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層寫戲幾十年的一個深刻體會是：只有寫感動自己的題材，才能感動觀眾，只有寫出思想境界、發時代新聲，才能受到觀眾喜愛。

我從事戲曲編劇工作快40年了。從第一部戲至今，歷史劇創作一直是我的偏好。為什么熱衷歷史題材呢？現在想來，不僅因為我的成名作是歷史劇，更是因為我從小就喜歡歷史。上世紀60年代讀高中的時候，《歷史研究》是我必讀的刊物。我的家鄉是福建省仙游縣，那里流傳著古老劇種莆仙戲，我從小就喜歡看，并從傳統戲曲中懂得很多人生道理。大專畢業，我剛被分配到縣編劇小組時，偶然聽到一位前輩講東晉王敦之亂的故事。這個故事引發我濃厚興趣，于是我以此為藍本寫成《新亭淚》，想不到后來獲得全國第一屆優秀劇本創作獎。從那之后，創作歷史劇成為我的主攻方向，迄今為止已經寫了22部歷史劇。我始終懷抱這樣一個宗旨：無論是自選題材還是應邀而寫，我從不勉強寫就，故事必須能引起我強烈興趣、讓我產生創作激情，才會欣然命筆。這也是我在基層寫戲幾十年中的深刻體會：一定要寫感動自己的題材，要是自己都感動不了，怎么能感動觀眾、吸引觀眾？

我一直留心明代倭亂問題，因為戚家軍抗擊倭寇最大戰役是在我的家鄉仙游打的。我現在的居住地更是當年發生鏖戰的古戰場，“十八戰”“九戰尾”“五百洗”“無頭嶺”這幾個地名，至今說起來還令人驚心動魄；“初二探亡日”“白額春聯”“初五補做大歲”等發生于倭亂時期的特殊現象，也早已演變成仙游人的風俗習慣。因此，當我在幾年前偶然發現明代嘉靖年間寧波有位生員曾乘槎浮海招安倭寇首領王直的故事時，立刻引發思考——倘若當年招撫成功，禍害東南沿海多年的倭患豈不平息了嗎？明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莆田、仙游百姓正沉浸在準備春節的歡樂時刻，倭寇突然侵襲，兩個城池都被攻陷，數萬百姓被殺害，房屋被毀無數，尸橫遍野，萬家哀慟……于是我產生寫戲沖動，很快寫出《浮海孤臣》。

回顧歷史劇創作歷程，另一大感受是作品只有寫出思想境界、發時代新聲，才能受到大眾喜愛。我寫《傅山進京》，不是頌揚他反清復明，而是凸顯他對自立自強人格的呼吁。我寫《于成龍》，不是簡單謳歌一個廉吏，而是寫他被革職之后，依然具有士大夫擔當精神，勇于接受巡撫委托去東山處理民變。理性地看，于成龍的勸撫是對百姓最有利的舉動！這樣，我寫的晉劇《于成龍》就不落俗套，有了鮮明個性。

寫歷史劇還要善于藝術虛構。三年前，秦腔名旦齊愛云邀請我以清末涇陽安吳堡女商人周瑩為原型寫戲。史料記載周瑩給慈禧捐獻50萬兩銀子之后，二人有過徹夜長談，我感興趣的是周瑩究竟為什么要捐獻巨資？徹夜長談究竟談了些什么？能不能在此基礎上大膽地進行藝術虛構？我仔細搜尋史料，發現同一時間的另一歷史人物——作為陜西維新派領袖的關學大儒劉光賁，當時與康有為并稱“南康北劉”。“戊戌變法”失敗后，劉光賁被當作“康黨”革去山長之職，慈禧在西逃時會不會命令抓捕劉光賁，以保障自己安全？周瑩會不會為營救劉光賁而設法覲見慈禧？夜談有沒有可能圍繞這個事件展開？這個猜想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有史實作依據。周瑩曾助劉光賁辦學印書，她的先進經商理念明顯得益于關學和劉光賁的維新思想。想到這兒，我喜出望外，才思泉涌，很快就寫出秦腔歷史劇《關中曉月》，塑造了以周瑩為原型的戲曲藝術形象商英。

創作歷史劇與編寫歷史教科書不同，寫戲離不開史家提供的史實，但更要在史料基礎上發揮豐富的藝術想象力。史家重在“事”，編劇重在“人”；史家重在“史”，編劇重在“戲”；史家重在“實”，編劇重在“心”；史家重在“理”，編劇重在“情”；史家重在“直”，編劇重在“曲”。用傅山的話來說，編劇要“曲盡人情，愈曲愈折；戲推物理，越戲越真”，情節越曲折，人物形象越鮮明，戲才越好看，“即此半假半真局面，卻是大開大合文章”。

鄭懷興，生于1948年，福建仙游人，國家一級編劇。代表作有歷史劇《新亭淚》《林則徐》《傅山進京》《關中曉月》《浮海孤臣》《嵇康托孤》、現代戲《遺珠記》《鴨子丑小傳》等，出版《戲曲編劇理論與實踐》《鄭懷興戲劇全集》。首批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曾獲全國優秀劇本創作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文化部文華大獎、中國戲劇獎·曹禺劇本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