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科技館收藏的亞洲文會橫匾

亞洲文會上海博物院陳列廳

震旦博物院標本庫房

震旦博物院陳列廳

震旦博物院大樓

17、18世紀，自然科學在西方迅速發展，到19世紀至20世紀初迎來了全世界范圍內大規模科學考察與標本采集的“黃金時代”。由西方人士在中國創建的自然史博物館，與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西方早期傳統自然史博物館有著一脈相承的特點，收藏研究是其主要功能和業務重心，這些博物館幾乎享有和大學、研究所同等崇高的學術地位；一些重要的學者都是博物館工作者，廣受學界尊重。

說起上海自然博物館，許多老上海人的腦海里會立即浮現出延安東路上的那座帶西洋風格的6層老式英國古典建筑（原為華商紗布交易有限公司）。在那里，3層樓高的長頸恐龍化石、新疆樓蘭古尸等經典展品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上海自然博物館的前身可以溯源至19世紀中晚期——由英國亞洲文會在上海創建的“上海博物院”，以及法國天主教會在上海徐家匯創建的 “徐家匯自然博物院”（后更名為震旦博物院）。新中國成立后，這兩個博物院遺留在中國的標本、藏品由上海市軍管會接收，成為1956年籌建的上海自然博物館的基礎。現今，在上海科技館（原上海自然博物館）藏品庫房仍可以找到不少標有

“Shanghai Museum”（亞洲文會上海博物院）和 “Heude Museum”（震旦博物院）字樣的標本底座或標簽。

亞洲文會上海博物院的歷史可追溯到1857年。以美國新教牧師裨治文（E.C.Bridgman）為首的18名外僑在上海成立了“上海文理學會”。1859年，“上海文理學會”加盟大不列顛及愛爾蘭皇家亞細亞學會（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總會，名稱改為 “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簡稱 “亞洲文會”。1868年，文會會所選址于上海圓明園路5號（1886年更名為博物院路，今虎丘路20號）。亞洲文會創辦的宗旨是對近代中國進行全方位調查研究，其研究范圍可謂包羅萬象。籌建博物院、圖書館以及創辦會刊是文會的主要任務。早在1864年，亞洲文會就開始設立博物院負責人，進行標本搜集。1874年3月25日，亞洲文會博物院即“上海博物院”正式成立。博物院開始只有兩間陳列室，1933年初，由上海各界中外人士捐助的亞洲文會5層新樓在原址拔地而起，標志了博物院進入鼎盛發展時期。博物院采取理事會負責制，領導成員絕大多數來自英美駐滬領事，經費主要源于上海工部局歷年捐款。

經多年積累，博物院收藏了數萬件動植物標本及文物藝術品，成為近代遠東地區生物標本和文物收藏最豐富的博物館之一。文會博物院每年向社會公布的收藏品目錄，為各類研究提供了一手參考資料。在文會會刊《會報》上，常有重量級研究論文發表。如英國鳥類學家拉圖什（J.D.D.La Touche）1906年發表的《上海博物苑鳥類標本名錄》（The Collection of Birds in the ShanghaiMuseum），及曾任上海博物院院長的英國博物學家蘇柯仁（A.De.C.Sowerby）1916年發表的 《華北哺乳動物研究》，為中國鳥類、哺乳動物研究的奠基之作。文會博物院也是國內最早向社會開放、體現社會公益性的博物館。1930年代博物院每天都免費向公眾開放，節假日照常。除了展示陳列，博物院還舉辦一系列面向社會各類人士的活動，涉及內容豐富，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是難能可貴的。

徐家匯（震旦）博物院的歷史與早期來華傳教士有關。這些傳教士大都具有相當豐富的知識，來到中國后，他們結合傳播科學與傳教創辦了大量文化機構，給國人提供了一個涉足西方文化的窗口。1860年代，第一批訓練有素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陸續到達上海，成立了“江南科學委員會”，確立了徐家匯耶穌會科學工作的中心是建立天文臺和博物院。1868年，法國天主教神父韓伯祿（Pierre Heude）抵滬著手籌辦自然史博物院，當時叫“徐家匯博物院”，院址位于徐家匯天主教堂旁，耶穌會總院南側（今蒲西路220號，徐匯區第二中心小學北側）。1883年 5月，徐家匯博物院專用院舍建成，即位于徐家匯天主教總院南側的天文臺旁。當時的博物院基本不對外開放，收藏的動植物標本主要供自然科學研究所用。院內人員的研究論文、資料記錄等常編輯成冊，寄往歐洲。首任院長韓伯祿神父精通物理、動植物諸學科，他在主持博物院工作30多年的時間內，搜集了大量動植物標本，足跡遍布中國和東南亞。有人統計了一下，韓神父的采集路線長達25萬公里，可以繞地球 6圈。

隨著博物院藏品的日趨豐富，徐家匯的舊舍已逐漸不堪容納大量標本。1930年徐家匯博物院另建新院于同屬徐家匯耶穌會的教會學校“震旦大學”北側，當時位于呂班路（今重慶南路223號，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次年，徐家匯博物院的藏品和當時儲藏在徐家匯土山灣孤兒院中由天主堂葛修士收藏的中國藝術品和古物，一起合并遷入新院舍內，撥歸震旦大學管理，改名為 “震旦博物院”，以紀念創辦人韓伯祿。

1933年震旦博物院新建的院舍共 3層，內分陳列室、研究室、實驗室、圖書室、攝影室等。院舍之南，另建有植物園，養殖各類奇花異草，以供研究。博物院收藏有中國及東南亞地區動植物標本6萬余件，金屬器具、玉器、陶器、瓦器、古尸等文物5000余件。除專供學術研究的植物及昆蟲標本，其他收藏品陳列均對社會全面開放。

震旦博物院擁有極為豐富的動植物標本收藏，尤其是當時經韓伯祿本人厘定的新種模式標本，如今已是無價之寶。2000年，一批極其珍貴、具有重要科研價值的哺乳動物 “模式標本”，在上海自然博物館庫房中沉睡130多年后被重新發現。這批世紀珍寶是由德、澳、英的三位科學家以韓伯祿的一本科學著作為線索，在中國專家的協助下發現的。由于地球上每個物種都只有一件模式標本，而世界上的哺乳動物已基本全部被發現，因此這次發現的價值極為重大。

早在徐家匯博物院成立之初，其建院宗旨即定位于科學研究。博物院學風嚴謹，研究人員主要從事標本分類、考定、研究、著述等活動。每年前往博物院考察的來自世界各國的著名科學家為數眾多。該博物院的研究著述不少是當時的著名學術專著。如首任院長韓伯祿所著《說鹿》一書，被法國教育部定為科學名著，并頒發了獎章；韓伯祿與柏永年、蔣其儀等所著《中華自然歷史志》，開創了以科學方法研究中華尤其是長江流域物產的先河。

回望百年滄桑歷史，或許能讓我們對自然博物館的使命有一個更清晰的定位。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自然、理性和科學。自然博物館收藏的是歷史，讓人思考的卻是未來，承擔著引導公眾理解自然、理解未來的關鍵角色。在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21世紀里，非但不能取消自然博物館的功能，反而更應加強這方面的建設。2015年，一座鸚鵡螺形狀的綠色建筑在靜安雕塑公園驚艷亮相，上海自然博物館以嶄新的容顏再次綻放。

(作者為上海科技館館員,曾任上海科技館館刊責任編輯；上海自然博物館老館搬遷前后圖文參見2015年出版的《五十八年起 上海自然博物館紀念冊》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