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澤民（左）和本文作者在廢墟酒吧合影。

凱爾泰斯·伊姆雷（1929-2016），匈牙利猶太作家，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重逢余澤民先生，已是暮秋，南國的深圳，空氣也清涼起來了。披肩長發，絡腮胡子，敦厚身材，記得去年第一次見面時，余澤民就笑著自嘲，在酒吧，經常有人拿著小本子找他簽名，將他錯認為搖滾歌手。定居布達佩斯的20多年光陰，在他的身上定格成了波西米亞式的隨性與浪漫。

余澤民那頭引人注目的長發，較去年似乎稀疏了些，這大概是他一年來埋頭翻譯的明證。他一心想把匈牙利當代文學中的經典譯介到國內，迄今已出版譯著30余本，新近出版了薩博·瑪格達的《鹿》和馬利亞什·貝拉的《天堂超市》。自晚清“開眼看世界”以來，國民視野漸開，這與翻譯家們的努力分不開。正如當代人文主義批評大師喬治·斯坦納所說，“如果沒有翻譯，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這些年來，余澤民憑借著自己出色的翻譯作品，被中國多家媒體稱為“匈牙利當代文學的代言人”，并獲匈牙利政府頒發的“匈牙利文化貢獻獎”。近年好評如潮的凱爾泰斯《船夫日記》、馬洛伊《燭燼》等書的漢語譯本，就出自他的譯筆。

在深圳

重逢一顆童心

余澤民平易近人，沒有架子，甚至還有些羞澀。在深圳中心書城紫苑茶館，不大的房間里有教授、作家、書城工作人員、中文系大學生、熱心聽眾等各路人士，皆能與他自由對話，交談文學經驗或生活瑣屑。這種賈寶玉般的平常心，大概源自經典文學長年累月的滋養，消解了成人世界的世故，從而讓人進入返璞歸真的妙境。大概寫作與翻譯到了一定境界，就會擁有一顆劉再復所說的童心。

這場“深圳晚八點”講座的現場座無虛席，余澤民這次帶來的講題是“人會越來越像自己讀過的書”。他慶幸自己有一位當圖書館館員的表姐，使他在少年時代就讀了《牛虻》《紅樓夢》等經典小說，于心中埋下了文學的種子。“我表姐讀《牛虻》給我聽，怕我不理解，故意讀成大蒼蠅，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的講述舒緩而赤誠，富于精確的細節和深廣的歷史感。席間，余澤民向鄰座的我提起了去年出版的馬利亞什·貝拉的《垃圾日》（花城出版社）和艾斯特哈茲·彼得的《赫拉巴爾之書》（上海人民出版社）。我立刻有些羞愧地坦白這兩本還沒來得及看。他微微一笑，說這些小說對青年寫作者具有啟發意義，接著開始講述《垃圾日》里的故事：一位饑餓的大嬸在夜幕下的垃圾桶里翻找食物，有一次，她找到了半截人體的殘肢……那本書怪誕迷人的氣質立刻吸引了我，接下來的兩周，我找來那兩本書，連同余澤民今年譯介的薩博·瑪格達的長篇小說《鹿》（花城出版社），一并讀了，再次感受到匈牙利文學的迷人氣質和人道主義光輝。

在柏林

邂逅命中貴人

說起余澤民的譯作，當然繞不開匈牙利猶太作家凱爾泰斯·伊姆雷。早在凱爾泰斯獲諾獎之前，余澤民就讀過他在匈牙利出版的全部書籍（共九本），并在一場讀書會上見過他一次。凱爾泰斯作品中呈現的真誠與深刻讓余澤民萌生了翻譯他代表作的想法。余澤民當時詢問了出版凱爾泰斯著作的出版社，了解到當時凱爾泰斯已出版的所有書籍在匈牙利的總印數不超過7000本。

余澤民第一次跟凱爾泰斯單獨會面，地點是柏林的一家旅館。那是余澤民第一次去柏林，路途不熟，遲到了近一個小時。令他感動的是，當時剛剛獲頒諾獎的凱爾泰斯還在耐心地等他，一見面就給了他一個熱情的擁抱。“柏林永遠是一座興建中的城市，第一次來柏林的人總會遲到。”凱爾泰斯見面時的第一句話讓余澤民畢生難忘。因為匆忙趕路而大汗淋漓的余澤民從背包里掏出自己翻譯的中文版《船夫日記》，請凱爾泰斯簽名。當時凱爾泰斯已經患上帕金森癥，簽字的手不停地顫抖，讓余澤民心中不忍。可是凱爾泰斯不僅簽了字，還在書的扉頁上寫下了一句話送給余澤民，“感謝您為人類的墮落作證”。過了大概半小時，凱爾泰斯說剛才簽名忘記寫日期了，又拿回那本書認認真真地簽上日期。接著，他邀請余澤民一起吃飯、喝咖啡。原本約定一個小時的會面持續了整整四個小時。臨別時，凱爾泰斯再次擁抱這位中國譯者，感謝他翻譯自己的書，由衷地說“世界上所有翻譯過我作品的人，都是我的親人”。“凱爾泰斯的真誠令我非常感動。翻譯他的作品，真正改變了我的命運和處境。從那以后，我選擇翻譯對象的時候，看的不是作家的名氣，而是作家身上那種能打動我的品格。”余澤民說。

在這次會面之前，余澤民幫助作家出版社拿到了凱爾泰斯《英國旗》《船夫日記》《另一個人》《命運無常》四本書的版權，并承擔下翻譯工作，在短短一年半的時間內完成了這四本書的翻譯。“人生第一次接到一個這么正式的工作，而且這是一個諾獎作家的作品，翻不好等于是原著的殺手，責任非常大。”余澤民說。正是翻譯凱爾泰斯的那四本書，讓余澤民在華語翻譯界聲名鵲起。“凱爾泰斯是我生命中的貴人，正好在我做好了準備的時候出現。”余澤民感慨道。

在布達佩斯聆聽流浪故事

今年夏初，我有幸在布達佩斯李斯特廣場旁邊的一家露天酒吧里，見到了余澤民一家，他端莊的匈牙利妻子和兩位漂亮的混血兒。不大的廣場上，人們伴著民族樂曲載歌載舞，那歡樂場景恰如余澤民在長篇自傳體小說《紙魚缸》中所述，“匈牙利是狂歡的民族”。晚餐時分，他帶領我們到布達佩斯皇宮喝了地道的匈牙利牛肉湯。

到了深夜，余澤民見我依然興致勃勃，便帶我去了當地著名的“廢墟酒吧”。店如其名，“廢墟酒吧”是二戰時期留下來的廢墟，墻體破破爛爛，墻面遍布涂鴉，卻顧客眾多，徹夜熱鬧非凡。我們于人群嘈雜中尋個座位，各自點上一杯當地的皮爾森黑啤酒，然后聽他講述自己在布達佩斯的流浪經歷，像是在閱讀一本傳奇小說，真是一種極大的精神享受——異國朋友接濟生活，吃百家飯穿百家衣，借宿在作家朋友家……對于那段流浪經歷，余澤民毫不避諱，常常就此侃侃而談。

余澤民1989年畢業于北京醫科大學臨床醫學系，同年考入中國音樂學院攻讀藝術心理學碩士研究生。讀了兩年研究生后跟隨當時的出國熱潮，去了免簽的匈牙利。初到布達佩斯的那年，他剛滿26歲，舉目無親，完全不懂匈牙利語。他先在一家匈牙利人開的中醫小診所中找到了一份臨時工作，憑借著本科時代學習的醫學知識掙錢填飽肚子。兩個月后的一天，他一早去診所，發現診所空了，自己再次無依無靠，不由得坐在地上放聲大哭。

幸運的是，余澤民接下來遇見了一批匈牙利作家，并與他們成為朋友。從1991年到2000年，他在最落魄的近十年間，沒有一份正式的工作，靠著匈牙利朋友的接濟生活，“有的朋友家里住上一年、兩年，有的朋友家住上一個月。”

“當時有大把的時間和大把的朋友，就像凱魯亞克《在路上》的那種狀態，隨便誰把我帶到哪兒，只要有人搭理我，我就特別高興。”余澤民回憶起那幾年的波西米亞式的流浪生活時說。《在路上》，就是他閱讀的第一本匈牙利語小說。

正是那些異邦的作家朋友，使他的命運悄悄變化，引領他走上了翻譯和寫作的道路，“猶如命中注定”。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是余澤民的第一位匈牙利作家朋友。初次見面，拉斯洛就把余澤民帶到自己家里，還站在臺階上彈著吉他朝他唱歌。余澤民開始嘗試著閱讀并翻譯拉斯洛的書，拉斯洛的長篇小說《撒旦探戈》中文版于去年由譯林出版社推出。

那些年，余澤民腰間有一串鑰匙。每一把鑰匙都是他的匈牙利朋友怕他無家可歸給他的。后來，那串鑰匙越積越多，以至于他經常弄混。匈牙利人的友好熱情和真誠善良給他留下深刻印象。“我那時候朋友特別多，朋友演出了帶我去，朋友上課帶我去，朋友去酒吧也帶著我。如果哪天沒和朋友出去，那我肯定是在讀書。我的匈牙利語就是這樣熟練起來的，同時也開始嘗試著把他們的作品翻譯成中文。”這段流浪經歷體現在余澤民的長篇小說《紙魚缸》中，書中主人公，客居匈牙利的中國人霽青便過著這種波西米亞式的生活。反叛的青年踏上出國漂泊的旅程，在光怪陸離的他鄉掙扎迷失。余澤民談起霽青的命運抉擇時說道，在和平時期的動蕩年代，他的出走是一種“無知者無畏”的勇敢，出于青春期詩意的魯莽與反叛。這本小說不是簡單的青春流浪小說，它有著更深廣的內核，那就是用記憶的真實抵抗虛構的歷史。余澤民坦言，霽青的體內封閉著多種記憶——他自身的青春記憶，他父母的記憶，鄰居的記憶，佐蘭的父母和鄰居的記憶，本民族的記憶，他民族的記憶……這恰恰呼應了他翻譯的艾斯特哈茲·彼得的《赫拉巴爾之書》里的一段話：“所有的一切都要他來記憶，還有所有的人；他母親的記憶要成為他，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父親的記憶要成為他的，鄰居的記憶要成為他的，警察的記憶要成為他的，所有的一切……”

布達佩斯的那個夜晚，我告別余澤民回到旅館后，由于過分激動無法入眠，便獨自走進午夜之后的街道，感受那座古老城市的氣韻。維也納給人的感覺是高不可攀，布達佩斯則更有人間煙火氣。斑駁的頹墻，路上的流浪漢，徹夜狂歡的市民，凋敝的經濟……我對逛街購物不感興趣，便把很多旅行時光花費在酒館里，常常見到這樣的景象：鄰桌一對老年情侶，點上一首小提琴曲子，品嘗著白葡萄酒，眼神顧盼間流露著濃情蜜意，有時竟旁若無人地當眾親吻起來。這才是生活！可惜自己只是這座城市的過客，就像頑童手中的扁石，瞬間劃過多瑙河的水面，便永久地沉淪到河底去了。

余澤民的流浪經歷令人驚羨，這樣的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心靈的自由。從小到大，他竟然從來沒有過一份全職的工作，大部分的生命時光用在了讀書、寫作、翻譯以及和作家朋友來往上。這恰印證了他寫在一本書（道洛什·久爾吉的長篇小說《1985》）扉頁上的贈言：“自由從來都是相對的，人要學會在不自由中，自由地生存。”那本書現在正立在我書架的頂端，猶如暗室里的一顆朗星。正如斯蒂芬·茨威格所說，文學的天空群星閃耀。余澤民十幾年如一日，給中國讀者帶來了匈牙利文學的璀璨群星。我作為一名青年寫作者，近年愈是閱讀，愈是感到讀書甚少，從而多了幾分仰望星空的謙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