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眼就把他認出來了，那是1957年巴黎一個春雨的日子，他和妻子瑪麗·威爾許經過圣米榭勒大道。他在對街往盧森堡公園的方向走，穿著破舊的牛仔褲、格子襯衫，戴一頂棒球帽。惟一看起來跟他不搭調的是一副小圓金屬框眼鏡，仿佛很年輕就當上祖父似的。他已經59歲了，體格壯碩，想不看見都不行，他無疑想表現出粗獷的味道，可惜沒有給人這種感覺，他的臀部很窄，粗糙的伐木靴上方是一雙略顯瘦削的腿。在舊書攤和索邦大學出來的大批學子當中，他顯得生氣蓬勃，想不到四年后他就去世了。

好像總是這樣，在一剎那間，我發現自己被分成了兩個角色，而且在相互競爭。我不知道該上前去請他接受訪問，還是過街去向他表達我對他無限的景仰。但不管怎么做對我來說都很不容易。當時我和現在一樣，說得一口幼稚園英語，也不清楚他的斗牛士西班牙語說得怎么樣。為了不要破壞這一刻，我兩樣都沒做，只像人猿泰山那樣用雙手圈在嘴巴外面，向對街的人行道大喊：“大——大——大師！”海明威明白在眾多學生中不會有第二個大師，就轉過頭來，舉起手用卡斯蒂亞語像小孩子似的對我大叫：“再見，朋友！”以后我再也沒見過他。

當時我28歲，是報社從業人員，在哥倫比亞出版過一本小說，得了一個文學獎，可是仍在巴黎漫無目的地飄蕩著。我景仰的大師是兩位極為不同的北美洲小說家。當年他們的作品只要出版過的我一律沒放過，但我不是把他們當作互補性的讀物，而是兩種南轅北轍截然不同的文學創作形式。一位是威廉·福克納，我一直無緣見到他，只能想像他是卡爾迪埃·布勒松拍的那張著名肖像中的模樣，在兩只白狗旁邊，穿著襯衫在手臂上抓癢的農夫。另一位就是在對街和我說再見，立刻又消失在人群中的人，留給我一種感覺，曾經有什么已經出現在我的生命里，而且從來沒有消失過。

不知道是誰說過，小說家讀其他人的小說，只是為了揣摩人家是怎么寫的。我相信此言不假。我們不滿意書頁上暴露出來的秘訣：甚至把書翻過來檢查它的接縫。不知道為什么，我們把書拆到不能再拆，直到我們了解作者個人的寫作模式，再裝回去。但這樣分析福克納的小說，就未免令人氣餒，他似乎沒有一個有機的寫作模式，反而是在他的圣經世界里瞎闖，仿佛在一個擺滿水晶的店里放開一群山羊。分解他的作品，感覺就像一堆剩下的彈簧和螺絲，根本不可能再組合成原來的樣子。對比之下，海明威雖然比不上福克納的發人深省、熱情和瘋狂，卻嚴謹過人，零件就像貨車的螺絲一樣看得清清楚楚。也許就因為這樣，福克納啟發了我的靈魂，海明威卻是對我的寫作技巧影響最大的人——不僅是他的著作，還有他對寫作方法與技巧的驚人知識。《巴黎評論》登的那篇他和喬治·普林頓歷史性的訪談中，他揭示了一套和浪漫時期創作理念相反的說法：經濟的不虞匱乏和健康的身體對寫作有幫助。最大難題就是把文字配置妥當。當你覺得下筆不如過去容易，應該重讀自己的作品，好記起寫作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沒有訪客和電話，哪里都可以寫作。常有人說新聞會扼殺一個作家，其實正好相反，只要能趕快把新聞那一套丟開，倒可以成就一個作家。他說：“一旦寫作上了癮，成為最大的樂趣，不到死的那天是不會停筆的。”最后他的經驗發現，除非知道第二天要從哪里接下去，否則不能中斷每天的工作。我認為這是對寫作最有用的忠告。作家最可怕的夢魘就是早上面對空白稿紙的痛苦，他這番話無異于一貼萬靈丹。

海明威的作品全都顯現了他如曇花一現般燦爛的精神。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對技巧那種嚴格的掌控所建構出的內在張力，在長篇小說廣泛而冒險的范圍中無法維系下去。這是他出類拔萃的特質，也是他不該企圖逾越的局限。就因為如此，海明威的余文贅語比其他作家的更顯眼，他的小說就像是寫過了頭，比例不相稱的短篇小說。對比之下，他的短篇小說最大的優點就是讓你覺得少了什么，這也正是其神秘優美之所在。當代大作家博爾赫斯也有同樣的局限，但他懂得不要貿然逾越。

弗朗西斯·麥康伯一槍射死獅子，可以說給讀者上了一堂打獵課，但也正是寫作方法的總結。海明威在一篇短篇小說中描寫一頭來自里瑞亞的公牛，從頭牛士胸前擦過，又像“轉角的貓”似地快速跑回來。容我斗膽一言，我相信這樣的觀察，就是那種最偉大的作家才會冒出來的傻氣小靈感。海明威的作品充滿了這種簡單而令人目眩的發現，顯示此時他已經調整了他對文學寫作的定義：文學創作猶如冰山，有八分之七的體積在下面支撐，才會扎實。

對技巧的自覺無疑是海明威無法以長篇小說著稱，而以較工整的短篇小說揚名立萬的理由。談到《喪鐘為誰而鳴》，他說并沒預先計劃好故事架構，而是每天邊寫邊想。這用不著他說，看也看得出來。對比之下，他那些即興創作的短篇小說卻無懈可擊。就像某個5月天因為暴風雪，使得圣伊西德羅慶典的斗牛表演被迫取消，那天下午他在馬德里的自助式公寓寫了三個短篇小說，據他自己跟喬治·普林頓說，這三篇分別是《殺人者》、《十個印第安人》和《今天是星期五》，全都非常嚴謹。照這樣說來，我個人覺得他的功力最施展不開的作品是短篇小說《雨中的貓》。

雖然這對他的命運似乎是一大嘲諷，我倒覺得他最迷人最人性的作品就是他最不成功的長篇小說：《過河入林》。就像他本人透露的，這原本是一篇短篇小說，不料誤打誤撞成了長篇小說，很難理解以他如此卓越的技巧，會出現這么多結構上的缺失和方法上的錯誤，極不自然，甚至矯揉造作的對話，竟然出自文學史上的巨匠之一。此書在1950年出版，遭到嚴厲批評，但這些書評是錯誤的。海明威深感傷痛，從哈瓦那發了一封措詞激烈的電報來為自己辯護，像他這種地位的作家，這么做似乎有損顏面。這不只是他最好的作品，也是最具個人色彩的長篇小說。他在某一秋天的黎明寫下此書，對過往那些一去不回的歲月帶著強烈的懷念，也強烈地預感到自己沒幾年好活了。他過去的作品盡管美麗而溫柔，卻沒有注入多少個人色彩，或清晰傳達他作品和人生最根本的情懷：勝利之無用。書中主角的死亡表面上平靜而自然，其實變相預示了海明威后來以自殺終結自己的一生。

長年閱讀一位作家的作品，對他又如此熱愛，會讓人分不清小說和現實。曾有許多日子，我在圣米榭勒廣場的咖啡廳看上老久的書，覺得這里愉快、溫暖、友善、適合寫作，我總希望能再度發現那個漂亮清新，頭發像烏鴉翅膀一樣斜過臉龐的女孩，海明威用文筆中的那種無情的占有力量，為她寫道：“你屬于我，巴黎屬于我。”他所描寫的一切，他曾擁有的每一刻都永遠屬于他。每回經過歐德翁大道12號，就會看到他和西爾維亞·畢奇在一家現在早就變了樣的書店聊天消磨時間，直到傍晚6點，詹姆斯·喬伊斯可能正好經過。在肯亞平原，才看了一次，那些水牛和獅子還有最秘密的打獵秘訣就歸他所有了，斗牛士、拳擊手、藝術家和槍手，一出現就納入他的麾下。意大利、西班牙、古巴，大半個地球的地方，只要提過，就給他侵占了。哈瓦那附近的小村子寇吉馬是《老人與海》那個孤獨漁夫的家，村里有塊紀念老漁夫英勇事跡的匾額，伴隨著海明威的箔金半身像。費加德拉維吉亞是海明威在古巴的避難所，他死前沒多久還在那兒住過，陰涼樹下的房子還保持原狀，里面有他各式各樣的藏書、打獵的戰利品、寫作臺、他巨大的肖像剪影，還有他周游列國收集來的小飾品，這些都是屬于他的，但凡曾被他擁有的，就讓他賦予了靈魂，在他死后，帶著這種靈魂，單獨活在世上。

幾年前，我有緣坐上了卡斯特羅的車，他是一個孜孜不倦的文學讀者，我在座位上看到一本紅皮小書。卡斯特羅告訴我：“這是我景仰的大師海明威。”真的，海明威在死后20年依然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就像那個早晨一樣永恒不滅然而又曇花一現，那應該是個5月天，他隔著圣米榭勒大道對我說：“再見，朋友。”

（1981年7月26日《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