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院線熱映的印度電影《起跑線》在社交媒體與網絡輿論上都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喜劇基調使全片笑料頻出、諧趣橫生，片中印度夫婦為孩子進入名校而絞盡腦汁、煞費苦心，大多數觀眾因看到他們與當下中國父母（尤其是居住在一線大城市的父母）育兒心理的高度一致性而感到興奮。我國中等收入群體中為人父母者，也在這部影片中找到了“國際盟友” 。

“教育淪為生意”僅僅是個切入點

誠然，“起跑線”這一頗具誤導性的片名，確令不少人將關注點自然而然放在了“不能讓孩子輸在人生起跑線上”的顯在主題上，進而把“可憐天下父母心”當作觀后唯一的嘆惋。然而，影片中印度中產階級夫婦這種心態的形成，實際上與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相應心態之間大相徑庭。因為基于下一代的未來規劃，影片中這對印度夫婦在階級流動與對話上所作的種種努力，既關乎資本累積的多寡，更是基于其傳統種姓階級與近代殖民經驗之上。這三種涵義之間相互纏絡所造成的矛盾，才是影片意圖揭露與批判的印度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所謂“教育淪為生意”僅僅是個切入點。

《起跑線》希望傳達的是，財富與資本的積累并非上升成為名流的唯一要件。在影片前半部分，為了女兒進入知名私立學校，主人公拉吉與米塔夫婦搬家住進高檔社區，在豪宅中召集鄰里舉辦酒會，拉吉因跳起有舊街區風格的舞蹈而惹怒米塔，使米塔拉斷電閘中止了舞蹈。為了使女兒皮婭將來能融入這種充滿偽善的“上流社會” ，夫妻倆雖欲花重金購買奢侈品，渾身珠光寶氣去參加學校面試，但所謂“真正的有錢人是低調的” ，宣示著即便他們身價不菲，與身份上的上層人士仍有差距。

這一階級流動的阻隔存在于各個層級之中，由底層向中層的上升困境在拉吉的貧民朋友希亞姆身上體現得更為顯著。雖然在一段拉吉與希亞姆兩家人其樂融融的音樂橋段中歌詞呼吁著“貧窮的人們，內心喜悅而充實” ，卻無法消弭希亞姆甘心殞身不恤為皮婭學費“碰瓷”而突出的悲愴感。而且，在劇情急轉直下，貧窮身份成為了入學的“資本” ，拉吉與米塔一邊偽裝成窮人，一邊忙于向社交媒體上傳篡改的海外旅行照片之時，他們卻未曾真正為此放棄既得利益。

在入學選拔中，希亞姆的孩子不出意料地落選，他在得知拉吉一家假扮窮人最終獲取入學資格的真相后決定前往校長室舉報拉吉，但卻因被可愛的皮婭“治愈”而放棄了，他的臺詞“窮人沒有資格大喜大悲” ，恰是以宿命論的方式屈服于這個階級流動的阻力。

揭露中產階級幻象與種姓制度遺留

如果說窮人成為中產的阻力尚容易理解，那么阻擋中產成為名流的動力又是什么呢？那就是種姓制度的殘余影響。在片中，這種影響的殘余被希亞姆一語道破：“我有名字，但他們從來不稱呼我的名字，有等級的人才有名字。像我們，肚子大的就叫胖子、個子高的就叫竹竿……”種姓階層的差異使得在更高等級的人看來不屑一顧的拉吉夫婦，舉手投足中顯示出的“高貴”與“含蓄”卻屢屢為貧民感到訝異。

顯然，拉吉與米塔的身份對應了歷史上長期從商的吠舍階級，而希亞姆等貧民窟的居民則是首陀羅或旃陀羅，而且吠舍無論何等墮落，都不可能淪為真正的首陀羅。又如，米塔接水時對另一個首陀羅女人惡語相加獲得了用水的權利，但以同樣的方法對待為政府工作、發放配給的剎帝利時卻被粗暴地拒之門外。希亞姆天真地以為他們能夠成為真正的首陀羅并與之聯盟，然而真正讓希亞姆的孩子失去入學機會的恰恰就是這些假裝破產的吠舍。

希亞姆的孩子失去入學資格的段落，成為整部影片的分界線：這一段落之前導演不加掩飾地對印度社會中產階級幻象與種姓制度遺留進行了徹底的揭露與抨擊，卻未在影片中提前預留足夠的思想空間來解決這一問題，亦即這種針對資本占有與階級固化的批判意識缺少建設性的另一側面。這個段落之后，拉吉為公立學校提供捐贈、自我舉報等換取心靈慰藉與救贖等行為，都成為維持影片喜劇向上基調的想象性、粉飾性解決方案。

這個方案在最后的匯報表演中被推向了極致。喧鬧聲中，來自公立學校的貧民的孩子們使用掃帚、油漆桶、輪胎等象征階級身份的勞動工具作為樂器，在私立學校的舞臺上一展風采，臺下的家長觀眾卻無人能夠準確辨識反而抱以喝彩。

像棱鏡一樣折射社會中的諸多潛在矛盾

近代印度的殖民經驗致使其社會階級除了受到資本與種姓的規制之外，還受到宗主國語言與政治共變關系的影響。影片中，英語成為中低階級向上晉升、權貴階級炫耀身份的利器，是人們權力意志的體現。希亞姆因兒子學會朗讀英語課文喜極而泣，拉吉與米塔也為了給皮婭準備英文簡歷而搜索枯腸。

而且，不同層級的人們面對英語也有不同反應，皮婭因為使用印地語而失去了堅持說英語的朋友，而生活在貧民窟的首陀羅們，則因為聽到米塔口中迸出零星的英語單詞而感到不知所措。雖然印度已脫離英國殖民統治70余年，英語似乎已可以被單純看作印度社會象征某個階級身份的工具性語言，但是這種“盎格魯風”挾帶的殖民宗主國陰云仍然揮之不去，這朵陰云所降下的巨雷，正是劈裂印度社會民意、導致階級分化的潛在原因。在最后演講的場景中，拉吉抱怨說“英語就是印度，而印度就是英語” ，印度國家與印地語的主體性也正在被英語牽制與耗散。

除此之外， 《起跑線》規避了近年來許多印度電影所熱衷于探討的性別歧視問題，無論是《摔跤吧！爸爸》還是《神秘巨星》都將社會與家庭內部突出的性別歧視問題當作最基本的情節推動力與預設環境。試看《起跑線》中拉吉對米塔百依百順、言聽計從，反觀《神秘巨星》中的丈夫動輒對妻子施以暴力，乍看之下似乎很難想象同一種社會文化會培育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家庭倫理。 《起跑線》對印度社會中廣泛存在的歧視女性現象“置若罔聞” ，實際上恰恰是利用了女性性別上的“天性” ——照顧孩子，并以此來使米塔在安排皮婭入學的諸事上獲得絕對的話語權。但恰是這樣的安排，說明了將妻子米塔的地位抬升至丈夫之上不過是影片的策略性、裝飾性的修辭。

不管怎么說， 《起跑線》這部影片以批判印度教育制度的顯在主題，像棱鏡一樣折射了存在于這個社會中的諸多潛在矛盾，就像前不久在國內上映的《小蘿莉的猴神大叔》瞄準印巴關系、種姓制度以及宗教沖突進行揭露，卻以溫暖、煽情與信仰作為其主題外衣，二者都采用了這種不至于打破影片情緒基調的批判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然而， 《起跑線》的特點在于將主題放置于更具有普遍意義的教育問題之上，這樣更有利于其在海外傳播中獲得優勢地位。總之，這部影片無論是其貼合社會現實的取材，抑或是具有深度與多維度的民族倫理價值思考，都是值得中國電影借鑒與學習的。