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漢文版）

《共產黨宣言》（藏文版）

今年是馬克思200周年誕辰，也是《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5月4日，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在這個重要的日子里，回顧藏文版《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出版情況，對于我們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進一步認真學習《共產黨宣言》，學習馬克思主義，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從試譯開始起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中央就非常關心和重視少數民族文字的翻譯出版事業。藏文的翻譯出版工作是從翻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開始的。

當時，中央還沒有專門機構從事翻譯工作。根據中央指示，《共同綱領》蒙古文版是在內蒙古自治區翻譯的;朝鮮文是在吉林延邊翻譯的;維吾爾文和哈薩克文是在新疆翻譯的。而西藏尚未解放，中央就把翻譯藏文版的任務交給了當時的中央民委(現國家民委)參事室。

參事室人不多，只有昂旺格桑、黃明信等幾位同志，后來的事實證明，他們都是很優秀的翻譯家。

那時還是鉛字印刷，北京連藏文的銅模也沒有。民委領導了解到原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下設有翻譯印刷機構，有藏文字模，遂請示緊急從南京調運。曲洛拉就是帶著藏文字模從南京到北京工作的。

1953年，周恩來總理親自頒發命令，決定成立民族出版社，任命薩空了(蒙古族)為社長兼總編輯;1955年，國務院決定成立中央民委翻譯局，任命朋斯克(蒙古族)為局長。翻譯出版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是翻譯局和出版社的經常性任務。

1956年，以蘇共“二十大”為標志，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因一系列重大問題發生分歧，發展到公開論戰。中央提倡讀馬列的原著，筆者也就是從這時開始接觸藏文翻譯工作，最初主要是核對和校對。

上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親自向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推薦了馬列主義的30本書，并出版了16開的大字本，還有線裝的珍藏本，供老同志學習。

1960年4月，為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列寧選集》一至四卷。中央要求民族出版社翻譯馬列的30本書和《列寧選集》。但當時民族出版社藏文室連《毛澤東選集》都未能出齊，根本沒有力量翻譯馬列著作。社領導就決定試譯《共產黨宣言》，并把這個工作交給我和白登。

召開“理論務虛會”

為提高翻譯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的整體水平，經國家民委黨組批準，民族出版社召開了“毛主席著作少數民族文字翻譯出版座談會”。這次會議在民委副主任兼民族出版社社長、總編輯薩空了親自主持下，從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初，先后開了4個多月。

會議分兩個階段、兩個部分：第一階段，中央領導、民委領導和有關方面負責人就翻譯毛主席著作的重大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作報告，會議在民族文化宮主樓舉行。田家英、陳昌浩、姜椿芳等領導到會講話。

時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陳昌浩曾任紅四方面軍總政委，后到莫斯科從事馬列著作的翻譯。當時，他正在主持翻譯《共產黨宣言》第28版。

陳昌浩說，從陳望道翻譯第一版《共產黨宣言》至今，幾乎所有著名的翻譯家、理論家都參加了《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工作，連郭沫若也不例外。即便如此，包括即將出版的第28版，也不能說“盡善盡美”“到此為止”，還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需要在今后的實踐中，不斷加以改進。

陳昌浩結合自己的翻譯實踐，發出這樣的感慨：“不了解情況的人，認為翻譯工作是很簡單的事，只要懂兩種文字，那起筆照著翻譯就行啦!有什么難的?其實不然，個中的甘苦，只有經歷過的人自己最清楚?！?/p>

陳昌浩以《共產黨宣言》第一句話為例來講述。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是偉大的革命導師，而且是杰出的語言大師，具有語言天賦。開篇“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這句話中，“幽靈”一詞就很難翻譯。

在德語里，“幽靈”一詞具有豐富的內涵，分為幾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它是一個新出現的事物，讓舊世界感到震驚和恐懼;第二個層次，它還沒有變成現實;第三個層次，它必然會變成現實。它與《共產黨宣言》的最后一段話相照應，即“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有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陳昌浩解釋說，漢文用“幽靈”，其實沒有能夠準確地表達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共產主義如果僅僅是“幽靈”，那么，從理論上講，共產主義只有可能性，而沒有現實性。但根據《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必然變成現實，全世界都要實現共產主義。

陳昌浩說，他們花了幾十年時間，到現在也沒有找到一個最準確的詞匯。這次修訂第28版，他們組織了幾次專家討論會，看能不能找到一個更好的詞匯。隨后，他又鼓勵我們說：“你們第一次翻譯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能要求盡善盡美，更不能求全責備，只要態度認真、嚴肅、負責，達到現有的最高水平就可以了。”

陳昌浩有很高的理論水平和豐富的翻譯實踐經驗，所以放得開，思想也很活躍，結合我們提出的實際問題，講得生動活潑，使我們感到很受教育、很受啟發、很“解渴”，能解決具體問題。

在談到翻譯工作的重要性時，陳昌浩說，毛主席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彼忉屨f，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怎樣送來的呢?是通過翻譯。因為中國的大多數領導人都不懂外文，尤其不懂德文和俄文，他們學習和掌握馬列主義，是依靠翻譯。因此，翻譯工作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是很大的。同樣的道理，做好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少數民族文字的翻譯工作，對少數民族地區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也會發揮重要作用。

陳昌浩還叮囑我們，經典作品是用心血和生命寫的。你們是普通的翻譯和編輯，不是經典作家，但你們在翻譯、編輯經典著作時，一定要用經典作家寫作經典著作的精神和態度去進行翻譯和編輯，才有可能逐漸接近和理解革命導師和經典作家的博大精神和深邃思想。

陳昌浩、田家英和姜椿芳等領導同志的報告，使我們受到很大的教益和啟發。僅“幽靈”一詞，就引起大家很大的興趣，展開了熱烈的議論。對于各種民族文字怎么翻譯“幽靈”，大家進行了交流和比較。

民族出版社沒人懂德文，都從漢文轉譯。于是查閱了很多資料，在《辭?！返葯嗤闹髦?，對“幽靈”有這樣的解釋：幽靈，謂人死后的靈魂，以其生前的樣貌再度現身于世間。還有一種說法，幽靈泛指鬼神。從這些解釋來看，“幽靈”一詞還不能充分表達德文原意。漢文中的“幽靈”，屬鬼魂一類，它能夠游蕩，能夠讓人感到恐懼，但永遠變不成現實，不可能到現實生活中來。

第一句話，就把各種民族文字的翻譯者們難住了。薩空了特別提醒我們藏語組說：“藏語里宗教詞匯很豐富，關于靈魂的表現形式也很多，你們應該找到更確切的表達方式?！彼€特別指示我們把翻譯稿拿去，向喜饒嘉措大師和阿沛副委員長等人請教。

為幫助我們釋疑解惑，民委領導還請來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朱德熙、曾世英等人，以及文字改革委員會、馬恩列斯編譯局、外文局等單位的翻譯家和語言學家給我們作指導。他們從馬列著作漢文版和毛澤東著作的特點來分析漢語文的結構和特點，然后返回來進一步講解毛澤東的語言風格和特點，比較漢語文與外文、少數民族語文的不同。

就我所知，召開這樣的座談會，全面、深入地討論毛澤東著作翻譯工作中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還是第一次。它不僅對做好毛澤東著作的翻譯工作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使民族出版社的翻譯工作有了質的飛躍，也對提高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工作的整體水平，推動我國少數民族文字的翻譯出版事業發揮了重要作用。

十年磨一劍，《共產黨宣言》藏文版問世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二中全會在廬山舉行。會上，毛澤東號召全黨同志“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以便提高全黨的馬列主義水平，增強識別假馬列主義政治騙子的能力。毛澤東親自開了書單，向全黨推薦6本書《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民族出版社決定，立即將這6本書用5種少數民族文字翻譯出版。

此前，民族出版社已經翻譯出版了《毛澤東選集》藏文版(修訂本)《毛主席詩詞》《毛主席著作選讀》(甲種本和乙種本)《毛主席五篇哲學著作》等。通過這些著作的翻譯，上級和廣大讀者對我們的翻譯能力也有了基本的認同和信任。因此，在接到毛澤東推薦的6本書的翻譯任務時，我們有能力、有條件進行翻譯了。

從1970年開始，我們把這6本書作為一個經常性的重要工作來進行。經過努力， 1971年，《共產黨宣言》藏文版第一版正式出版，向全國發行。

“文革”10年，我主要就是完成毛澤東著作、馬列著作等的翻譯出版工作。因此，我不但沒有丟掉業務，而且比較系統地學習了馬列著作和毛澤東重點著作，漢文水平、政治理論水平和翻譯能力都有了較大的提高，終生受益不盡。就這一點來講，與同時代的很多人相比，我是很幸運的。

與別的文種比較，藏文的翻譯工作更困難。因為蒙古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朝鮮文都有較為完善的工具書。惟獨藏文沒有這些條件，必須從頭做起，從零開始。很多名詞術語，都要我們在翻譯過程中創造。

翻譯家林琴南在談到翻譯的艱難時，曾發出了這樣的感慨：“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林琴南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翻譯家，傳統文化的功底很深，漢語又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使用人口最多、詞匯最豐富、表達力最強的語言之一，有充分的選擇余地，但為了選擇一個恰當的詞匯，林琴南尚且要“旬月踟躇”，我們所遇到的困難，就可想而知了，既要繼承，又要創新和發展，更為艱難。

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藏文室一面翻譯，一面編輯《漢藏對照詞匯》，搜集整理了4萬多詞條，并編印成冊內部發行，供西藏、青海、四川、甘肅、云南等地的藏文翻譯出版部門使用。

“文革”結束以后，民族出版社在我們編輯的《漢藏對照詞匯》基礎上，匯集各地翻譯的新詞術語，由高炳晨負責，于1991年編輯出版了《漢藏對照詞典》，共收錄8萬多詞條。這本書的出版發行對于豐富和規范藏語新詞術語，發展現代藏語，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曾在民族出版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