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過訪談錄，也很喜歡看訪談錄，現在也有人稱它為口述史。這種題材的優點是可讀性好。它的生命在于它的真實性。它讓你看到這些口述者的人生的“秘密”、創作的“秘密”，以及種種不為人知曉的“內幕”，這些是最誘人的，也常常給人以啟發。有時，它也是重要的研究資料。但是，只要它不真實，它帶來的種種影響也是可以預期的。現在滿大街的口述史，一些自賣自夸的東西，很快就成為過眼煙云，成為垃圾，甚至使口述者失去公信力，以致遭到啐罵。張馳這本《中國當代戲劇名家訪談錄》，它的真實性同樣需要考驗。不只是她的訪談錄，所有的訪談錄，自它問世，就必然遭遇被審視被檢驗的命運，自然也在考驗它的價值。

張馳原來是《戲劇文學》的編輯，對戲劇界的狀況很熟悉，所以選的訪談對象多是戲劇界很有吸引力的人物，如林兆華、査明哲、田沁鑫、任鳴等，他們都是新時期有代表性的導演藝術家。劇作家選了魏明倫、何冀平、過士行、鄒靜之，也都是新時期劇作家中的風云人物。這樣有目標的選擇，不但可以了解其人，更讓我看到新時期戲劇發展的一些內幕，呈現戲劇界的一些真實的面貌，這往往是一般的戲劇評論甚至戲劇史難以做到的。這部專注戲劇人物的訪談錄，為研究新時期的話劇會提供一些可供參照的資料，如果是這樣的，那么它的價值就值得首肯了。他訪談的這些戲劇界人士，都和我有過或多或少的交往，看了他們的口述，對我頗有啟發，不免感想聯翩，于是順手寫出我的隨想。

我很喜歡過士行的劇作，他的《鳥人》一出現，就給當時沉寂的話劇舞臺帶來驚喜。多年沒看到他的劇作的演出了，因此，就很想知道他生活的怎樣，創作又是如何。他談得不錯，我很贊賞過士行的談話風格，很實在，沒有虛張聲勢，可以看到他創作的甘苦。“閑人三部曲”讓他以獨特的風格屹立在話劇舞臺上。他很坦誠地說他的劇作，因為導演的緣故，而不能使他滿意。這是劇作家常有的感慨，不過有的人不敢說罷了。尤其在這個導演統治舞臺的時代，有人給你的戲做導演就不錯了。現在人們都說沒有好的劇本，不過，有時我也喜愛遐想，如果導演不識貨，不也淹沒了嗎？還有，好的導演確實需要好的劇本，好的編劇也需要好的導演。如果契訶夫沒有遇到斯坦尼，可能他的劇本還停留在紙上。反之，如果斯坦尼沒有發現契訶夫，他也不可能成就他的導演學派。老舍的劇本，如果沒有焦菊隱的導演，他的劇作也不會有舞臺上的輝煌。我說，《茶館》是老舍和焦菊隱共同創造的。編劇和導演之間，其中際遇玄機，不知因此而耽誤了多少編劇和導演。

對林兆華的采訪也是我所關注的。我和他可以說是老搭檔了。他的話劇工作室，最早就是附屬在話劇所名義下。后來，還一起在于是之的鼓勵下成立過導表演藝術學會，共同籌辦于是之戲劇學校。我對他的印象，他是個干事的人。他這次口述還是很認真的，記錄了他創作的甘苦。幾十年下來他做得很辛苦，至今仍然在做，我很佩服他這樣的精神。關于他的導演，有他的成就，但也有爭論，在北京人藝內部爭議就很大。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我聽到劇院的人對他的批評，而且是帶有情緒性的批評。我在會議上就很誠懇地說，林兆華這樣努力地導戲，他有他的追求，即使他有值得探討的地方，無論是經驗和教訓，都是北京人藝的財富。林兆華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我看到的對林兆華的評論和研究中，還沒有寫得更好的論著。他的導演集中體現新時期戲劇導演戲劇藝術的發展水準、經驗和教訓。他很想學焦菊隱，把話劇同中國戲曲結合起來，但是，他的主要弱點是缺乏焦菊隱先生那樣的學養和功底。這不單是他的問題，是一代人的缺憾。中國話劇的發展從整體上說需要文化修養的積累。

魏明倫的言談，我是很喜歡的。他看似語出驚人，不按常理出牌，細細琢磨，都是令人思令人想的。張馳一上來就同他討論他的《中國公主杜蘭朵》，他覺得魏明倫寫得還不夠殘酷。一下子就把魏明倫調動起來。他說，“我的意圖本來就不重表現她的殘酷。”于是他滔滔不絕地說起來，他說杜蘭朵的外國故事是杜撰的，他們對中國人不了解，“就像我們現在不了解火星人一樣”。“他們把我們中國人臆想得非常陰狠毒辣”。“他們是夸大了東方人的愚昧”。他說普契尼的歌劇，他編故事的背景正是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把杜蘭朵寫得那么殘忍，在于宣示“西方會用一種愛的文明力量化解仇恨，征服東方”。我覺得魏明倫是很真誠的，在討論中，他毫不客氣，他批評張馳說，從你對杜蘭朵的理解，“反映出你們這代人對生活理解比較膚淺，因為你們就是杜蘭朵，確實沒有經歷過生活的考驗 ，不知道生活憂患，你們就是在蜜水罐里泡大的。”這些，都看出魏明倫的性格，也正是他的“可愛”之處。

對于何冀平，我很熟悉，但是沒有過交流。我認識北京人藝，就是從她的《天下第一樓》開始的。我擔任話劇所的所長，第一次參加戲劇座談會，就是在全聚德烤鴨店召開的《天下第一樓》座談會。想不到對這個戲有著那么激烈的爭論。一位劇評人指著墻上掛表的指針說，你北京人藝就停在這里吧！當時，就有人說它是短命的，演不了多少場。而這個戲卻演出了500場，成為北京人藝的保留劇目。這樣的爭論對我關于中國戲劇的思考起到啟蒙的作用。

何冀平談話十分樸素，但卻極為睿智，看似話劇平常，卻能說到焦點上。他很懂得我們的社會，更懂得香港。就創作環境來說：看似不同的制度，但是各有各的“規矩”。但何冀平有一個創作的原則“在滿足對方的需要中加進自己的立意，是我的一貫做法”。看似平常的一句話，它的實質還在于他要寫出自己的東西。猶如在足球場上踢球，有場地的范圍，有踢球的規則，都是有限制的。就在這樣的限制中，有的踢得很好，有的踢得很臭。她就是要在限制中“踢”出自己的創意來，自己的水平來。譬如他在北京寫的《天下第一樓》，接著寫的《德齡與慈禧》，以及看來是遵命之作的《甲子園》等。我看何冀平是一個有聰慧、有才華但卻不露聲色的劇作家。

在這部訪談錄里，還專訪了二人轉研究專家王木簫，她是新中國成立后最早的二人轉研究專家王肯的女兒。這個訪談是頗為珍貴的。讓我們了解到他們父女兩代人研究的成果。還有一位是美國南卡羅萊納州大學孔子學院的院長、比較戲劇教授，講述了她從一個工農兵學員到美國大學教授的成長歷程，也多少看到這一代人治學的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