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家里清理舊物，又看到了博物柜里的那尊普希金銅像。它精致小巧，由青銅鑄成，是二十多年前我的好友黎汝清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成員訪問俄羅斯時帶回來作為禮物送給我的。擦拭著這尊銅像，我又一次憶起了黎汝清。

在當代文學史上，黎汝清是一位不應被埋沒的作家；他窮十數年創作出的軍史上的“三大悲劇”——《皖南事變》《湘江之戰》《碧血黃沙》，無疑是當代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收獲。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我在復旦大學求學時，就常在上海的報刊上讀到他的短詩和散文，據說他當時在駐滬的一家部隊醫院當副政委，是一個醉心文學的文學愛好者和業余作者。直到1962年調到南京軍區創作室從事專業文學創作，他才成為一位專業作家。而不久之后寫出的中篇小說《海島女民兵》以及據之改編的電影《海霞》，也充分顯示了他的創作實力。

我與黎汝清見面遲至1985年元旦前后。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于1984年12月27日至1985年1月7日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就在那次大會上，我同黎汝清相見相識。著有《柳堡的故事》《秋雪湖之戀》等名作的部隊著名作家胡石言既是黎汝清的領導（南京軍區創作室主任），又是我的朋友。在作協四大上，胡石言找到我，把黎汝清擬就的一份關于長篇小說《皖南事變》的寫作提綱交給我，準備找個時間一起切磋切磋。此提綱長達二十余萬字，我認真閱讀了。于是，在1985年元旦的晚上，我與黎汝清、胡石言在京西賓館的一間客房里，就《皖南事變》的創作展開了熱烈而自由的漫談。經此一談，才得知黎汝清為創作此作做了相當充分的準備，不僅查閱了大量的相關資料甚至是尚未解密的檔案，還進行了實地考察和多方面的采訪——他既有研究這一歷史事件的條件，也具備由歷史研究進入文學創作的自由。經此一聊，也真正認識了黎汝清：一個平時少言寡語的人，談到他傾注了全部熱情和智慧的話題時，卻是滔滔不絕侃侃而談，令人刮目相看！

大概過了大半年，也就是1985年秋日，黎汝清寫出了《皖南事變》的初稿，交到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社領導讓剛調來的項小米當責編，于是，審讀初稿的任務很自然地落到了我的手上。小米把《皖南事變》的初稿送到我家，我一看，吃了一驚：每頁二百多字的小稿紙反面用鋼筆小楷書寫，共兩千多頁，長達八十余萬言，摞起來豈止盈尺！我進行了比較認真的審讀，會同項小米與解放軍文藝出版社領導的意見，向黎汝清提出比較具體可行的修改意見，并建議把篇幅壓縮到六十萬字以下。黎汝清據此很快改出了一稿，是為小說的定稿，時當在1986年的春日。此后將近一年的時間一直沒聽到小說出版的消息。直到當年年底，我在廈門參加全國長篇小說研討會，在會上見到黎汝清，才得知作品不能如期出版的原委。原來，《皖南事變》屬重大題材，必須送審，經有關部門審批后方能出版。作品牽扯到方方面面的矛盾，又揭示了一些原來不為人知的歷史真實，故遲遲批不下來。黎汝清對此有點沉不住氣，在會上找到另一家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準備把《皖南事變》交由他們出版。上海文藝出版社對此書當然很有興趣，遂加緊審批工作；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有了競爭對手，也抓緊了出版進程。于是，到了1987年上半年，兩家出版社分別出版了《皖南事變》，因此，就有了版權糾紛和參評各種文學獎項的負面影響。然而，以我對此作的深度了解（從參與提綱討論到審讀初稿再到關注出版過程和參與研討），可以負責任地說，《皖南事變》在革命歷史題材的文學創作中有重大的突破，具有革命史詩的品格。1987年秋日，在此書面世不久時，我撰寫長文《從歷史的悲劇到壯美的史詩》，對其作為革命史詩和人生啟示錄的審美品格進行評析，至今我仍堅持文中的見解。

此前我同黎汝清的交往，只是評論者與作者的關系，對他的了解不深不多，直到1986年6月，我到上海參加母校復旦大學校慶和學術研討活動后返京途中經停南京，才對他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黎汝清提出要正式宴請我，并到他家里做客，于是，我同他之間有了創作之外的話題。從交談中得知，他于1928年11月出生于山東博興，1945年參加革命，一直在部隊做宣傳文化工作。到他家一看，相當寬敞，但又簡潔。他是一位部隊專業作家，可在家自由支配時間，進行寫作。他說他在家寫作也嚴格遵守作息時間，早上八時坐到書桌前，開始寫作，中間休息一會兒，中午十二時下班，吃午飯、午休，下午二時又坐到書桌前接著寫，直到六時下班。貌似有點刻板的作息卻可看出他的慎獨與自律。同時，他又是一位內斂、低調的人，他既無什么嗜好又不好交游，更不善于推銷自己，是一個只知低頭拉車的人。當然，他的性格中也有倔強的一面，這從《皖南事變》一書的創作、出版過程便可看出。也唯其如此，他才成為一位佳作迭出的多產作家，“三大悲劇”之前，他已有《萬山紅遍》等七部長篇小說問世，可謂多產矣！在他家，他還同我談起“三大悲劇”其他兩部《湘江之戰》與《碧血黃沙》的創作計劃。果然，過了幾年，兩部大作先后面世。《湘江之戰》寫的是紅軍長征第一戰的慘烈與悲壯，《碧血黃沙》寫的是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的西征戰況，也都是氣壯山河催人淚下之大作。

黎汝清一直未能忘卻同我的友誼，博物柜里的那尊普希金銅像，就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他在俄羅斯普希金故居參觀時為我選購的，因為他知道我年輕時也沉迷于普希金的詩。現在，普希金的銅像依然在我的柜子里泛著柔和的光澤，可贈送銅像的黎汝清卻于三年前的春天離我們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