鐸山刻石 李斯

古代《詩經》中的作者，曾由老鼠產生靈感，創作出《碩鼠》的諷喻詩篇。秦朝宰相李斯也因為有悟于鼠的不同境遇不同生活，而堅定了擇木而棲、修身兼濟的思想，博學萬卷之后尊用三公。北宋《墨池編》錄李斯《用筆法》一文，后《四庫全書》所輯《歷朝書論》又簡約名其《論用筆》 ；至今真偽之說終不一致，卻也能觀窺發端。

李斯善篆書，小篆多要求婉麗且遒勁。又因彼時鐘鼎文字的影響，婉麗并不重要，遒勁才是首位。遒非剛，是行云流水，游刃有余。好似琴弦，雖細細卻能作鏗鏘之聲。荊軻刺秦王所用匕首，與庖丁所用尖刀，都是此種美感，一報金臺動撼之恩，一合桑林至誠之舞，全在“專致”一處。李斯言行律令，盡峻極清，每為專固。若秦王所負八尺長劍就好似是鐘鼎彝文了，需雍雅揮之才好看。當然偶作奮筆也頗能御敵成效，氣力非凡。后來杜甫對李十二娘的描寫，張旭對公孫大娘的頓悟等劍舞，一脈相承了鐘鼎文字的健捷嚴謹姿態和倜儻天真的神情，傳李斯云“先急回，后疾下；如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 ”“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 。沒這一種果敢，或者赴洛舉鼎的英韻，就別模擬鳥蟲篆字，也更別寫大草書了，頂多寫成善舞的長袖，不是水袖也不是廣袖，卻不能有真正劍器的颯爽。不可以有傲氣，但須“要有傲骨” ，亦是如此。這自然和王氏群賢的“筋骨論”密切有關。“筋骨”非是楷行書專用，而是“下筆有神”的通論，貫穿始終。

但這種英勇，亦須要含而不露，才是真正的壯美。荊軻內勇而外和，他所等待的智蓋聶也是，而同行秦國的秦舞陽是外勇內誠，所以此間勇者未如霸者。霸者，除去自身勇武，還要擅擇善任，經營得當。荊氏再待，是為成仁；孟母三遷，是為養德；孔子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是為修身；良禽擇桐木而方棲，君子觀鼠而有悟，是為齊家治國；無分清濁無以明天地，不善取舍又怎能知利害。又如詞牌《蝶戀花》竟然寫熱戀，更叫人觸目驚心。曹翁筆下，大花園里取個名字，還拿“武陵桃源”和“秦人舊舍”突出強調了避亂的含意，所以不用詞牌《武陵春》來歌頌春天也許要好些。所以，達到真正勇、英、豪杰的前提，是深入清醒地了解客觀實際；書寫真正楷行草轉的前提，是深入透徹地學習筆的力與勢。

又如陸游有詩句“滿村聽說蔡中郎” ，記錄了趙五娘故事廣泛流傳的情景。這一故事給蔡邕帶來了不少議論，關云長大戰秦叔寶，一堆人圍著鳳姐這張巧嘴等新意，無奈鳳姐心思不在此處，于是底下就團團的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就散了，一邊是熱鬧非凡，一邊是“冰涼無味” 。一廂真一廂假。這首詩雖是陸游閑居所作，意境卻飽憂不閑。太史公以李相“阿順茍合”“聽邪、廢適”遂“被五刑死” ，司馬子正亦感其受惑而“變易神器、本同末異” ，民間不僅以其不若百里奚之育智安民及王翦之明勢保身，更有誤國亂天下之說；以毀大于譽，雖然太史公也稱其“功且與周、召列” 。蔡邕則是由于董卓所累， “名澆身毀” ，盡管當時已“縉紳諸儒莫不流涕” ，“執政”亦悔之不及，卻也留下了董、蔡一般的印象，后來不少非議而謔。

蔡邕同為樂于選擇、博學廣智之人，也因為當朝重臣一恨而獲罪。與李斯不同處是，他主動選擇避開亂權高官，而不是躋身朝堂。為學當中，不能辨則無從學。不是大家都是寶玉那個和事佬脾氣，炭簍子戴得嘻哈有趣。王國維認為他這種承載了“所有人之痛苦”的主人公，只能走向極端的解脫方式。古今以來，我們的審美卻從來不肯極端，是要中和的。 《讀書論》 ，也不能揪住那幾個兔走鷹隼飛的詞語，一味蠻力、制造禿筆。還是要靜下來，仔細讀一讀。

蔡邕《筆論》開篇：“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后書之。 ”這個“恣”字可讀。恣，源出于自心的感受，自得自在。參看李白“人生老大須恣意，看君解作一身事”“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等句子。得意而寓形，散懷而深情。散，本作寄托，向往，也不是松散懈怠之意。散是為有感而發，恣是為意氣相傾，所謂后來胸中有畫、心手兩和之類。不然散開衣袖肆意胡為、心猿意馬躁動不安，怎么好“沉密神彩，如對至尊” ，如何能順暢書寫？莊子說物我兩忘，是為至靜，老子謂天真嬰兒，是為至誠；摒除雜質，才能夠得諸“意” ，才能夠將自然納入懷抱、將懷抱托乎自然，才能夠是在門室邊上轉一轉，開始談論藝術。

“為書之體，須入其形。 ”沸反盈天的一個心靈，不納外物，如何傳神傳形。蔡邕后文那一串若此若彼也無用處了， “縱橫有可象者，方得謂之書矣” 。師曠善聽，曾經諫止靡靡之音；中郎從琴聲聽出殺心也是了得，并有爨下救焦尾的雅事廣為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