文明》《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重訪加勒比》等，還有他的隨筆集和書信集。然而如今被視為文學神祗的奈保爾早年在寫出作品時卻無人問津，難以找到出版的機會。

1955年，奈保爾為BBC出鏡，電視訪問愛爾蘭裔女作家伊麗莎白?鮑恩。

黑白光影下的奈保爾滿頭烏發神色靦腆，清秀的面容顯示出青澀，難見他后期的狂放不羈。其時鮑恩出版了一系列的激進小說，她的受到好評的長篇小說《心靈之死》講述了一名16歲的孤女在艱辛中嘗盡了生活的真實殘酷。晚年的鮑恩就《心靈之死》接受奈保爾的采訪。

奈保爾在訪問中提問鮑恩什么是戰前小說。“我覺得小說應該是反映創作年代的真實歷史的，正因如此，戰前時代特有的是高度的緊張、上升的焦慮和社會壓力與個人壓力之間的沖突。人們對他們自身、其他人和人際關系總是考慮過多。因為他們認為那時的一切都將殆盡。”伊麗莎白?鮑恩說。在他們談論小說的寫作技藝時，英國在戰亂中剛剛復蘇，滿目蒼夷，百廢待興。

“那個時代的小說有多余的空間用以嘗試嗎？”奈保爾提問。

“我的觀點是每一位小說家的嘗試從未停歇。我無法相信有人寫過一模一樣的或者是同類型的書。對我來說小說的魅力在于它是一種永遠向前的嘗試。”鮑恩說。《心靈之死》仿佛是一個寓言，也應對著奈保爾當時的內心境況。盡管在BBC得到一個職位讓奈保爾的經濟條件有所改善，他依然陷于窮困中，長久地掙扎在他面臨的各種困境。他在攀登一道長長的階梯，而且是位于下面的階梯。那是糟糕的日子，需要他強忍眼淚。這樣的幽暗時刻始于他的牛津歲月。

“我不得不停下來，審視圍繞著我的廢墟。”1952年6月2日，在牛津大學讀書的奈保爾在寫給家里的信件中說。其時他獲得特立尼達政府獎學金，于1950年第一次離開特立尼達赴牛津大學學院讀書。政府獎學金名額很少，是逃離狹小落后的島國社會局限的一個絕佳機會，因此競爭異常激烈。然而牛津學院的學子生活讓他不斷經受內心的崩潰。

崩潰的原因是孤獨，缺乏情感交流。相比于他人書寫的傳記，《奈保爾家書》更真切地呈現出當時的情境。作為八口之家的長子，奈保爾在離家的日子里要不斷地寫信給父母和兄妹，及時匯報他在外的生活狀況。他每隔一天要刮一次胡子，偶爾到體育場看印度隊與牛津大學隊的球賽，但更多的時候在讀書。讀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讀喬叟、莎士比亞、斯賓塞、彌爾頓、多恩、馬洛等人，研究這些作家的全部作品。其時奈保爾開始了自己的寫作之旅，在黯淡悲慘的時光中度日。奈保爾的文學信念來自父親的影響，精神生活——作家的生活——即一切：用一雙敏銳、幽默、仁慈的眼睛記錄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方式，并且帶有自己的獨創性，這就是高貴的生活。然而在牛津學院是內心的掙扎，是精神困頓和生活的磨難。

生長于特立尼達農耕時代的殖民社群，長久置身在特立尼達的貧窮與荒蕪，對外部世界懷有的陌異感覺使他內心難逃困擾。1952年9月28日，奈保爾寫信給父親表達了他的憂慮。“我不想讓你傷心，但我希望永遠不要回到特立尼達——我的意思是不在那里定居，雖然我想盡可能多地見到你和家里人。你知道，特立尼達不能給我什么。”此時他可以寫信給父親，討論將來的計劃。在這期間他為不正常的精神狀態所折磨，陷入抑郁，看過兩次心理醫生。對牛津和自己都感到失望，認為自己是個失敗者。“但我從來不愿意承認這種恐懼。結果，這種對失敗的恐懼演變成了對某種荒唐恐怖的東西——未來若干年，我都無法說出它是什么——的恐懼。”

“如果我必須對普世文明做出描述，我會說，普世文明既能促使人去以文學為志業，也能提供關于文學志業的理念；同時他還提供去實現這種志業的途徑。”1992年奈保爾在紐約曼哈頓研究員發表演講《我們的普世文明》時說：“我不打算去定義這種文明，只想以一種個人的方式談論它。首先，是這種文明讓我有了關于寫作這種志業的概念，也只有在這種文明當中，我才能作為作家去寫作。要成為作家，你需要以某種感知力為出發點，而創造這種感知力的，或者說給予其方向的，是一種智識的氛圍。”

窺視歷史的瘋狂之眼

奈保爾尋找他心儀的普世文明的旅程是艱辛的，他需要經歷無數的晦暗時刻，經歷內心的煎熬和精神的磨難。“親愛的媽媽，我有個好消息要告訴你。如果你們在四月二十六日收聽‘加勒比之聲’也許會聽到我朗讀小說。這是為換稿費而寫的東西，我為此深感羞恥。”1953年4月10日，他給母親寫信說：“不過，我肯定你會為能在電臺聽到我朗誦二十或十五分鐘而感到高興。”這份工作意味著他能賺錢補貼家用，他等著廣播公司寄來支票給家里匯錢。

長期以來他和家人都為窘迫的生活所困擾，為錢發愁。此時奈保爾已經取得牛津大學的學位，成為文學學士。找工作就是緊迫的事情，父親希望奈保爾試試印度外交部的職位，或者英國廣播公司。他評價兒子“你聲音不錯，發音準確。”然而到9月的時候奈保爾在農場干活期間生病了，這是他離家后最嚴重的一次哮喘發作。無法工作令他陷入經濟困境。哮喘病持續很久，桌子上放著好幾種藥，這輩子從未吃過這么多藥。

“加勒比之聲”的臨時性工作并不能幫助他緩解困境。1953年11月25日，奈保爾給母親寫信求援：“我希望你收到這封信后盡快設法給我寄些錢來。我真的身無分文了。我知道家里經濟非常拮據，但是我無法憑借自己的努力補上夏天的花費。”他需要一百五到兩百元。他從家里帶來的很多東西都用壞了，必須購置新的。他買了兩雙鞋子（三十元），付給學校七十五元，付給房東太太六十元。他對母親說他走投無路了：“我為不得不向你要錢感到非常難過，但是我沒有其它辦法。我在這里最大的開支是食物。我嘗試挑選便宜的東西吃——唯一的選擇就是吃大量煮土豆，這使我體弱多病。我決定不能再拿自己的健康來冒險。”

經濟的拮據困擾著他，謀生的迷惘和渺茫的前程也令他憂慮。臨近學期結束，牛津人去樓空。他想要尋找的在印度的工作落空，不得不嘗試另外一家公司。寫作的短篇小說被退稿。這只是許多退稿中的一篇。“目前我仍處于學習階段，退稿是完全可以預料的。”離開牛津的日子越來越近，奈保爾很快要和英國的朋友們告別。“我將用余生來淡忘曾經來過牛津。但可能不用那么久。對很多人而言，牛津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但同時也是暗藏危險的地方，把你和周遭的世界隔離開來。你忘記了牛津之外的人可能比牛津人更蠢。而且粗俗的多。”

然而奈保爾也不愿返回家鄉。“我覺得自己不適合特立尼達的生活方式。要是讓我這輩子剩下的時間都待在特立尼達，我想我會死。那地方太小，價值觀都是錯誤的，那兒的人很狹隘。還有，那兒沒有什么適合我干的。”但是他也不喜歡倫敦。“不要以為我喜歡待在這兒。這個國家種族歧視嚴重，我當然不想待在這兒。我討厭繼續待在這個國家，就跟我害怕待在特立尼達一樣。”“世界很糟糕，但我們的星星依然閃亮。”

“奈保爾對祖國的拒斥成為他外在形象的一部分，一個他虛構的外在形象，是為了實現他早期的抱負，即從邊緣逃往中心，離開無力者投奔有力者，并讓自己成為一名偉大的作家。”帕特里克·弗倫奇在《奈保爾傳》中寫道：“為了成為表面上沒有國度，具有高度洞察力的全球觀察者，他在窺視歷史的瘋狂之眼。”

獨立的聲音，質疑而敏銳

中文讀者或許是受奈保爾傳記的影響，都會將他想象成狂放不羈甚至喜怒無常的老人。傲慢和粗暴，蔑視女性，放蕩成癮，嚴重的殖民主義者傾向。然而當奈保爾在2014年8月進入中國出現在蜂擁的讀者面前時，他表現出來的是一副倦怠和寡言的樣子多少使圍觀他的讀者詫異和不能適應。由于語言的障礙，交流總是難以暢達。使得奈保爾置身于人群之間更顯孤獨。這應該就是作家真實的形象與文本氣質所形成的差異感。好在作家依靠書寫建立思想的肖像。

2001年10月，奈保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引發國際媒體的矚目，《紐約時報》發表社評贊譽奈保爾：“一個獨立的聲音，質疑而敏銳。”此時的奈保爾被外界塑造出一個異質的形象：“他為寫作而生，他才華橫溢，他繁榮了世界文學；他飽受爭議，他被視為惡魔，他的生活充滿悖論。”（語出《世事如斯：奈保爾傳》）然而奈保爾的聲音從最初的形成到最后的發出也經歷著極為漫長而繁復的過程。

1954年12月7日。內保爾寫給家人的信件更換了郵寄地址，由牛津大學改為英國廣播公司廣播大樓。“現在你們每個星期都能在廣播里聽到我的聲音了，如果你們收聽的話。我在主持‘加勒比之聲’”，奈保爾給母親寫信報告他工作的消息。這檔節目以前播過同樣做著作家夢的父親的小說。是父親給了他成為一個作家的野心，讓他與寫作以及關于寫作的種種觀念相遇。

奈保爾在英國廣播公司的工作相當簡單，他只要在錄音那天去上班，其余時間可以在家休息，寫東西。BBC每個星期支付奈保爾的底薪。要是多干活，就會支付額外的報酬。奈保爾繼續尋找在印度的工作，因為倫敦不是誰都住得起。每個星期可以存下二十到二十五先令寄回家。他知道家里很困難。但他真正忙的是寫作，自己的小說創作。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就要寫完期待出版，幻想獲得成功。接下來計劃撰寫三部長篇小說。眼下的計劃是去印度或這個世界的別的地方旅行，為了我的寫作。“我毫不懷疑，事情最終會順利的。我有強烈的預感。”

但是他將完成的小說寄給了一個評論家，評論家把他的小說批得體無完膚，他徹底放棄了，沒有把它寄給任何出版社。他決定改變寫作風格，開始寫關于西班牙港一條街道的一系列相互勾連的故事，奈保爾在七個星期里寫了十七個這樣的故事，這部小說集就是《米格爾大街》。

奈保爾把西班牙港的一個貧民窟變成了一個人類寓言的場景。

然而出版商在表達了對小說的喜愛之后也表達了疑慮，擔心小說集不能賺錢。奈保爾申報了另一本書《靈異按摩師》。他渴望這部書能出版也能賺錢，要是這部小說能賣一萬冊，小說的平均銷量是兩千冊——他就有足夠的錢還家里的欠債。

這段時間奈保爾就是待在家里寫作，外出就是去英國廣播公司寫腳本，偶爾會去劇院看舞臺劇。奈保爾這段時間就是待在家里寫作。至少對他來說，治療抑郁的唯一方法就是寫作。

然而《靈異按摩師》的出版被延期，倫敦的印刷工人在罷工，很多書被延遲出版。

他于1956年9月12日乘坐卡維納號抵達西班牙港，恰好趕上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大選。

“我回到倫敦了。這兒很冷，鉆進兩層冰冷床單之間的感覺真奇怪。”奈保爾給媽媽寫信：“我似乎還沒有轉運。我回到倫敦時指望能見到書的校樣，但是出版商告訴我，書不是明年三月面世，而是明年八月。也就是說在完稿二十個月后。我無法描述我有多失望、我很沮喪，很絕望。我什么也寫不出來，因為我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是個傻瓜。我覺得當下的生活必須很快改變，不然我就要被壓力壓垮了。”

奈保爾就是這樣注視并清除環繞著他的廢墟。牛津生活是他闖蕩世界的開始，在隨后的歲月里，他必須依靠自己更艱辛的努力，經歷更殘酷的外部現實和內心鏖戰自我磨礪。“他相信他的文學使命與生俱來，并且無比崇高。這就是他對自己的看法的核心所在。他以自己的方式跟外面的世界較量，并且獲勝。”帕特里克·弗倫奇寫道：“他發誓永遠不為任何人工作。這給了他遠離人群、糾纏、對抗和競爭的自由。他沒有敵人，沒有對手，沒有主人，他無所畏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