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悄悄的過了，除了放假休息，其他沒有什么感覺。記得小時候，過了臘八節，喝了臘八粥，就開始準備了。做豆腐，灌粉腸，蒸年糕......鄉村的集市也極為熱鬧，置辦年貨也以食品為主。中國的過節是吃著過的，每個節日有自己獨特的食品，春節的餃子，元霄節的元霄，端午節的粽子，中秋節的月餅等，一桌豐盛的飯菜把一個家庭聚集在一起。飲食文化只是年文化或者節日文化的一部分。祭祀、團圓、吉祥祝福和交流構筑了中國的節日文化。歡樂、喜氣、吉祥的春聯、窗花、門神、福字、芝麻秸與燈......裝點了家庭的里里外外，寄托著人們的希望，展示美好的向往和積極的生活態度。回家是每個游子的愿望，團圓是家庭的期盼。最高興的是孩子們，屈著手指算計著又長大了一歲，兜里藏好了長輩給的壓歲錢。給長輩拜年，以及年前年后走親戚、見朋友，讓平常忙碌的人們在交流中得到心靈的滋潤。

中國的節日離不開祭祀。每到大年三十的傍晚，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由于我是家里的長孫，從小就跟著叔叔到祖墳上，燒幾張紙，放幾聲炮，磕幾個頭，把“老祖宗”也請回家過年了。在家里的正屋里掛上“家簿”（家譜），擺上貢品，再在前面放一個麻袋片，供祭祀者跪拜磕頭用。那時候文革結束不久，許多儀式已經并不嚴謹。我家的“家簿”原先記載著二十幾代，文革中被燒了，后來記起的也就是五代。父親有個同事，家傳的老中醫，當時家里還保存著很多“老禮”，不知道現在怎么樣了。其他的節日，像端午節紀念屈原，清明祭祖，臘月二十三小年祭灶等等，都和祭祀有關。

隨著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好，“年味兒”感覺越來越淡了。食品已經不突出，也不需要那么長時間的準備，隨時可以買到，而且越來越豐富。祭祀的儀式也越來越簡單。只是，一年一度的春運大潮，還證明團圓依舊是人們愿景。

不知從什么時候，一些年輕人開始過洋節。如果說最早知道的洋節是圣誕節，那么，最早感受到的是情人節。大概是九七年吧，春節后我與妻去京里西單玩兒，在西單商場和西單的書店前，有很多賣玫瑰花的，才知道那天是情人節。這個節日的來由、含義和習俗都是什么，不是很清楚，當時還鬧些笑話。不僅是這個節日，后來感覺到的愚人節、圣誕節也是這樣，都是一知半解。前幾年，圣誕節開始流行起來，主要是學生們開始平安夜送蘋果，一個學生在送我蘋果時，看我不懂，給我解釋說，蘋果和平安諧音。開始沒在意，忽然感覺不對，圣誕節是西方人的節日，他們也認為是諧音嗎？

我簡單的查了查，西方人過圣誕節也有特殊的食品和團圓的含義，平安夜給孩子小禮物也和中國人過年時給孩子的壓歲錢差不多。我覺得無論是東方人，西方人，或是其他種族和信仰的人來說，對生活，對過節都有著同樣的情懷，只不過習俗不同。

有人喜歡過洋節，就有人不喜歡。也許前幾年過洋節的人很少，并沒有引起重視。在剛剛過去的這個圣誕節，忽然有篇《我是中國人，我不過洋節》的文章在微信里流傳。每個人都可以表達自己的觀點，本無可厚非。但是，對那些過洋節就是“漢奸”、“蠢貨”的評論，我感覺過了。

眾所周知，我們幾十年的發展來自于改革開放。既然開放了，我們就要禁受得住開發的沖擊。要有文化上的自信，在建設好經濟的同時，也建設好自己的文化。

謾罵是不自信的表現，這與中國近代的啟蒙中遇到的復雜情況有關。

從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被德國哲學家雅思貝爾斯稱為“軸心時代”。古希臘、以色列、中國和印度的古代文化中都發生的“終極關懷的覺醒”。在希臘，涌現出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眾多的思想家，中國有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莊子等，印度有釋迦摩尼等，以色列也有大批的希伯來先知。在文化中都出現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黃金定律，同時也產生了宗教。這些文化和宗教構建和穩定著社會，推動著社會的發展。在中國以儒家文化為主，通過“修齊治平”達到個人、社會、國家的和諧統一。這是人類的第一次啟蒙。這次啟蒙中國有著相當的自信，兩千年來，不管受到了什么樣的侵略，中國都站在了文化的高度同化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

然而，不管是中國還是歐洲的中世紀或者中東，在這之后的一千多年里都確立的是不平等的社會。從十三四世紀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十七世紀英國的洛克的思想，十八世紀法國的啟蒙運動，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十九世紀的德國哲學。在歐洲各國不同時期，以不同的形式進行了反思，不論是思想上、社會制度上還是科學技術上都產生了飛躍式的發展。這可以說是人類的第二次啟蒙。

社會的發展并不是如此的簡單，新興的國家就像一個迅速成長的鯊魚，它對外開始殖民，對內開始盤剝，完成原始的積累。世界各地無不受到影響，后啟蒙的國家不再只是內部的要求，還有對外部的反抗。社會的不公平，致使在歐洲產生了兩個與啟蒙思想傳統相反的思想，一個是社會主義，一個是法西斯主義，一個追求極致公平，一個給人類分了等級。思想激烈碰撞、糅雜，各國的經濟、制度不斷的變化，直至兩次世界大戰之后，各強國深刻反思，啟蒙傳統由精英深入平民，開始對外放棄殖民主義，對內建立福利制度。

中國的啟蒙是從鴉片戰爭后，對外的反抗過程中開啟的，一直存在著弱國的觀念。由于從抵御外辱開始，始終貫穿“國家富強”這一概念，以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為代表。由于發展與形勢不同，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分界線，可以分兩個階段，每個階段又分為三個小階段。

鴉片戰爭之后，以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為代表，這是對技術的反思。以“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為代表，這是對制度的反思。以“新文化運動”為代表，這是對文化的反思，這個階段是中華民族的整體覺醒，也是最不自信的時候，它是從摒棄儒家文化開始的。這是第一階段，是對西方的學習，學習的是西方近代啟蒙后的傳統意識。

然而，民國建立之后的軍閥混戰、巴黎和會的失敗以及蘇聯的建立，讓中國進入了西方傳統意識的反意識。之后是兩個蘇式政黨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爭奪。兩黨的主要區別是國民黨認為中國的問題是在于太貧窮，是民族問題；而共產黨更強調社會的不公平，是階級斗爭。兩黨在面對共同的敵人——北洋軍閥和日本侵略面前兩度合作，又在失去敵人后兩度分裂。在1949年共產黨在大陸戰勝國民黨，取得政權，國民黨退守臺灣，這是第二階段的第一個小階段。兩黨在各自的管轄區建立了比較集權的政府，而后，國民黨在臺灣走向了民主，共產黨在大陸開始了改革開放。這是后兩個小階段。

我們既看到了各國的啟蒙和發展，又看到了我國的螺旋式發展，從集權到開放，再回到集權，又再次開放。在這個過程中，經濟和意識都在不同的變化，可始終都在強調個人服從國家和社會。現在中國需要再次的啟蒙，需要個人、社會、國家和諧統一的個人觀念，這種個人觀念是構成社會的基礎，這就是——博愛。博愛其實就是對人的尊重，這已經不是什么新觀念，從軸心時代到現在已經兩千多年，從西方再次提出也經過了幾百年，但西方用了幾百年，經過了很多教訓，才漸漸深入人心。而中國這百年間遠離了這種思想，為了祖國可以浴血犧牲，為了理念可以戰死沙場。但是，當整體觀念和個人觀念不能協調平衡，不論哪種觀念走了極端，社會都是不正常的。

現代社會每個人都不再像農業社會似的局限于家族，局限于狹小的地域，中國那種分層次的愛已經不適應。科技的發展以及商品的流通，人的廣泛流動，需要博愛。

中國人歷來有用戰爭解決問題的習慣，中國的歷史證明，戰爭解決問題，只是王朝一次次的重復。共產黨建立了一個沒有外族侵略和壓迫的國家，可是也經歷了三十年的曲折。我們現在的生活，是改革開放的結果，和平方式進行的社會革命。民主是構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國家層面的目標之一。民主是和平解決問題的方法，需要博愛的支撐，中國不再需要自己內部的戰爭。

中國的發展也是這樣，當我們失去了博愛，社會被撕裂了，在戰爭年代，互相妖魔化，相互屠殺、消滅。在和平年代，也在妖魔化，如右派，牛鬼蛇神等。在這些屠殺后面、運動后面，我們沒有發現法律的身影，沒有博愛，法律被漠視，被忽視了。

中國的改革也進入深水區，改革也需要博愛來保駕護航，只有博愛深入每個人的人心，社會才會和平發展，可持續發展，改革才會成功。如今，極端的的思想，對陌生人的冷漠還隱藏在我們的生活中，在過節這樣的細節里，在西安發生的燒車事件，北航教授打老人事件的現實中。這些，一旦進入政治運動，有了契機，后果是怎樣的呢？

如今，我們要把我們民族中的不自信挖出來，拋棄掉，要建立自信，有大國情懷。對世界好的東西，可以拿過來，融進自己的文化。對我們傳統文化的精華，要建設好。就像一個人站立，要有重力，站得住，但不要背的包袱過重，壓垮了自己。也不能失去自我，漂浮于空中。

“博愛”并不是西方所獨有，是人類共同的情懷。不論什么類型的社會，只要是穩定的發展，都需要博愛。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是孔子的“大道”，是“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論語》中對“仁”最簡單的解釋：“樊遲問仁，子曰:‘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