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工作者越是面對紛繁復雜的文藝市場，越要端正敬畏之心，否則危害的不僅是自身清譽，更是整個文化藝術行業的健康，以致透支人們對藝術家群體的社會信任

近期， 反映“慰安婦”群體生存現狀的紀錄電影《二十二》劇組向某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捐款千萬余元，其中，最初“雪中送炭”資助電影拍攝的演員張歆藝將劇組還回來的100萬元再次捐出，導演郭柯則捐出個人收益400萬元。電影主創人員在嘔心瀝血完成這部銘記戰爭受害者的作品之后，還用合法收益幫助“慰安婦”幸存者以及更大的公益事業，這一義舉受到觀眾點贊，讓人們看到青年影視工作者的價值風尚。

這段時間里，評書大家單田芳、表演藝術家朱旭、相聲名家常寶華和師勝杰等先后辭世，人們對這些老藝術家充滿懷念之情，不僅因為他們才藝精湛，在各自領域留下不少經典之作，也是因為他們自尊自重的人品德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兩件事情結合起來看，無論是對還處于成長期的青年骨干，還是功成名就的老藝術家，“文藝工作者”這一身份都意味著沉甸甸的內涵。文藝工作者所能做出的貢獻絕不僅僅局限于才藝與作品，他們的品性、人格、道德操守同樣能對全社會產生不可小覷的影響力。在這個意義上說，“德藝雙馨”絕不是空洞口號，而是內在于文藝工作者的價值追求之中。藝高德正才能贏得人們尊敬，堂堂正正才能“星”光不熄。

毋庸置疑，隨著社會的發展，文藝工作者所面對的時代機遇和挑戰也有所不同。今天，在我國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大發展背景下，政府更多扮演管理者、監管者角色，大量文藝生產主體成為依靠市場謀生的從業者，觀眾與文藝作品的關系也變成消費者購買特殊商品的市場關系。市場效益成為文藝生產的重要考量，對于文藝工作者來說，既意味著更為豐厚的市場回報，也暗含著更為復雜的利益誘惑。

但文藝不是一般商品，它影響人的精神面貌，承載一個民族的文化記憶，肩負文化軟實力建設和國家形象傳播，更涉及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形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藝是傳之千古的事業，其一得一失創作者心中清楚，關鍵在于對手中的創作是否心懷敬畏，是否對得起“天地良心”。越是面對紛繁復雜的文藝市場，越要端正這顆敬畏之心，因為市場非凡的傳播力會使得一件文藝產品的好與壞、一位文藝工作者形象的正面與負面，影響億萬觀眾。

前面提到的幾位老藝術家，他們的藝術創作之所以贏得觀眾認同，其一是因為他們所從事的評書、相聲、話劇、影視表演都是很有觀眾緣的藝術形式，評書、相聲是有中國特色的民間曲藝，而話劇、影視也是20世紀初就在中國生根發芽的大眾文藝；其二，暫且不說話劇、影視本身就是一種現代社會的藝術，其實評書、相聲也經歷了從舊文藝向新文藝的轉變。這種轉變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方面是從表現舊道德、舊倫理的通俗文化改造為展現新社會、新文化的人民文藝，另一方面是把這些在傳統社會受歧視、受封建制度剝削的藝人轉變為受人敬仰的人民藝術家，他們不再是乞求觀眾賞飯吃的藝人，而是堂堂正正的文藝工作者。

從這里可以看出，盡管在文化市場發展繁榮的背景下，盡管大多數文藝工作者已經離開體制變成市場雇傭關系下的演員、明星，但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保障之下，從事文藝創作依然是一份受人尊敬的職業，不同文藝領域的領軍人物依然是受到主流社會愛戴的藝術家，這是很多西方發達國家都不具備的文化藝術行業的制度優勢。比如，中國依然保留各級專業化的文學、藝術協會，對各種地方性的文化演出團體提供國家資助。因此，文化產業不能簡單以市場效益為唯一參照，相較而言，社會效益、文化效果更為重要。那些為了票房、收視率而惡意炒作、天價片酬、不正當競爭甚至為了高額回報不惜觸犯國家法律的行為，危害的不僅是文藝工作者自身清譽，更是整個文化藝術行業的健康，是在透支人們對藝術家群體的社會信任。在這個意義上，強調文藝工作者的職業倫理的同時，社會、道德倫理也絕對不能缺位。

新的時代生活呼喚新文藝來反映新聲。文化藝術領域存在著市場化程度高與冷門領域發展不平衡、少數頂尖藝術家與廣大基層文藝工作者在文化資源配置上不均衡、個別從業人員違法亂紀和道德失范等問題，這些既需要管理部門用符合市場規律和法律法規的方式進行結構調整，也需要文化產業投資者、文藝創作者有天地之心，為消費者負責，為國家民族的長遠發展著想，擔負起為子孫后代延續中華民族精神文脈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