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陳明，中國作協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曾任哈爾濱文藝雜志社社長、總編輯。《小說林》、《詩林》主編，哈爾濱市作家協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等。1977年開始創作發表文學作品，現已有四百多萬字的作品問世。在國家級出版社及各類期刊出版發表了長篇小說，長篇紀實文學、中短篇小說、散文、詩歌等百余部、篇，并有電視劇、話劇等演、播出。曾獲得國家文化部、中國人口文化獎、全國廣電總局及東三省、省政府文藝精品工程，省委宣傳部、省作協、市文學大獎等三十余項。

1946年3月，大地回暖。一隊革命青年背起簡單的行囊從延安出發了。他們是帶著中國共產黨的“扎根群眾、發動群眾”的使命，向著東北行軍?！皷|北很大，落腳何處得走著瞧。”除了途中坐了三段短途火車和在內蒙古大草原搭了一段長途汽車外，他們一路靠布鞋跋涉了數不清的山山水水，歷時五個月，秋風落葉時到達了哈爾濱。

李清泉老師就是這支隊伍中的一員。

進入國際化的大城市，他們穿得比這個城市的貧民還破舊，因囊中羞澀而不修邊幅?；燠E于大街上華洋雜處的人群中，當地人一眼就認知“這是八路”。

但他們滿不在乎地目空一切，視城市的燈紅酒綠如浮云，怡然自得地在馬路上晃蕩……

他們那么瀟灑和自信，因為他們“既有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影響，也有艱苦卓絕的革命實踐”。

更重要的，他們有“中國知識分子高潔自持的精神品格”。

三年后，李清泉老師載著滿滿的開拓者的收獲離開哈爾濱，“這個作為解放戰爭初期便留在我們手中的唯一大城市，巍然屹立在我的身

后……”

李清泉老師南下，繼續他的革命征程。

1957年，這個風塵仆仆正當盛年的戰士，在“反右派運動”中被莫名其妙地“派右”。

他自己選擇來哈爾濱“改造”。

短短十二年，當他以異樣的身份再次推開這座城市的門，是什么心情？

“這一開銷就是二十一年！”

1976年，《哈爾濱文藝》雜志（《小說林》雜志的前身）停辦了十多年后復刊。第一期剛面世，在籌備第二期稿件的時候，我從工廠來到編輯部，從此和李清泉老師共事三年。李清泉老師1978年回北京后，我感覺著在一個很遠的地方，我還有一個父親，讓我時時刻刻牽掛著，只要一有機會我就去北京看他，直到2010年他去世。那一天，李清泉老師的大女兒李丹妮大姐來電話說，李老師走了。盡管有思想準備，我的心還是一下子沉落得自己感覺不到。我說，我現在說不出話，等一會兒我給您回……

這些年，一直想寫點兒紀念李清泉老師的文字，每當回憶涌上心頭，話卻不知從哪兒說起。

1976年，我在工廠當學徒工，業余時間好舞點小文墨。下了夜班也不睡覺，寫了篇自己管它叫“小說”的東西交給了我們廠宣傳部的張部長。熱心的張部長便開始給我四處投稿。按照規矩，稿件在未發表之前是不允許一稿兩投的，張部長行伍出身，不明就里，加上愛徒心切，居然就來了個一稿三投。投到省里的報紙一份，省里的文學雜志一份，還有一份就投到了剛剛復刊的《哈爾濱文藝》雜志了。過了不長時間，省里報社郵來了一封退稿信，上面手寫：陳明同志，此稿不用，希望你認真寫好無產階級革命派和走資派斗爭的故事。投到省里文學雜志的那一份石沉大海。而投到《哈爾濱文藝》雜志的這一份稿件便落在了李清泉老師的手里。從此開始了我們三十多年的師生緣分。

李清泉老師在發稿簽上的其他評價我不記得了，但最關鍵的一句話我永遠都不會忘。他寫道：這篇作品作為小說發顯得單薄，作為散文發可以排頭。

這個稿簽我珍藏了許多年，還有李清泉老師給我開列的讀書單，以及李老師回北京后的幾封書信。直到2007年我家的老宅子遭遇了開發商的強拆，在沒有得到通知的情況下舊宅一宿被夷為平地，好多珍貴的文字收藏都湮沒在廢墟里，從此我永遠丟失了李清泉老師的筆跡。

世間的戾氣都是這么培養出來的嗎？

在收到省里報社退稿信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正在車床旁干活，張部長來通知我，說文藝雜志社讓我下午去開作者會。在這之前，我只是知道張部長在為我四處投稿，但都投到哪兒了我并不知道。我問，文藝雜志社是個什么單位？他們為什么找我？張部長說，可能是你的稿子有消息了。我一看車間墻上的掛表，時間已經很緊張了，就匆匆洗了手，油漬麻花的工作服都沒來得及換，就此離開了工廠。

雜志社當年設在道里區工廠街12號的一個三層的小樓里。工廠街全長有1100多米，西南起北安街，東北止濱洲鐵路并連接一面街，小樓在這條道路末端的硬拐角。有風刮起塵土便止于這里，雨來了就很泥濘。小樓有些年頭了，從外觀看很破舊，墻皮脫落，紅磚外露，屋頭的小樹根有手腕粗。那時候市文聯還沒有正式恢復，雜志社也沒有自己的牌子，門口掛了一個豎版的“哈爾濱文學評論室”，白牌黑字，這便是如今的文學期刊《小說林》的“前世”了。

會議由評論組的趙連城老師主持，開了一下午。內容無非是要加強和作者的聯系，請大家積極投稿等等。會議結束后我被時任總編霍呈祥老師留下了。他說，雜志社剛剛組建，沒有女編輯，問我是否可以來一邊學習一邊工作。

我求之不得。

第二天早晨我就來雜志社上班了。樓道很暗，因為樓里還有住戶，咸菜壇子酸菜缸的味道很濃。剛走到二樓的拐角，迎面背光處下來一個和藹可親的陌生人。他說，來上班啦？我說來學習。他說，這兒的人復雜著哪，你年輕，接觸人啥的可加點兒小心。

我屏住呼吸，悄悄地點頭，果然加上了十二分的小心上了三樓，推開了小說和詩歌組辦公室的門。

光線很暗，濃濃的煙味兒直嗆嗓子，辣辣的覷著眼適應了半天，才看清這是一間狹長的屋子，門口有一個瘸腿的凳子，凳子上放著掉了瓷的白臉盆。再往前走有一個看不清原來什么顏色的小方桌，桌上放著高低不等的瓶瓶罐罐，里面好像是醬油醋鹽之類的東西，還有飯盆和筷子?？繓|西墻排列著兩排小學生課桌一樣的辦公桌，長條木頭凳子，四根的那種。透過煙霧極目遠望，屋的盡頭是一面窗子，窗下的東西桌旁坐著兩個老頭，臉對臉，手指里都夾著煙，抽得正兇。角落里，有一張大約一米寬、兩米長的木頭床。一床薄被，床上鋪著深藍色的床單。

我很快就知道了，靠左邊這個老頭是支援老師，中國作協1995年認定的哈爾濱市唯一抗戰作家，但當時是“歷史反革命”，有著“總也交代不清的歷史問題”；靠右邊這個老頭就是李清泉老師，“大右派”，原是《人民文學》的編輯部主任。他就住在這兒，這間辦公室同時也是他的臥室他的廚房他的家。

這就是我要“加小心”的人嗎？

李清泉老師見到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我的稿子，上面用大頭針別著那篇我珍藏了好多年的稿簽。那上面的內容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吹嚼罾蠋煂ξ易髌返脑u價，我的心激動得怦怦跳。在這之前，我只在報紙上發過豆腐塊。

李老師說，發稿時間還來得及，你拿過去仔細看看。

我找到自己的座位，翻開稿子，才明白李老師讓我看什么。

我們這一代人，世稱“70屆”，小學四年級便被卷入“文革”，從此基本和正規教育拜拜了。我的稿子錯別字很多，都被李老師一一改正過來。錯字在稿紙上涂紅，是按照字在方格里的面積涂的，不留白，四四方方，規規整整，離遠看，是一個個紅方塊，然后用一條紅線拉出來，在稿紙的白邊處把正確的字寫上，畫一個圓圈。不通順的句子涂的是長方形的紅塊，改過的句子寫在上面，用的是一色標準的正楷，清清楚楚。

直到后來我一直當到了雜志社的總編輯，將近四十年的編輯生涯，我在修改別人的手寫稿件時，沿用的基本上也是這樣的涂改法。

我這個小見習編輯每天早晨來得都比別人早，第一個見到的總是李清泉老師，在這之前，他在這個陰冷潮濕狹長的辦公室里不知住了多少年了。每天早晨都看到他背著手滿地轉悠，從東邊轉到西邊，再從西邊轉到東邊，塑料底的懶漢鞋在水泥地上發出啪噠啪噠的聲音。

我習慣問的是：李老師您吃飯了嗎？

李老師回答的也總是那句話：我早晨不吃飯，就喝一點兒牛奶。

李清泉老師是江西人，他說“牛奶”發音是“流lai”，三聲。

等到辦公室里其他編輯來得差不多了，李老師也停止了轉悠，這是鍛煉完畢了吧，他在桌前坐下，開始看稿、編稿。李老師高度近視，他說是先天的，牙齒沒壞眼睛就壞了。他戴著厚厚的眼鏡，兩個眼睛在一圈一圈的鏡片后顯得很小，加上屋里光線暗，他舉著稿紙貼在他的鼻子尖前上下拉動。他時而痛心疾首，時而點頭贊許，好像作者就在跟前站著一樣。

累了，李清泉老師和支援老師就開始臉對臉地坐著抽煙。一口煙進去，支援老師大口地咳，他有嚴重的肺氣腫病，有時一口氣緩不上來，臉憋得通紅，使勁跺腳，然后再抽不誤。李清泉老師不咳，很是淡定從容，一口煙緩緩進去，憋氣，再憋氣，等到非換氣不可的時候，嗓子眼里“忒兒”的一聲，鼻孔一扇呼，煙霧沒了。有人說，那才是真抽煙的哪，把煙都吃了。

屋里本來很暗，加上煙霧籠罩，就更暗了。夏天的時候，房頂漏雨，棚上用塑料布接著。時間長了，塑料布就黑了，東一條西一片地耷拉下來，在濃煙里幽幽搖動。

李老師教我的辦法很獨特。他知道我這個中學畢業生底子薄，談不上文學鑒賞和文字功力，原先那點業余愛好遠遠處理不了一個專業編輯的業務。開始的時候，他把自己寫好的稿簽和編好的稿子讓我看，讓我自己去體會。然后讓我看大量的自由來稿，每一篇退稿都得像他一樣，手寫退稿信，給作者指出稿件不用的原因，和今后努力的方向。開始時我很膽怯，怕看走眼，把好稿子漏掉。李老師讓我大膽去做，先憑感覺。那個時候，退稿信一天能寫好幾十封。寫完后裝在信封里，我先不封口，因為我發現李老師常常把這些信和稿拿去再看。

與此同時，李老師給我開了一個長長的書單，我記得從希臘神話開始，古今中外很多名著都在其列。李老師說，這都是一個文科大學生必看的。那個時候，高考還沒有開始。

慢慢的，我有了底氣，退稿信寫完也敢封口了，有時洋洋自得地把編好的稿子拿去給李老師看，可那時也是我挨批最多的時候。熟悉李老師的人都知道，李老師說話非常尖刻，他可不管你能不能接受。有一次李老師舉著我編好的稿子剛看了一行，就捂著嘴笑起來。那種笑完全是嘲笑，或者是訕笑，我領教好幾次了。

我趕緊湊過去，恭恭敬敬彎下腰，問，李老師笑啥？

李老師蹺著二郎腿，腳尖點地，用煙卷熏黃的手指點著稿子的第一行，說，你瞅瞅，你自己瞅瞅。

這是一篇反映工廠生活的小說，第一行寫著：“傍晚，工廠下班了，人流陸陸續續地奔食堂而去。”

我看了半天，不知錯哪兒了。

李老師說，那人都成“流”了，怎么還能“陸陸續續”？說完李老師又捂著嘴笑。

我無地自容。

也銘心刻骨。

看李老師的稿簽是一大享受。幾乎他的每一篇稿簽都是一個精短的文學評論。我按照李老師的要求，先看稿，然后看他寫的稿簽。寥寥幾筆，或肯定精髓，或切中要害。要修改處，明晰在理，退稿理由，令人嘆服。然后回頭再看一遍作品，便覺柳暗花明、豁然開朗。若干年后，李清泉老師退休不久，曾和李清泉老師共事《北京文學》的編輯建議，把他以前審稿時寫的稿簽集中起來出本書。李老師的回答是：不出。

作為最年輕的見習編輯，我每天來得早，也比別人走得晚，總要把地擦干凈再走。很多時，剩下一老一小，談談文學。我的座位在辦公室的最后邊，緊靠門；他的座位在辦公室的最前面，窗子下。夕陽黃昏中，聽他邊講邊憋著氣吸煙，我邊聽邊納悶，抽進去的煙氣到底去哪兒了呢？

煙霧中，他的剪影慢慢暗下去。

臨走時，和李老師告別：我走啦，你晚上吃什么呀？

擱碗筷的桌子上，只有兩個干癟的青辣椒。

有吃的，有吃的，你路上小心。李老師又開始啪噠著塑料底的懶漢布鞋在屋里轉悠。

我知道李老師愛喝酒，就說，您可別借酒澆愁??！

李老師最不愿意聽這句話。他說，愁？有什么可愁的！

這是我真正的啟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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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學》（精彩閱讀）2018年第8期

創作談

清氣引領

陳明

感謝《北京文學》的楊主編給我再說幾句話的機會，寫完《只留清氣滿乾坤》之后，確實感到意猶未盡。

上世紀70年代，我們《哈爾濱文藝》雜志社的辦公室狹長而又昏暗，像個破敗小學校的教室。狹小的辦公桌像小學生的課桌般兩邊排開，從僅有的一扇窗依次往下，搖晃的桌子腿直抵后門掉了漆的洗手盆。后來聽說這個公用的洗手盆常被一個長了痔瘡的編輯拿到衛生間去解決病痛。

除了終年的舊木板酸菜缸發出的霉臭味外，還有季節性的陰冷和潮濕。

李清泉老師就坐在窗下的第一個桌子邊。我坐在最后邊靠洗手盆的位置。這是因為，《哈爾濱文藝》自上世紀60年代初停刊，70年代后期復刊后，李清泉老師是最早調來辦刊物的，也是所有編輯中資歷最深、年紀最大、眼神最不好使的。而我，年紀最小，中學學歷，剛剛從工廠“摻沙子”進來。

我沒有認識李清泉老師之前，先認識了一股煙氣。

那一刻，李清泉老師背對著門，正坐在桌前審閱稿件。他的臉幾乎貼在桌面的稿件上，一手拿著筆，一手掐著煙，整個人籠罩在云里霧里。裊裊煙氣從他的兩肩浮起，再被黑黑的濃密的頭發分割成極密的絲絲縷縷，最后在他的頭部上方凝結成說不清形狀的云絮。

那一刻，你就幾乎說不清這個人究竟在這里已經待了多久，還要待多久，為什么要待這么久。

對于我的記憶來說，李清泉老師只有兩個世界，一個是他面對的窗戶和稿件，一個是他轉過身來，面對現實的世界。他的現實世界常常是一屋子的人。正是“文革”剛結束，一大幫子白發蒼蒼的“牛鬼蛇神”迫不及待等著“昭雪”。怨氣、怒氣和數不清的被迫害故事每天換著版本的灌滿“小教室”。李清泉老師很少摻言。他抹搭著厚厚眼鏡片后面的厚眼皮，蹺著不斷抖動的二郎腿，聽著別人的泣訴，只管抽煙。

傷害豈止在“以前”。

給我印象極為深刻的是，這個時候了還有人在嫉恨他，許是懷疑李清泉老師擋了其升遷通道，竟當面對他貶損之詞無所不用其極。不足五尺之內，李清泉老師面對，無言語，抽煙，深深地吸下去，憋住氣，屏住呼吸，抖腿，更深地憋住氣，不知過了多久，只見眉頭一揚，微微一笑，輕輕咧開嘴角，鼻翼微張，本來呼出的應該是一團濃煙此時全無，需細細察看方能見一縷清氣裊裊拂面，瞬間融入虛無。然后，轉過身，回到他的另一個世界，繼續看稿。

一個人的胸襟能修煉到過濾人間的烏煙瘴氣，這得多深的道行。

若干年后，有一次重逢，我們提到當年的那些事，已經戒了煙的李清泉老師一邊小心地喝著什錦蘑菇湯一邊說：“那樣的壞人，舊社會都很少有，不提也罷?！?/p>

我就是這樣，在一個懵懂的年代一個懵懂的年紀中，熏染了李清泉老師的“二手煙”，并靠它，抵御著世間的濁氣，學著作人和作文。

值此李清泉大先生百年，于是便有了《只留清氣滿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