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說在國際舞臺上具有影響力的中國藝術家，徐冰是其中繞不開的一位。他用持續不斷、數量可觀、類型廣泛的藝術實踐，深刻影響了中國當代藝術史的書寫。最近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開展的徐冰“思想與方法”展覽，是徐冰在北京最全面的一次回顧性個展。當徐冰不同時期的作品在同一個空間對話時，觀者很難不被他那持久不衰的藝術生命力所震撼。

從上世紀80年代末的不可讀之“書”《天書》，到90年代初打通中西文脈的《英文方塊字書法》、90年代末探討書畫同源的《文字寫生》，再到后來以世界各地標識符號寫成的《地書》……徐冰的藝術創作在不同線索上交叉進行，不走重復路，但又有著一系列強烈個人特質的思想內核：或探討跨文化交流，或關注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或聚焦真實與表象。

很多藝術家曾經非常輝煌，早期功成名就，但隨著年齡、精力的衰減而進入創作力的衰退期。然而，徐冰在每個階段都有新作品出現，且作品不斷跨界生發出新的可能，其背后的不竭動力就是他對所處時代的深刻關注——“你生活在哪里，就面對哪里的問題，有問題就有藝術。”而且，徐冰并不過于關注藝術形式和流派本身，而是更重視社會現實為他帶來的思考內容和思想動力。

在徐冰看來，這次回顧展更像是一個反思的空間。當把跨越四十年的作品放在一起回頭看的時候，他發現這些作品像“鏡子”一樣映照著自己。每一件作品都是大大小小的鏡子，共同構成了一個立體形式的“我”。在他看來，“藝術家一直在不斷建造屬于自己閉合的圓。”

對于繪制這個“圓”的每一步，徐冰認為自己的藝術傾向、風格都不是計劃所得。上世紀70年代，在北京山區插隊務農的徐冰與當地農民和知青共同創辦了手工油印刊物《爛漫山花》，他在這個過程中積累了許多對于漢字間架結構設計中所蘊含的社會政治涵義的認識。90年代初期，徐冰抱著“想要了解什么是當代藝術”的念頭來到紐約，與西方當代藝術進行了“短兵相接式”的交流，對跨文化交流有了更深的感悟。及至新世紀，回國后的徐冰對于飛速發展的社會新現象始終保持高度敏感，這令他的作品與當下社會文化現實始終聯系緊密。

有人問徐冰，做完《蜻蜓之眼》之后，下一步做什么？徐冰坦言：“這個問題其實沒有辦法回答，因為藝術確實不是計劃出來的。如果我還有精力，我仍然是一個對社會命運關注的人，對中國現場非常關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