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很確定“野外作業”相對的是不是“室內作業”，但有一點是確信無疑的，“野外作業”肯定是要“在野外”的。于是，忽然覺得把“野外作業”挪用過來做我們這個散文專題的關鍵詞很有意思——它既是動詞的“作業”，指具體寫作行為，那么文學就不只是“室內”的事業，也是名詞的“作業”，指毛晨雨和劉國欣各自完成的關于野外的“作業”。他們文學結果累積下來就是他們的“作業本”。“野”是地理和日常生活空間的田野、鄉野、曠野，但“野”更多是精神傾向或者審美意義上不羈之“心野”，是文學氣質野蠻、野生、野性之“野”。當下文學越來越“宅”，越來越規訓拘束，越來越小氣裝飾自戀，散文尤甚。如此之歧偏但許多寫作者卻玩賞不已自得其樂。源此，提出散文的野外“作業”，希望以面向、走向、扎根于“野”，矯正糾偏。這可以是不同地理之間的旅行，也可以是心靈的轉向、補給和滋養。

野外“作業”，寫作者首先要是一個行動者，或者身體力行的實踐者。當下信息及時交通便捷，可以快速地知道很遠的事件，也可以快速地到達地球的任何角落，甚至地球之外，但我們的知道和到達幾乎都是“同一性”的二手經驗和二手風景。這些“二手貨”很難被轉換成差異性的個人感覺和經驗，自然也生成不了個別性的“想象的異邦”。因此，強調行動和實踐是為了重新獲得身心的健康、解放和自由，將“知道”和“到達”由被動地告知變為主動的勘探和發微。

劉國欣作為一個他者，一個闖入者，對新疆對陌生世界保持一種謙遜和敬畏，禁忌和不安的好奇。散文寫作者是不能根據旅游手冊和文學筆會“地導”安排自己行程，而是應該恢復大地上漫游者的自由自在，就像劉國欣在邊疆賓館的市場終日“逛蕩”，在南疆小村“晃晃悠悠”。也正是在“逛蕩”和“晃晃悠悠”中，吐魯番的駱駝、烏魯木齊的大巴扎、喀什的鴿子、校園的面包、邊疆賓館的集市、鄉下的驢子、看不見的喘息、踩著黃葉的小孩、人跡零落的二道橋……蒙垢的日常景物人事被擦亮，成為個人的一手感覺和經驗。

散文對個人感覺和經驗有強烈的依賴性。當下散文的積貧積弱不能不說因為匱乏身心在場的個人感覺和經驗。對這一組《西行筆錄》，劉國欣反復表達過她作為一個過客，一個暫住者的“膚淺”。這種膚淺，當下許多散文會借助臨時搬用的知識，施展文學整形術填塞唬人。讀當下散文，如果僅僅看征用的知識，甚至許多冷門的知識，你會覺得中國真是盛產民間學問家的國度。而事實上這些未經過心走腎的所謂學問其實常常是“過剩的冗余”。往往是膚淺的地方依然膚淺，填塞進去的就像植入人體器官的假體是隔閡的，游走。

還有一些唬人的招數，比如語言的炫技，花團錦簇不知所云；比如靠虛偽的情感和情緒，強行推動的假高潮；比如有寫作者淚腺夸張地發達，他們放大一己的微疼，謬托國族人民為知己，動不動就想哭要哭熱淚盈眶的“炫痛”，與此同時另外一些寫作者躲閃現實的惡與暗，制造著人畜無害的無痛的清新可喜的紙上太平；比如散文越來越小而局促，成為案頭清供，心靈雞湯；比如用廉價的慈善主義冒充深刻的人道主義和現實主義，等等。但劉國欣式的“膚淺”恰恰是散文需要的真誠，寫作者意識到行到此處的局限——有一顆不羈的“野”的心，野心勃勃，同時知恥、不安、惶惑、微弱。正是知恥的、不安的、惶惑的、微弱的心靈呵護了劉國欣真實的節制，如她說：“我在新疆的近三月生活，從一個浪漫主義者滑落到現實，從黑夜到白天或白天到黑夜……”“現在寫下這些，我也覺得我的新疆生活像是天堂，尤其是邊疆賓館，尋常日子有傳奇上演，在這里我更貼近自己的身體和靈魂，每一天我拎著它們上路，我照顧它們就如照顧一個嬰兒。”劉國欣的《西行筆錄》給自己與讀者預留了看不見的幽暗和暫時無法抵達的秘境。如果他日重至，舊地重游，劉國欣的“西行筆錄”會是怎么樣的呢？

“野外作業”不只是“到邊地去”，毛晨雨的“野”是他的故鄉，他從他現在生活的上海頻繁地返回故鄉。專門的散文家幾乎都寫過故鄉，可有多少是在像毛晨雨這樣在故鄉扎根下來之后寫出的？于是，假裝的“鄉愁”也幾乎是一種最常見的散文病。

“村落下來都是越來越盛烈的壞事物。”

2012年4月26日，毛晨雨在他的個人網站（www.paddyfilm-farm.com）“時節”目錄下一篇名為《我下午要去洞庭》的文字中寫道：“細毛家屋場近一月來大興土木，村落內部的管理已然失序，村民小組基本無法真正管治村民事務，族群種姓內部也無法諧調公共事務。”網站首頁是一個由水鳥、樹鳥、魚、青蛙、蛇、麋鹿、稻、香樟等動植物各安其身的、細小微觀的自然生態圖。這和毛晨雨感覺到的村落的失序、崩壞成為一種對照，毛晨雨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所以在當下很容易成為一個悲觀主義者。

小說家所謂“郵票大的地方”往往是一種話術，但這個叫“細毛家屋場”的自然村落對毛晨雨卻是真實的，具體而微的。毛晨雨對他這個湖南洞庭湖邊的出生地的當代歷史演變有過細致的梳理：1958年人民公社化時期，細毛家上頭的兩個自然村落被拆遷下來，任姓、劉姓兩個村落合并進入當時陳姓、毛姓的兩個村落并組建了第三生產隊。1970年代，縣域高山地區的鐵山水庫建設，第三生產隊遷移接受了兩大戶劉姓，一般叫“鐵山的”。在人民公社解體、分田到戶時，第三生產隊拆分為第四、第五村民組。由此，我們細毛家擁有毛姓、任姓、劉姓、“鐵山的”劉姓等四個種姓。無論政制如何改革，毛姓宗族一直認為是別人借住在我們村落中，因此村民事務基本是毛姓說了算。我們這邊毛姓在十二世前是一個祖宗，后綿延發展，終絕了不少人戶，到現在也就兩大支延續下來。這兩支又各自發展為兩支，一支四戶、一支五戶，共九戶。現有三戶進城，二戶常年在外打工，僅剩四戶常住村落。

毛晨雨不是我們一般意義上自覺到自己是“作家”的寫作者，文字和寫作只是承擔了他和故鄉復雜關系的部分內容，比如他持續地進行紀錄片“稻電影”和其他藝術實踐。毛晨雨是一個故鄉的深刻挖掘者，他會從考古學的意義上挖掘故鄉的地方歷史和風俗儀禮，但這種知識考古不是他最擅長的。他是一個樸實的生態地理學家，一個博物學家，一個民族志的研習者，一個鄉村哲學家，一個藝術實踐者，一個狂熱的古法釀酒師……各種身份的混合卻毫無違和感，在我們今天嚴格的學科分類下，他難以歸類，當然也不是嚴格意義的專家。他的公號上有一個欄目是“巫術藝術”，這里的《喜鵲的圖像事件》和《“七姐”與青年女巫的故事》都來自“巫術藝術”，我覺得毛晨雨倒有些跡近人類文明原初的“巫”，執掌太多的功能。而我這個專題之所以選擇毛晨雨的文字，并不是想把他規訓成專門的“散文家”，只是肯定這種大地生長萬物一樣從鄉野大地生長出的文字對當代散文的啟發意義。這些文字當然也會像我們習見散文那樣向哲學、民族志、人類學、藝術等方向分叉，但它的根是在大地的。如毛晨雨說：“大地是有思想的。”那么大地應該是世界最深邃和寬博的思想家。

作為寫作者，劉國欣和毛晨雨有一點是共同的：格物致知，然后恰當的情與思。但他們這兩份野外“作業”還是“正確率過高”且“過于整飭”，如果劉國欣自覺到局限以后，能夠成為突破桎梏和壁壘的強制拆除者；如果毛晨雨如荒草蔓長到田野盡頭的曠地，即使在田野也是固執地做稻田里倔強的稗草……且把最自由的文體還給散文，人格獨立，心智健康，從野蠻自己開始，野蠻散文，做一個真正意義的散文野外作業者，且想象這樣的散文這樣的氣象。

2018年3月7日隨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