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文本（左）與“書蟲”的語言對照

80后姑娘李雷婷有一個雙胞胎妹妹，給自己起了一個英文名安妮（Anne）。上中學時，她和妹妹經常省下早飯錢，去買一本本綠色封面的小書，安妮的名字就來源于其中一本《紅頭發安妮》。“從1997年開始讀，那時只認識一點點英語單詞，卻發現能讀世界名著！買了好多本，《傲慢與偏見》《歌劇魅影》《月亮與六便士》……”

不知廣大80后90后是否回憶起了自己的中學時代？這套來自遙遠的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書蟲”系列，自1997年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以下簡稱“外研社”）引入中國，長期低調地占據“老師、家長、孩子都愿意買”的課外書排行榜前列。

“4·23世界讀書日”之際，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了“書蟲”系列的首任編輯詹妮弗·芭斯特，她回憶，“書蟲”首批12本在1988~1989年出版，30年過去了，系列圖書的數量超過200本。

芭斯特說：“1988年，在牛津大學出版社擔任編輯的瑪麗·麥金托什認為，有必要出版一套全新的分級讀物，不論是設計還是內容，看上去都要像‘真正的’圖書，而不是學校用書。于是，她與學者特麗西婭·赫奇合作推出了‘書蟲’系列語言大綱，在精心考慮的分級方案中，編寫出讀起來非常自然的文本。”

系列叢書的名稱也經過了多番討論。“bookworm”（即書蟲）的本意是“鉆木甲蟲的幼蟲”，非正式意思是“喜愛閱讀的人”。“你猜，人們首先會想到哪個意思呢？”芭斯特笑著說，“最終，‘書蟲’這個名字被選中，因為它更有趣、更迷人。”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逐漸興起了英語學習的熱潮，然而當時適合我國讀者的英語讀物極為短缺，英語分級讀物更是空白，正好，“書蟲”來了。

外研社綜合英語事業部總經理姚虹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當時外研社已經與牛津大學出版社合作，引入了《牛津雙解初級英語學習詞典》等英語學習工具書。雙方溝通后認為，‘書蟲’系列分級讀物分級科學、語言經典、主題豐富，非常適合中國讀者的需求。”于是，1996年，外研社決定引進“書蟲”系列；1997年，第一批50本“牛津·書蟲英漢雙語分級讀物”正式出版。

第一批來到中國的“書蟲”共6個級別、50本讀物，大多是西方經典簡寫本，包括《簡·愛》《雙城記》《傲慢與偏見》等文學名著，《弗蘭肯斯坦》等科幻名著，還有《威廉·莎士比亞》等名人傳記。

李雷婷記得，當時在書店里無意發現“書蟲”，如獲至寶——不用翻又厚又晦澀的書，就可以看完一本世界名著——還是英文的，感覺自己“學富五車”。盡管后來，她幾乎再沒有讀過英文小說，除了《紅頭發安妮》和《簡·愛》的原著，“因為有一種情結”。時隔多年，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還對當時那本書的紙張記憶深刻，“有一點皺皺的，沒那么光滑，有點偏黃……”

盡管家長和老師大都是抱著讓孩子好好學英語的初衷推薦“書蟲”的，但名著之所以是名著，一定有其神奇的魅力，超越時間、空間，以及語言。有多少人是通過“書蟲”打開了世界文學名著的瑰麗寶庫的——感謝外研社在引進這套書時配了中文譯文。

姚虹說，為了保證系列讀物同時推出，當時外研社一共找了48位譯者。因為“書蟲”是以語言和文化學習為目的的雙語讀物，翻譯自由度有一定限制，不能根據譯者個人語言風格隨意調整，譯者只能“戴著鐐銬跳舞”。

外研社在頁面設計上，特別選擇了左右頁中英文對照的形式，這給編輯增加了編校難度，但從后期讀者反饋來看，這一努力非常有價值。有不少性急的讀者紛紛表示，當時著急知道結尾，忍不住就先翻中文，再慢慢看英文。

大學學了古代文學專業的樂琪，是“書蟲”的真愛粉，買了幾十本，“媽媽對我寄予厚望，但其實我看中文比較多。對很多孩子來說，這就是歐美文學的啟蒙”。

28歲的山東姑娘小奕從初中開始讀“書蟲”，最初的目的也是“提高英語成績”，但最終的結果是“提高了語文成績”。“當時看完了《呼嘯山莊》的書蟲簡版，覺得不過癮，就去買了中文全版，每天睡前能看好久。”小奕說，“作為山東的考生，難得有課外讀物是可以看了過癮，又在家長和老師眼中是對學習有幫助的。‘書蟲’就是中學時代的寶貝！”

“書蟲”系列分入門級和1~6級，共7個級別，不同英語程度的學生，總能找到適合自己閱讀的那一本。不過，把大作家的名著變成只有幾百詞匯量的孩子就能閱讀的文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牛津大學出版社產品經理應蓓華介紹，“書蟲”系列的編輯均為母語編輯，且都十分資深；電影、傳記等不同類別的主編，也都是各方面的專家。

“‘書蟲’的作者都是杰出的故事大王。他們熟悉每個級別的詞頭詞（詞典中有釋義的單詞，英語學習每個階段的學生都應該學會這一級別的詞頭詞——記者注）、語法大綱，即使在入門級，都能夠用樸實的英語單詞和精煉的語法，表達出豐富的故事情節。” 應蓓華說。

芭斯特強調，重寫經典小說并不僅是簡化語言和縮短長度。“成功的改寫，首先要遵守的原則，就是符合原著中作者的原意。所以，必須詳細分析原著，包括其敘事結構、人物描寫、修辭格……之后，改寫者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敘事結構，遵守‘書蟲’系列各個分級類別的用詞原則，根據原著的核心精神，創建全新的文本。”

芭斯特坦言，在改寫的過程中，難免丟失一些細節，比如，勃朗特小說中對風景的詩意描述、狄更斯小說中的一些小人物，“但‘書蟲’一直致力于忠實原著的精髓”。

芭斯特一干就是25年，直到2014年才退休，保證了“書蟲”系列編輯的連續性，接替她的是現任編輯雷切爾·布萊登。

布萊登也表示：“我們從不增添或修改故事，但會縮短。在改寫像狄更斯的《小杜麗》這樣有很多故事情節交織的小說時，我們在不影響故事完整性的情況下，可以省略一些內容。”

就這樣，這只從英國牛津大學來的“書蟲”，牽著中國孩子懵懂的手，一步一步踏入世界文學名著的殿堂。如今，“書蟲”30歲了，來到中國也20年了，在中國累計出版191本，銷量超過1億冊。

80后、90后也長大了，小奕的先生已經把“家藏”的幾十本“書蟲”都從山東千里迢迢運到北京，打算給未來的孩子啟蒙用，“這里的故事不會隨時間而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