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溶溶

他翻譯了《安徒生童話全集》《木偶奇遇記》《夏洛的網》等300余種外國童話、創作了膾炙人口的《“沒頭腦”和“不高興”》等中國經典兒童文學作品，他就是95歲的兒童文學作家、翻譯家任溶溶。這位陪伴了一代代孩子成長的“老頑童”至今仍筆耕不輟，為讀者陸續寫著他望古懷今的短章。今天小編為大家帶來這組任溶溶先生的近期新作，在近乎白描的文字中，他的記述不僅是朋友間情誼的留證，更形成了一系列逐漸展開的中國現當代兒童文學作家人物記。

——小編

讀唐詩，每讀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就感動。詩云：“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我同情陳子昂，同時又為自己感到慶幸，因為我能前見古人，后見來者。

大文學界不說，就說兒童文學界，我前得見葉圣陶、冰心、陳伯吹、何公超、賀宜、蘇蘇(鐘望陽)諸前輩，后得見同輩和年輕作家一大群，數不勝數。豈不快哉！

我要繼承前輩，與平輩和后人一起，為繁榮兒童文學而努力寫作，奮斗一生。

陳伯吹先生

去年是陳伯吹先生110年誕辰。他老人家把一生奉獻給中國的兒童文學事業，不但寫了作品，而且培養了不少后進者，我就是其中一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陳伯吹先生等創建了上海兒童文學聯誼會，我參加了。我經常和陳伯吹先生一起去作協開會，開完會我總設法請他老人家吃頓飯。可有一次在沙利文吃西餐，碰到陳伯吹先生的幾個學生，他們給我們結了賬，這一回可是我叨了陳伯吹先生的光。

對了，陳伯吹先生不僅是兒童文學作家，還是我們大夏大學的教授，我妻子就是他的學生。

陳伯吹先生當時在中華書局負責兒童讀物出版工作，出版了我譯的楚科夫斯基兒童詩《洗呀洗干凈》《臟老太婆的煩惱》。他很希望我進中華書局，可是我愛自由自在，沒有去。1952年底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成立，我進去了，陳伯吹先生是我們的副社長。后來他去了北京，他的公子是北京大學校長，他去兒子那里住了一陣，不過后來又回到了上海。

陳伯吹先生對年青作家關懷備至，每信必復，也就在一次寄信時在郵局摔了一跤，自此就沒好起來。

我是陳伯吹先生培養起來的后輩，一定要學習陳伯吹先生那種把一生奉獻給兒童文學的精神，努力為中國的兒童文學事業工作。

何公超同志（圖右）

2016年是兒童文學老作家何公超同志(1905—1986)去世三十周年。他是我的老領導，曾任少年兒童出版社編輯部副主任，我負責的譯文科，就是由他領導的。

何公超同志是中共老黨員，早年曾與張太雷、瞿秋白一起編過報刊，參加過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后來蔣介石搞政變，何公超同志與黨失去聯系，后從事兒童報刊工作，成為兒童文學作家。因為他是早年的黨員，北京召開黨的會議，也請他去參加。有時宣傳部長來少兒社，總問候何公超同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何公超同志與陳伯吹同志等成立兒童文學聯誼會，做團結上海兒童文學作家的工作。后來他一直擔任作協兒童文學組的組長，作出許多貢獻。

我和何公超同志工作關系密切，多次陪同他到嘉興、杭州了解兒童書刊情況。在嘉興他聽說我會劃船，還一定要租只船叫我劃，他學劃。

何公超同志管譯文科，對稿件要求是很嚴格的。有一次譯文科一位年輕女同志因為稿子上有錯別字，被何公超同志嚴厲批評了一通，她回編輯室大哭。我只好去跟何公超同志說，年輕同志中文比較嫩，只好慢慢指導，不能操之過急。何公超同志點頭同意。

何公超同志在1949年前寫了好多篇童話，痛斥蔣介石政權，影響很大，但后來他沒寫什么作品，而著重在編輯工作。

何公超同志是一位好領導，他認真和負責的精神，令人敬佩。

任大星同志

照習慣想給老友任大星同志通個電話，已經想象出他接電話時的音容笑貌，可一下子想起，他已故世，不禁愴然。

我與任大星同志認識，已經六十多年。少年兒童出版社成立時，1953年初我便看著他進社。后來我進了譯文出版社，才和他分開。

我如今回想起來，覺得任大星同志真可以稱為一位風流才子。

首先，他舞跳得呱呱叫。我這個人笨，就不會跳舞。后來有過一陣跳舞熱。我在少兒社工作，少兒社就組織大家跳舞，讓會跳舞的教不會跳舞的。我也被教跳舞，可是走了幾步，只覺得太乏味，就溜走了。其實我妻子、岳母都會跳舞，我的小姨子甚至在舞廳表演過交誼舞，可是我就是與跳舞無緣，而任大星同志舞跳得好極了，是有名的。

其次，任大星同志對愛情小說情有獨鐘。他當然是杰出的兒童文學作家，貢獻了幾本為小朋友歡迎的兒童文學名著，但他又是一位愛情小說作家。我多次跟他聊天，知道他讀了許多外國文學名著，特別喜歡川端康成、梅里美等的小說。一談到愛情小說，他就眉飛色舞。他愛護真摯的愛情，寫了不少愛情小說。我認為，不要只把他看作兒童文學作家，還要把他看成愛情小說作家。

總之，任大星同志為人老老實實，但他是位十足的風流才子。我覺得這樣稱呼他錯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