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從《李氏家族》開始，你的長篇小說大多是表現鄉村與農民題材的。你這次創作的《等等靈魂》卻以都市商戰為背景，與前幾部小說比較，這部小說有什么異同？在題材和人物刻畫上，有什么新的追求？

李佩甫：許多年來，在我的創作意識里是沒有題材概念的，我只是在回憶中寫作，在寫作中回憶。這是一個緩慢的認知過程，不是要翻題材的“山”，而是在掘生活的“井”。平原，我是指記憶中的“平原”，一直是我創作中需要一次次重新認知的“大地”，是我創作的源泉。“平原”是我在心中劃出的一塊“寶地”，并非特指鄉村。當然，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鄉村是記憶的根，我也一樣。可我畢竟出生在城市，五十年來，大多時間也生活在城市，人的精神變化是隨著時代重心的轉移而變化的，我的記憶也在發生著變化。在近二十年的時間里，我先后研究了上百個商海中成功與失敗的案例，見識了形形色色的各種人物。在商業大潮的沖擊下，金錢已成了壓在人們頭的上一座大山，一個“賣”字，象濺著火星的烙鐵一樣燙在人們的心上。如今，各種各樣的“叫賣聲”已響徹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人心在燒紅的烙鐵上舞蹈……這部長篇，對于我來說，只是在精神“平原”上另開了一個“窗口”而已。

記者：你以往的作品，對官場、對農村政權的陰暗面大多持批判態度，主要人物多是灰色的或多色調的。在這部長篇里，你實現了從“官場”到“商場”的成功轉型，在小說中塑造了任秋風這樣一個商人形象。這其中寄寓著什么理想和思考？

李佩甫：從文學意義上說，我所關注的，并不僅僅是“批判”，而是另外兩個字：“豐富”。社會生活的豐富，人的內心世界的豐富，不是一個簡單的“好”和“壞”的問題，是精神指向的多元。在“大地”之上，人，做為一種“植物”，我關注的是一種生命的過程，是“植物”生長中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比如“樹”的長勢和紋理，在一定的氣候和土壤之中，它的生長狀態等等。對于任秋風這個人物，我突出的是一個“變”字，這是一個變化中的人物，是一個本意要走向偉大和崇高的人，在金錢的壓迫和冶煉中一步步“投降”的過程，那“白旗”是怎樣一點點舉起來的。有很多個夜晚，我的確是在這個城市里走來走去，像一個游魂。我看著燈下的臉，我一直在閱讀人的“臉”，期望著能破譯出一點什么來。對城市，我已讀了很多年了，這算是我的一個讀本吧。

記者：小說描述了任秋風和上官云霓、江雪、陶小桃、苗青青幾個女人之間的情感，這些人物在特殊的際遇中，從性格到命運都發生了許多不可控制的變化。你將悲憫的情感更多地藏掖在暴力化的災難場景之中，使親情之愛、人道關懷等更多地成為苦難的支撐點，成為反人性的歷史境遇中一種奇特的救贖力量，從而使故事在人性的揭示上變得非常開闊，也非常豐富。所以，《等等靈魂》給我的感覺是，你試圖在重構一種具有中國經驗的、比自己以往的小說更具歷史豐富性的“敘事”。你是否有這方面的考慮？

李佩甫：生活是很復雜的。比如，單一的年代，我們渴望多元；多元的年代，我們渴望純粹。可單一了，自然會走向純粹，但同時也會導致極端；多元了，自然會走向豐富，但同時也帶來了混亂。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征。我寫了這個時代的四個女性，這是在鋼筋水泥的叢林中生長的四個都市女性。她們是多么美麗，多么敏感，又是多么柔弱！寫這四個弄潮兒，對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這四個都市女性一旦出現在紙面上，就已經不歸我控制了，她們各自走各自的路，各自有各自的方向和目標……我眼看著她們在情感生活里越走越遠，而無能為力。這是我無法控制的。所以，我只有任她們按自己的軌跡行走，是她們自己在講述各自的情感故事。這部長篇是貼著生活走的，我不想進入荒誕。

記者：你十分注意小說語言的提煉，從中篇小說《紅螞蚱、綠螞蚱》開始，就形成了自己清新蘊藉、耐人咀嚼的語言風格。在《等等靈魂》這部小說中，我注意到你的語言更加圓熟、具有詩性的張力。音樂般的節奏，詩歌般的句式，細致入微的描繪，為人們營造了一個可感可觸的藝術氛圍。你為什么要使用這種美的語言？你刻意追求這種對比強烈的語言效果的目的是什么？

李佩甫：在某種意義上說，語言就是思維，形式就是內容。時代就像是一艘顛簸的船，在一片嘈雜聲中，在一片暈眩里，在波及每一個人的“買”與“賣”的漩渦中，在靈與肉的切片一張張掛出去之后，我已顧不得語言的問題了，我只是跟著走。當然，有時候也停下來，把筆尖磨一磨，使它更鋒利些。但是，坦白地說，在這部長篇的表達里，我幾乎已忘記了語言。

記者：小說最具震撼力的是對細節的精心處理。譬如在敘述任秋風轉業回來看見妻子和別的男人上床時，任秋風的冷靜，尖銳，慘烈；而在敘述任秋風的第二任妻子上官云霓面對任秋風情感變化之后的一系列表現，以及上官云霓和陶小桃之間的友情等，則呈現出《城的燈》之后所恪守的溫情化特征，親切，溫馨，堅韌。這兩種不同敘事策略的相互整合和統一，使小說在表現場景和人性面貌的復雜性上，具有一種異常靈活的審美效果。對于這種細節的處理方式，你是否有著特殊的理解和思考？

李佩甫：是的，自寫了《城的燈》之后，我對生活的視角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也許是看的多了，這里邊自然就多了些包容和理解，多了些暖意和溫潤。已到了這樣一個時代了，所有的細節都具有這個時代的特征。說來，我的寫作環境也很特別，我住在動物園附近，每天每天，我都聽見狼在哭，象也在哭……我想表現的是人在瘋狂之中的靜態，人在潮水中的掙扎與呼喊。在一個多元的時代里，人們正在經受的、或者叫享受著一種新的病癥。這是人們從物質匱乏中走出之后，第一次享受高級動物（人）才能享有的精神疾病——來自靈魂的“SARS”。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部病相報告。

記者：魯迅先生說，所謂的悲劇就是把美的東西毀給人看。從這點出發，我在讀到《等等靈魂》中的某個情節時會忍不住地憤怒和悲傷。隨著事業漸抵巔峰，任秋風盲目拓展，要建一座全球最高、象征著“金色陽光”巍巍大業的摩天大廈，但大廈在打地基的時候卻遇到地下暗河，由此激發了各種矛盾，導致資金鏈的斷裂，“第一商業帝國”全面崩塌，跟隨任秋風創業的“商學院三枝花”亦分道揚鑣……這其中寄寓著什么樣的理想和思考？

李佩甫：在我們的生活里，幾乎每天都在上演著各種各樣的悲喜劇……這里所寫的是一部精神成長史，也是四個都市女性的情感史，是四位都市女性在情與欲、愛與恨的裂變中的精神成長歷程。四位都是知識女性，也許在生活里失去了什么，但她們的精神在一天天強大，都各自在尋找或者已經找到了療救的方法……對一個時代來說，過程是不可超越的。社會也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時代在一天天進步，所以，這里有悲有喜，是悲喜劇。

記者：你為什么將這部長篇的題目定為《等等靈魂》？通過這個題目，你想表達什么意思？

李佩甫：對于題目，我考慮了很久很久，大約一直到完稿時，仍在猶豫。也許，還有別的更合適的名字。可后來，我還是借用了印第安人的一句話：別走太快，等一等靈魂。雖然用這樣一個名字略顯突兀，可我期望著這是一部反省書。同時，在文學意義上，給這個時代提一個醒，也是給自己提個醒：等等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