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微信上時常看到朋友對社會熱點、文藝作品持有不同的觀點、觀念和主張，雖然每天都有新的熱點出現，但是爭論得再兇，三天以后話題也會轉變。實際上，發表出來的觀點都不是發布者個人的事情，而是我們對社會、思想理論、歷史文化、政治經濟決策的幾種主要立場之間互相的交流。 ”在近日由中國文聯和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舉辦的“第四屆全國文藝評論骨干專題研討班”上，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李德順作了一場名為“近四十年的中國哲學思緒”的講座，講座中他談到如何把握熱點現象背后根源性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這對于我們思考文藝作品創作的方向，如何激濁揚清，建立更加合理多元的作品評價體系，無疑都很有裨益。

“浪花”因思想的流動而跳躍

為什么人們重視的事情總是在變，不是由于善變，而是由于底層“思想的河流”的動向。李德順認為，從哲學角度來看，思潮是思想本身的流動的方向和節奏。社會熱點、現象的變化只是思潮流動中激起的浪花，是最敏感最表層的顯現。他舉例說，近幾十年來，參軍、高考、留學、經商、從政等多個熱門出路輪番登場，熱門學科也是風水輪流轉，哲學、文學曾經最熱門，經濟學、外語、社會學、法學、計算機、數字化等專業也都曾經或仍然是熱門。學術、文化風格也在變化：追求“土”或“洋” 、土洋結合、務實或務虛、雅或俗、奢華或簡樸、確切嚴謹或開放靈活，不同時期的文化風格其現象背后都有深刻的背景。

李德順介紹了把握社會思潮的方法，首先要看“是誰的思想趨勢” ，即思想的主體是誰，是國家主導的思想動向，還是社會輿論、公眾團體或網絡上的思潮。其中，普遍的個人的呼聲也很有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思想觀念、意識情趣在默默地形成思潮、出現新的現象，它們實際的影響很大，在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其次，要看“談論的對象是什么” ，人們把注意力關注到什么事情上、哪些事情上升為重點，或者針對同一個對象有哪幾種思想傾向很活躍、哪種思潮占主導地位，都代表了一定時期人們思想情緒的特點和方式，可以反映普遍性的思維方式的變化。“以正在崛起的、走向現代化的整個中華民族為主體來看，用最高的哲學理論抽象，總結我們這四十年想了什么、怎么想的，不管細致的具體的多樣的現象，對哲學來說不難，但是結論可能比較抽象。 ”李德順談道。

探討價值觀要反思主體定位

準確把握現象然后進行價值判斷是文藝評論的工作，然而面對文藝現象紛至沓來，文藝流派不斷更新，稍不小心就會誤用局部的表面的價值觀念取代核心的價值觀念，喪失價值判斷的主體擔當。李德順談到了哲學是從什么角度、何種層面把握價值觀念，以及何以能夠把諸多具體領域的問題化繁就簡：“關于美的理解自古以來在不停地演變，有現實主義、印象主義、抽象主義、魔幻現實主義等等，但是這些流派根本上還是人類在不同的階段用不同的方式追求美。所以，關于人類最終的追求是沒有階級、民族、地域、宗教的差別，都可以挖到最深的根子里，可以有一致的根本價值觀。從哲學的角度來看，人類思維在不同階段占主導地位的、被大家普遍自覺和不自覺奉行的價值觀有三種類型，功利主義、自由主義、道德主義。 ”

“化繁就簡”并不意味著把文藝作品簡單化為光禿禿的樹干，而是通過從與社會土壤緊密結合的樹根的部分考察它根部的思維方式和社會價值，進而發揮文藝評論引導創作方向的社會責任，并且三大價值主張本身有著更為復雜的價值觀念進步的社會背景。據李德順介紹，功利主義是把人們獲得的直接利益的滿足，作為效果來追求，例如追求經濟、政治、軍事、科技的成功和優勢。功利主義的主體是一個抽象的大多數所構成的整體，不同的功利主義就是功利主義的主體不同，也就是為了誰的問題。但是不同事情對不同人的價值是不一樣的，功利主義的缺點是會把功利理解得太窄，甚至限制為一切都可以用錢來衡量。后起的自由主義對功利主義的摧毀性的批判是，按照大多數人幸福的原則，所導致的最大的惡果是無端地剝奪和侵害少數人的利益，而且歷史和現實當中的很多事例可以證明這一點。自由主義實現了一場思想解放，確認了一個新的主體、新的本位即個體、個人。這種權利和權力結構的改變，對約束公權力、限制政府是非常有力的理論根據和思想根基。不過自由主義也有問題，由于抽象地強調個人，許多社會矛盾在此前提下無法解決，產生了許多無法打破的僵局，比如美國政府是否應該補償印第安人的難題。第三種思潮是道德主義，其主張社會政治的主體既不是抽象的整體也不是個人，而是一定的共同體，共同體以某些美德為價值。李德順曾問其代表人物邁克爾·桑德爾：共同體主義是指某一個共同體，還是一切的共同體，共同體的定位在哪？德性主義來自比康德更古老的亞里士多德的主張，其歷史進步意義在哪？這兩個問題均沒有獲得桑德爾有效的回答。

李德順認為，作為人類思想發展的價值觀的成果，三種價值觀都是現實生活當中確實存在的，在它們自己的范圍內也都是成立的、正確的，不應該互相排斥、互相否定，但是要限定它們的范圍。三種價值觀各有其適用的范圍，各有其特定的主體層次，在相應的主體層次的權利和責任范圍內，人們可以探索最合適的選擇，關鍵是把每個主體的權利和責任明確到位。假如共同體提倡一種道德，應該是自己首先要示范和遵守的道德，而不是唯獨命令別人遵守的道德，因為價值是因人而異的，它是主體的權利和責任。在價值觀問題上，如果對主體的前提和定位不做反思和考察就斷定某些普遍價值，就叫作價值獨斷主義。

從價值論破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和布萊希特體系的難題

厘清了三種價值觀之后，有學員提出如何去認識像張愛玲、周作人這些作家創作的自由和后世評判的高下之間的落差問題。李德順認為，這涉及到文藝評論標準的問題。李德順認為，對于事實的描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萊希特之間沒有差異，而對于評價演員這樣演好還是不好，制定表演的規則和尺度的時候產生了分歧：一個是寄托于觀眾的情感、感覺，另一個是寄托于觀眾的理性、批判思維。“兩種不同的評價尺度，各以社會上的大多數人的思維的需要的某一方面為根據，所以在他們各自所持有的立場和角度上都是對的，就整個社會來講也是兩邊都需要的。他們代表了社會對文學藝術價值追求當中的兩種主體角度、兩種主體尺度。 ”李德順說道。

在一個什么樣的體系中能讓兩種評價尺度相互融洽呢？李德順認為，首先要考慮尺度是對誰來說，側重情感的人就用情感的標準去衡量演員的表演，而側重理性的人就按照布萊希特體系去發展戲劇。國家社會整體的意識形態要讓兩者結合，而不是挑動兩者對立。如果所有人都和布萊希特一個理論水平，上戲院看戲像上理論課一樣也沒意思，如果劇院觀眾都像瘋子似的，見到壞人就可以打死，戲劇也沒法再發展。文藝評論要各自知道自己的尺度、價值標準的有效對象和范圍，讓它在特定的范圍內成立，但是也不要讓它無限膨脹、否定其它的形式。所以首先是理解和尊重，要看對誰來說，同時也要平衡，社會整體的精神文化才能夠保持和繁榮。所以，每一種評價尺度、每一個價值理論體系的主體有自我意識，懂得權利和責任的界限，這一點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