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影》，高金龍1992年作，時年47歲

《夏日的回憶》，梁瑞芬2017年作，現年72歲

《金秋紅菱》，胡佩群2008年作，現年48歲

《迎春》李介蕓2017年作，現年68歲

《早餐》，吳巧云2017年作，現年67歲

在國際化大都市上海，至今仍然保存了農民畫這種藝術種類：金山農民畫和西郊農民畫，并且先后被列入上海非遺名錄。和蜚聲海內外的金山農民畫相比，西郊農民畫的價值還有待被更多人發現和認識：它如何在西郊經歷的城鎮化發展歷程中，因為描繪對象的改變而參與了城市敘事，從而成為承載上海社會記憶的一個民間范本？今天是2018“文化和自然遺產日”，讓我們走近西郊農民畫。

——編者

2018年我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的活動主題是 “多彩非遺、美好生活”。農民畫艷麗繽紛，以民情風俗為主要內容，與這一主題十分契合。當然，農民畫入選非遺名錄，在學界至今仍有討論。但是，說它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景觀，卻能得到廣泛認同。農民畫的作者一般都是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普通民眾，他們畫身邊事，抒發個人的感懷，連綴起來，某種程度上再現了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革以及與之相伴隨的集體記憶。哪怕農民畫在與專業輔導、市場需求、個體經驗等相關因素的博弈中，可能會導致反映失真，但其記憶的本質是不變的。

自從1988年文化部命名了35個農民畫創作突出的縣鄉為 “中國現代民間繪畫之鄉”以后，很多省市縣都將其所在地的農民畫認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上海的 “金山農民畫”和“西郊農民畫”，也先后入選了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名錄。要理解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的上海為什么會有農民畫，社會記憶是一個重要的維度；而說到上海的社會記憶，經歷并反映了城鎮化歷程的西郊農民畫恐怕是一份極佳的民間范本。

西郊在進入大都市版圖的同時，西郊農民畫也嵌入了這座城市的集體記憶，讓我們看到了農民畫在城市敘事中的一種可能性

西郊，指上海市的西部郊區，主要包括原上海縣、原嘉定縣 （今嘉定區）、原青浦縣 （今青浦區）、長寧區、普陀區等。西郊農民畫曾被稱為 “上海縣農民粉墨畫” “新涇彩墨畫”，后來由于行政區劃，上海縣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區劃名稱，即閔行區；原屬上海縣的部分區域劃給了長寧區，加之多數創作者所在的新涇地區位于西郊，遂更名為 “西郊農民畫”。1993年，新涇鎮 （當時的新涇鄉）以西郊農民畫申報成功，成為國家文化部命名的 “中國民間藝術之鄉”。2007年，西郊農民畫被列入長寧區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名錄，2015年被列入上海市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名錄。

上世紀90年代至今，西郊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城鎮化發展歷程。機緣巧合的是， “西郊農民畫”申遺之初西郊尚屬鄉村，申遺成功后已完全融入城市血脈。 “西郊農民畫班”1991年在新涇文化館成立，開展農民畫創作；2009年以后上海長寧民俗文化中心和新涇鎮政府都組織了專門的創作培訓班，這些舉措保證了西郊農民畫創作的持續性，而這近三十年也正是西郊的城鎮化從起步到完成的時期。在相關部門的支持下，有老中青幾代傳承有序的作者隊伍，對這一上海城市近郊城鎮化的演變過程及所伴隨的鄉民市民化的心路歷程，進行了多代際全方位的記錄。

1990年代以前，西郊河浜縱橫，是豐饒的魚米之鄉。目前西郊農民畫的非遺傳承人胡佩群女士原是長寧區新涇鎮馬橋村人，她的代表作大多取材于親身經歷，幾乎每幅作品都有人物原型。她2008年創作的 《金秋紅菱》畫的就是她出生的地方，村里的水塘、江南的菱角、頭巾圍兜、木桶船、生下來就打耳洞的村婦、穿紅衣的勤快的胖媽媽……這是非常私人化的兒時記憶，也是被夯實了的真實存在過的上海西郊。吳巧云2017年畫《早餐》時，在地鐵2號線威寧路、北新涇、淞虹路等多個站點拍照取景。和她自己年輕時候大餅油條的早飯習慣不同，她看到路人行色匆匆，從早餐車上買包子和鮮榨的果汁，與市中心的摩登做派完全一樣；而這幾個地鐵站頭就是曾經的西郊。這兩幅農民畫，可謂上海城鎮化轉型的如實描繪，改革年代里百姓生活的飛速變化，連西郊人自己也是常常感慨不已的。

上海的大都市化進程成就了西郊農民畫這個難得的城鎮化記憶樣本。西郊在上海國際大都市極速推進的大背景下，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在多數地區較為長期和漸進的城鎮化過程，本需要在代際間漸次演進的社會發展及其本該歷時的社會記憶得以在不同代際間共時呈現，這種電影快進式的難得實例，使得原本難以達成的全景式歷史性觀察得以在當下及時實現。

對于民俗學和社會學研究而言，農民畫作為圖像資料，其最為重要的價值還是在于它是社會記憶的載體。一旦它不再與時代和民眾共生，它的意義也就消失了。西郊在進入大都市版圖的同時，西郊農民畫也嵌入了這座城市的集體記憶，讓我們看到了農民畫在城市敘事中的一種可能性。

西郊農民畫不是西郊變化的紀錄片，它更多體現的是西郊人在面對社會變革時所珍視的過去和所樂見的現在

西郊農民畫的制作過程繁復，要經過樣稿勾圖、墨線勾描、墨汁打底、樣稿裱貼和上色成稿等多個步驟，一幅畫的創作往往需要半年至一年左右的時間，因而難以走上市場化的旅游紀念品的快銷路線。群眾文藝的創作路子要培養出風格特異的民間藝術家，也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斟酌。但是，西郊農民畫作為一份本分的記憶樣本，有著非常鮮明的時代感以及非常濃郁的上海風格，卻是有目共睹的。

人們在西郊農民畫中能夠讀出上海，是因為它們所依據的個體記憶是非常具體實在的。西郊農民畫的創始人高金龍原是長寧區新涇鎮中新涇村人，他的作品較多聚焦原住鄉村的公共生活，如生產勞作、年節禮俗、社群交往、鄉村風貌等等，連綴起來看幾乎就是西郊的 《清明上河圖》。《皮影》是他1992年的作品，西郊的皮影曾是當地流行的晚間娛樂，村民聚在一起吹拉彈唱，其樂融融，據說中間的紅衣樂手就是他照著自家娘子的樣子創作的。應建中本人不會紡紗織布，她畫 《織娘》是因為忘不了以前母親手搖土布做的衣服和被褥，那些花樣牢牢刻印在了記憶里，成為畫作的背景。她是照著上海閔行一架真的紡車來畫這幅畫的。

這種依據個人記憶來選題的創作形式被延續了下來，目前西郊農民畫的創作團隊包含不同代際和各種來源，這就保證了它可以在畫面上跟隨西郊城鎮化的進程，同時與時共進地展現方方面面的上海風情。伴隨著搬遷、購房等帶來的人口流動，新涇也和上海的其他城區一樣，有了越來越多的遷入人口。梁瑞芬女士今年72歲，她的 《夏日的回憶》，畫的是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她在石庫門里所見的快樂童年。那個時候流行打乒乓，聽到樓下叫賣光明牌赤豆棒冰，急忙放下籃子夾著鈔票提上棒冰，阿爺在喝茶，阿婆在喂鳥……這樣老城區的市井風情實在是太經典的上海映象。與街坊鄰里的描述對應，李介蕓的 《迎春》是私房人家的年節情形。這幅畫是相當寫實的，從枇杷樹、山茶花到地磚、落地窗，都和家中實景一模一樣。畫者自己和阿公阿婆、丈夫孩子悉數出場，活脫脫一幅畫筆下的全家福。畫 《驚心動魄》的夏智陽只有12歲，對賽車癡迷得很，各種賽道、零件講起來如數家珍。如果不放在西郊農民畫的歷史線索里去觀察，他的這幅作品與普通的兒童畫無異，但這恰恰說明了西郊的城鎮化已經完成了代際跨越。

若從整體上觀察，不難看出，西郊農民畫設色套疊而形成的立體感和造型稚拙而烘托的淳厚趣味，使其在技法和風格上都明顯區別于其他地區的農民畫。然而，西郊農民畫核心的價值，還是體現在繪畫主題的選擇上，尤其是對城鎮化后城市民俗的描繪，在全國農民畫中是非常少見的；西郊農民畫的珍貴之處，也就在于它所揭示的城鎮化歷史是依舊可以被證人證實和解釋的。西郊農民畫不是西郊變化的紀錄片，它更多體現的是西郊人在面對社會變革時所珍視的過去和所樂見的現在。因此，若論西郊農民畫的非遺保護，最當保護的是 “西郊人的記憶連續統”，即幾代人的生活記憶和記憶承接以及可以作為證據的地方風物，其中最主要的也許就是作為記憶標本的西郊農民畫。

誠然，西郊不是外灘，不是陸家嘴，不是眾人慣常想象的摩登都市地標，但她卻是普通人真實生活著的上海。最近幾十年西郊所經歷的，也不是按部就班的平穩發展，而是極速轉型的時空之旅。西郊農民畫一直以來以樸素的寫實，直面個體記憶和時代變革，是非常時代、非常上海的圖像文獻。

鳴謝：在調研過程中，得到西郊農民畫上海市級非遺傳承人胡佩群女士、上海市長寧民俗文化中心周笑梅主任和上海市長寧區新涇鎮社會文化事務中心高峰副主任的大力支持，謹致謝忱。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民俗學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