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a Couto photo c Alfredo Cunha（作者授權圖片）

“我沒有以非洲作家的名義在中國出版吧？”采訪即將結束時，莫桑比克作家米亞·科托問他的中譯本新書的編輯。“我是以米亞·科托的名義出版的吧？”

米亞·科托是參加本屆上海國際文學周的唯一一位來自非洲的作家，他三部長篇小說《母獅的懺悔》《夢游之地》和《耶穌撒冷》近日由中信出版社出版，這也是米亞·科托的作品第一次引進中國。

1955年，米亞·科托生于莫桑比克一個葡萄牙移民家庭，父親是當地著名的詩人和記者。他自幼受家庭影響，14歲開始在報刊上發表詩作，大學時修習醫學，期間參與了莫桑比克反葡萄牙殖民的獨立戰爭。1975年莫桑比克獨立后，他投身新聞事業，在多家報刊媒體擔任編輯，1980年重回大學攻讀生物環境學，現在是一名記者兼生物學家。

1983年，他的首部詩集《露水之根》問世。1986年，短篇小說集《夜晚的聲音》在葡萄牙出版，引發國際關注，此后作品不斷，并斬獲多項文學大獎：1992年長篇小說處女作《夢游之地》入選“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十二部非洲小說”；2013年獲得葡萄牙語文學最重要獎項卡蒙斯文學獎，葡語文學巨擘若澤·薩拉馬戈、安東尼奧·洛博·安圖內斯都是該獎項的獲得者；2014年，他擊敗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獲得有“美國的諾貝爾獎”之稱的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加西亞·馬爾克斯、切斯瓦夫·米沃什等人都曾在諾貝爾獎之前榮獲該獎；2015年他憑借《耶穌撒冷》入圍國際布克獎終選名單，該獎項被視為諾貝爾獎重要風向標；2017年，他的最新作品《母獅的懺悔》入圍國際都柏林文學獎短名單。到目前為止，他的作品已被譯成二十三種語言，是當下非洲文學和葡語文學的中堅力量，在世界范圍擁有廣泛的讀者群。

借著來上海參加上海書展的機會，米亞·科托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

《母獅的懺悔》封面

身為女性，每天醒來都是一場戰爭

“身為女性，每天醒來都是一場戰爭”，這是《母獅的懺悔》一書中文版腰封上的一句話。腰封上還有一句話：“我，馬里阿瑪，犯了兩重罪：一是生于此地，二是生而為人。在庫魯馬尼，一個無法生育的女人還不如一件東西。她不存在。”這是一個講述女性受父權壓迫的故事。在小說里，馬里阿瑪的姐姐在一次獅子攻擊事件中喪生。當外來者阿爾坎如帶著捕獅的任務來到村莊，馬里阿瑪的生活陷入混亂。她被父親囚禁在家，過去飽受虐待的痛苦回憶逐漸釋放，她開始寄希望于阿爾坎如的拯救。與此同時，獵人在荒野里找尋獅子的蹤跡。他懷疑，眼前看到的并非全部真相。隨著獵捕行動的進行，庫魯馬尼村莊變得比外部世界更加危險。村里的男人發覺自己受到外來者的威脅，傳統文化受到現代的巨大沖擊。兇殘的動物一步步逼近，人們開始認識到，也許母獅并非真正的獅子，而是女性用巫術召喚出的古老神靈。

小說取材于米亞·科托看到的真實事件，因此，他在采訪中表示，小說里描寫到的那種莫桑比克農村社會里女性受壓迫的現象，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

“是的，那是一種非常暴力的文化，我是從城市來的，但在農村，那里完全沒有什么現代的氣息。當地的女性12、13歲就結婚了，她們也不能選擇和哪個男人結婚。一個男人家里會有六七個女人這種現象很普遍。強奸也非常普遍，當然現在當局開始采取措施。”

米亞·科托談到，在莫桑比克沒有針對女性的割禮，那是其它非洲國家的傳統。但他也談到莫桑比克當地有一種針對女性的生理虐待，比如讓陰道變形，這樣男性會有更多快感。

盡管《母獅的懺悔》處理的是女性壓迫這一經典的女性主義議題，但是米亞·科托抗拒女性主義作家這樣的標簽。“我覺得我是個作家，就應該對這些事情表現出更積極的興趣。就全世界來說，不光是莫桑比克，女性依然處在受壓迫的位置。所以我覺得很自然，我不需要刻意表明說我是一個女性主義作家。我會寫這個議題，只是因為我不可能以另外一種方式寫作。”

《耶路撒冷》封面

事實上，米亞·科托對許多標簽都抱持著懷疑和距離，比如他的寫作經常被貼上魔幻現實主義的標簽，但就像馬爾克斯一樣，他也不認為他寫的是什么魔幻現實，對他來說，那就是當地人面臨的赤裸裸的現實。

米亞·科托也對非洲作家、非洲文學這樣的標簽心存疑慮。他談到，“確實有一個時期，非洲的作家們會很強調自己是非洲作家，以這一身份團結在一起，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大家面臨歷史挑戰：別人說你們非洲沒有歷史，沒有文化，沒有文學。”

但是在米亞·科托看來，對于新一代作家來說，這一標簽化也是有危險的。“因為這很容易變成一種獵奇的異域情調的東西，仿佛因為你是非洲人，所以你才被接受。其實你就是一個作家，就好像一個歐洲的作家不需要說自己是一個歐洲作家，我就是一個作家。”

米亞·科托8月16日在思南公館與梁鴻、胡桑對談。（作者授權圖片）

“我在尋求一種隱喻式的敘述方式”

在提到米亞·科托的創作時，都會談及他將葡語和莫桑比克民族性相結合，通過添加詞綴、舊詞合并等方式創造新詞，使非洲口頭語與歐洲葡語詞匯融合。

莫桑比克談到，在今天的莫桑比克，依然保留著講故事的文化傳統，即便很多人受過良好的教育，能寫能讀，他們還是很喜歡講故事。“在議會上，當議員們在討論經濟等大問題的時候，他們發現用講故事的方式可以解釋得更清楚。我舉個例子，１９９４年，內戰后第一次選舉的時候，那個時候大家沒有投票的意識，因為過去領導人都是來自大的佃戶，所以當時需要給大眾進行公民教育，讓他們明白為什么要投票。那個時候作為一個生物學家，我在一個小村子里，有一個新黨派的人在那里宣傳自己政黨的方針，他告訴村民們如果你選我，我會給造學校，建道路。然后村民們就說，啊，你真慷慨，遠道而來要給我們幫助，你的做法讓我想到那個猴子和河的故事，除了我和那個政客，在場的村民都知道這個故事。然后那個政客就說，我來自另一個文化背景，你能不能講給我聽。然后村民就說，一個猴子在河邊走，他看到河里一條魚，就魚說，可憐的魚啊，你快被淹死了，我必須要救你。然后就要把魚從水里撈出來，魚就反抗說你怎么知道我要死了，你怎么知道我過得不好。其實村民們講這個故事是在諷刺那個政客，這個故事很有象征性的意義。”

米亞·科托談到，對我來說，他可以非常方便地接觸到口頭文化，因為那是一個非常開放的社會，人們會很喜歡拉著你跟你聊天，講故事給你聽，希望獲得你的注意。“我受的教育是非常看重理性的，教你什么是真實的，什么是假的，我擔心的是會失落那種隱喻式的思維和說話方式。如果你是一個父親，你會對你的孩子說，那是一種隱喻式的思維方式，更有效率的交流方式就是更直接，更實際，所以我們失去了一些只能通過隱喻來理解事物的能力。”

米亞·科托講到，這種口頭的、講故事的傳統對他影響非常大。“我在尋求一種隱喻式的敘述方式，還有一點，在口頭文化里，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物質那么客觀的。它往往是一個景觀，一個場景，那種文化里，萬事萬物都是有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