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山族傳統織布 李韻攝/光明圖片

【守望家園】

傳承人口述史是當前非遺保護新呈現的一個最鮮活、最重大的理論問題和理論創新，是我們為世界非遺保護提供的中國方案、中國智慧、中國創造。我們必須把傳承人口述史放在一個緊迫、嚴峻、重要的地位予以嚴重關切和強力推行，否則我們將繼續失去；我們必須把傳承人口述史的方法論結構、組合、完善起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推廣傳承人口述史，必先建立和推行傳承人口述史的方法論。

瀕危，是非遺保護的第一要義

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此種文化遺產的諸多形式受到文化單一化、武裝沖突、旅游業、工業化、農業人口外流、移民和環境惡化的威脅，大量非物質文化遺產正面臨消失的危險。

這種遺產的瀕危性不是局部的、個別的、暫時的，而是全球性的、整體性的、全面性的。因此，搶救和保護瀕危就是率先要考慮課題和難題。挽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瀕危頹勢，走出瀕危的困局，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第一要義和全球共識。來自世界各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報告顯示，世界各地非物質文化遺產雖然共同面臨著與時代或現代化格格不入，或者不相協調不太和諧的狀況，但是每一種遺產、每一個國家或民族由于時代、國情、文化、經濟、環境等原因，又有著完全不一樣的瀕危的原因。正因如此，各國搶救和保護瀕危的措施也是千差萬別、因地制宜的。

記錄歷史，是人類送給未來最重要的禮物

瀕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首先要釆取的措施是搶救性記錄。用文字、圖片、錄音、攝像把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形、有色、有聲、有影地記錄下來。記錄就是留下火種，就是保存文化基因，就是留下文化遺產的動態和記憶，就是為未來造就文化寶庫和典藏。就像生物學界為了保證未來的生物多樣性，釆取一切措施建立種子庫、野生生物資源庫一樣，這是人類獻給自己未來最重要的禮物。記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樣本正是具有同樣的意義。

人類曾經擁有無比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形態，但是它們基本沒有被記錄下來。現在考古發掘出來的文物，或者古代人類給我們遺留下來的文物、古跡、名勝、藝術，都令今人嘆為觀止。它們都曾經是古代活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可是我們今天卻猜不透它們的創作秘密和制作技藝了。金字塔的建造成了解不開的謎，阿爾塔米拉巖畫和希臘雕塑讓今人望塵莫及，兵馬俑、青銅器、石窟等無不類于鬼斧神工。它們成為不可復制、再生的物質文化遺產，定格和靜止在它們的歷史時代。人類一直都在這樣丟失我們自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只要科學的記錄沒有抵達的地方，這種丟失和遺忘就還在繼續。瀕危的問題就不可能消解。哪怕暫時興旺起來，似乎傳承得熱鬧，如果一旦有什么變遷變故，有什么天災人禍，有什么不可抗拒的力量或事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脆弱性必然暴露無遺，很容易就消失消亡。只有這個時候我們才能真正理解記錄的意義。我們不知道的比我們知道的多得多，我們沒記下來的比我們記下的多得多，我們丟失的遺產比我們擁有多得多，我們沒看見過的遺產比我們見到的文物多得多——這就是我們沒有記錄歷史或歷史記錄的后果。

記錄傳承人，是搶救保護的根本舉措

非遺在它豐富的地域性、民族性、差異性中，也存在一個最大的公約數和共同性，那就是傳承人。傳承人是非遺的根本特征。人在藝在，人亡藝絕。傳承人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體，他們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否瀕危的檢驗標準。有生動的、活躍的、活力的、可持續的傳承和傳承人，它就不會瀕危，相反則瀕危。解決傳承人問題，就是解決瀕危問題；記錄傳承人，也是記錄、搶救、保護、延續瀕危的根本舉措。

對傳承人的記錄分兩種：一是記錄傳承人的作品和他們的技藝，二是結合作品記錄他們的口述史和技藝記憶。我們過去釆取了很多亡羊補牢的辦法，加大了搶救性記錄工作，但不得不說，基本上是側重在第一種傳承人記錄上，第二種記錄還沒有真正全面地推廣開來。

傳承人口述史工作，實際上是非遺保護工作的牛鼻子。首先，口述史不同于作品制作、作品、技藝，它是傳承人的生活史、技藝史，是口述的經驗、智慧、悟性，是他的技藝之所以成為技藝的訣竅解讀，是自我的分析，是生命史和傳承的來龍去脈。這與單純記錄作品有顯著區別。這樣的工作對非遺具有唯一性和必須性。其次，在國家級傳承人中基本沒有開展統一的全面的口述史工作，而這些杰出傳承人大多年事已高，近年來陸續去世了很多傳承人。例如，江蘇省132位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近些年有20多人陸續去世，70歲以上的達到60%以上。這是一種十萬火急的形勢。國家認定的一批最頂尖、最優秀、最杰出的傳承人卻沒有趁他們健在做完對他們的口述史工作，這是我們工作的重大不足和短板，此項工作如不抓緊彌補，將給我們的文化寶庫和非遺保護工作，造成嚴重的損失。

傳承人口述史工作是非遺保護工作的深度工作、深層次工作。它的重要性，是在我們大量記錄、搶救、保護工作全面開展以后才真正顯露出來的；是在成批高齡傳承人逐漸故去，后繼后續者依然不得其要領，各種保護措施沒有徹底、根本解決人亡藝絕問題時顯露出來的；是在歷史學界如火如荼掀起口述史熱，大大促進歷史科學和歷史研究的學術影響下，而傳承人口述史本應在此方法論下可以大有作為而又未有所為的情況下顯露出來的。當年馮驥才先生領導我們開展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時，瀕危優先就是一條重要原則，后來我們又確定了六種處于最瀕危之中的文化遺產形態加以重點搶救，其中就包括傳承人問題。為此，釆取了調查認定命名杰出傳承人工作，開展傳承人傳記寫作，進而開展傳承人口述史工作，直至通過和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傳承人口述史方法論研究。直到這個時候，我們才找到抓住瀕危非遺搶救性保護的牛鼻子。這個研究成果和理論結論來之不易，是從十幾年非遺保護中摸索總結出來的。

我認為，這不僅是一個方法論問題的研究成果，更是當前非遺保護新呈現的最鮮活、最重大的一個理論問題和理論創新。是中國非遺保護為世界非遺保護特別是瀕危非遺搶救性保護提供的中國方案、中國智慧、中國創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針對非遺保護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提出“鼓勵開展有效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特別是瀕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科學、技術和藝術研究以及方法研究”。傳承人口述史的提出和實施，就是這樣一個具有國際意義的學術成果和思想理論。

所以，我建議應該由有關部門牽頭組織，利用科學的方法論，盡快對現在的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開展一對一的、全面的口述史工作。首先要對保護工作者進行口述史方法論培訓，使之掌握統一的方法、標準、技術，其次要深入了解被調查者的技術、藝術、個性、性格、習慣、愛好，在熟悉對象中深入了解對象，才能真正達到口述史的目的。我還是要再一次呼吁和強調：我們必須把傳承人口述史放在一個緊迫、嚴峻、重要的地位予以嚴重關切和強力推行，否則我們將繼續失去；我們必須把傳承人口述史的方法論結構、組合、完善起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推廣傳承人口述史，必先建立和推行傳承人口述史的方法論。

（作者：向云駒，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